回复：介绍一个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

农民协会成立后，郑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科技中心交给了协会。
那时候，她的科技中心用农民参股合作的方式办得非常红火，办成了覆盖三十五个村的五个科技连锁店，还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回乡工作，不仅销售农药化肥，还能提供科技服务和技术支持，都是名符其实的农村科技服务中心。
郑冰要将连锁店交公，一开始协会的负责人都不同意，科技中心是郑冰在工商局正式注册的，是他们夫妇自家的产业，一步步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到现在郑冰还在用自己的钱为当初村里养鸡还贷款，如果把连锁店交出来，她还款的钱哪里来？
但郑冰是这样分析的：“连锁店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在操作，其实真正的收益来自于我们协会的无形资产。”科技中心连锁店交到农民协会，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经理，由协会一位副会长监管。
其实，将科技中心交到农民协会，郑冰还有更深一层想法。
她曾就协会资金来源和运行方式请教过许多专家，也接触过一些NGO机构，得知有些机构靠申请外部基金运作，有的靠自己养活自己，她觉得靠外部资金运作，只要资金一抽走就停止不前了，没有独立的生命力。
她希望能够用科技连锁店的收入来支撑协会开支，通过协会内部利益相互借用和再分配，实现协会自偿。

一句话引发的改变





2004年初，北京几位记者来采访，临走对郑冰说：“你们的文化活动虽好，可村子里的土路太难走，到处都是垃圾，太脏了。”
这句话让郑冰想了很多，寨子村是个老村，几十年没有修过路，大小十三条巷道没有一条好走的，外村都管这叫“猪圈巷”，她召集大家开会：“北京来的记者笑话咱们了，咱们能不能把路修一修、把垃圾清理掉呢？”
郑冰布置了一个辩论题《在农村，是多挣钱重要还是环境卫生重要》，辩来辩去，挣钱当然重要，如果环境卫生不好，垃圾遍地、蚊虫满天，传染病多，人一生病，影响挣钱不说，还要赔钱呢。

郑冰又和大伙算了一笔账，在村子里修砂石路需要十三万块钱，村里拿不出这钱笔，如果全村213户每家都把门那一段自己负担，只需六万块，如果大家都出义务工修路又可以省下三万多，剩下的三万多块，农民协会就修得起了。
因为农村协会已经扩展到三十五个村，不可能专为一个村办修路的事，就又在寨子村选出了一个二十人的村建理事会。
如今的寨子村不光修了路，每条路都建了垃圾箱，定时清运，理事会半个月检查一次，还给每条巷都起了好听的名字，迎宾巷、幸福巷、吉祥巷、顺风巷等等，每家每户都编了号，整个村特规范。
外村的人到了寨子村都无比羡慕，连说人家文明村就是干净，寨子村的人到了外村就受不了，连说外村太脏了。
郑冰又有了新的想法：我们能不能把协会所在的村子都治理一遍呢？

“一句话”，往往成了改变郑冰、改变寨子村生活的契机。
1997年买农药的农民一句不满的话，让她开始了科技培训；
村里男人一句赞扬的话，明确了改善农村女性文化生活的目标；
邻村姐妹一句羡慕的话，让她把新的活法带给了上千姐妹；
北京记者一句批评的话，改变了村里人世世代代的生活面貌……这样的一句话，在郑冰的生活里还有很多很多。
平时城里人来寨子村串亲戚，爱带几个村里人自家蒸的馍：“什么也不希罕，就是希罕这里的馍，不用酵母粉，吃到嘴里有股子面香味儿。”
听了这话郑冰组织村里的妇女蒸了馍拿到城里，送给大家品尝，寨子村的手工馍很快就受到了城里人的欢迎，就这样，十户人家办起了蒸馍作坊。

郑冰组织大家学习什么是WTO，有人说：“这事儿太远了，跟我们寨子村的人没有关系。”
郑冰说怎么没有关系？
谁都知道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非常有市场，这个“传统文化”听着是个大词，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寨子村座落黄河岸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刺绣、缝纫，是村子里的姐妹们人人都会做的手工艺，其实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
村里27名妇女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手工艺厂，棉被、床单、土布，分散操作，集中展示、推广，越办越红火。

涂料厂像协会的其它分支机构一样，独立运作，作为农民协会的会长，郑冰一天忙到晚，从不插手厂子里的具体事务。
后来有一阵涂料厂遇到内部管理的问题，整个就吵翻了，都找到了郑冰这里。郑冰了解了几方的意见，当天傍晚请所有人都到自己家里吃饭。
郑冰的家是所三百多平方的大房子，同时还是农民协会的办公室和文娱活动卡拉OK室，那天郑冰在家摆了四桌酒席，大家到了先吃先喝，然后再坐下来谈事情。
因为刚刚吃过喝过，又是在别人家里，不可能吵起来，很快搞清楚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几十个人带着火来的，一团和气走了。
那顿酒席花了郑冰几百块钱，厂长说这是帮厂里解决了问题，这笔钱应该出在涂料厂的账上，郑冰不这么看，若是把账做到了厂里势必有后患。
厂长又说你花了这么多钱实在让人过意不去。
郑冰笑了：过意不去就好好干。

联合起来力量大







最初动员大家参加学习，郑冰建议用三年栽一棵知识树，三年过去了，学习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根本就没有人提学还是不学的问题，学习内容也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自娱自乐到经济政策、国际形式。
古老的乡村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们的观念在改变、境界在提升。

随着郑冰和“国内第一个农民协会”声名鹊起，他们和新闻界、学术界、企业界发生着越来越多的联系。
郑冰曾经与一位企业家探讨农民与企业的合作问题。
企业家认为农村这盘棋全靠企业带，但郑冰不这么看。
企业家说：“农民与企业资本合作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我们八年间投资3000万建设了2000亩生态园，改变了农民的生活。”
郑冰说：“拥有3000万资金的企业对任何农户都是大吃小，不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我们分散的农民仰赖企业的投资就只能是企业手中的一粒棋子，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那片土地上的农民只能在为企业谋利的同时附带得到一点改善。”
企业家问郑冰：“在当今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拒绝合作，你们就不与企业合作了吗？”“
合作是必须的，是我们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我们有过深痛的教训，分散的农民和企业之间无法进行真正平等的合作。
农民和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有平等的合作？
必须要有一种对等的地位。
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对等的地位？
这种地位企业不可能给我们，只有我们农民自己创造。
我们农民协会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已经做了八年尝试，论投资，我们八年只有十几万，与企业无法相比，但是，在这八年间，我们农民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改变了观念之后，我们将由一个个分散的个体形成真正的合作，三千会员的三万亩土地将是一份巨大的资源。”

她是这样说的，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农民协会是农民的协会，农民的本份就是种田，如何让土地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是问题的根本。
最出色的种田能手一亩地收入能达到三千元，但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只有千元左右，协会三万多亩土地就有几千万的收入差异，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种田的收入呢？
农民协会与西北农大小麦研究所合作，引进良种良法，种了380亩试验田，统一农技指导和田间管理。
由于品种出色、管理得法，取得了较好的收益，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本来，协会在专家指导下，统一了用药种类、用量和施用时间，但有人觉得别人都打了治蚜虫的药，自己的地里不会有事，就把药藏起来用到棉花地，结果，他地里的蚜虫不仅害了自己，还殃及邻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年，农民协会准备扩大规模，试验田发展到了1900亩，也改变了方法，把参与者的土地集中起来，交给大家选出的种田能手管理，年底分红，等于在用土地入股，从所有参与土地合作的174家农户中选出了38位代表成立了生态农业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
农民协会的目标是在试验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由种田能手来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用，把其他人分出来去搞经济。

2000年遭遇的三次挫折给郑冰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农户养鸡和收购芦笋虽然看上去是两码事，但归根结底说明了一个问题：农民的力量太微小了，根本没有和大资本对话的资格，农民要是没有一个利益共同体、要是不联合起来，只能提供低收入、低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没有出路。
农民协会虽然种出了可以用于加工方便面和饼干的优质小麦，但对于一个年产万吨的面粉加工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来说，不论是380亩还是1900亩都太少了，不具备对话的资格。
可是，如果将协会三万余亩土地都联合起来，又会怎样呢？
合作，让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我们可以把土地集中起来像工厂一样经营，交给种田能手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单位土地的收益，同时，合作使分散的农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不仅具备与厂家对话、争取更高收益的资格，还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进行深加工，在实现了一万亩土地的合作之后，就可以兴建自己的面粉加工厂和食品加工厂。

当然，在市场竞争日渐激烈的今天，在缺乏资金、缺少人才的农村，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太多，困难还有太多，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郑冰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探索之路，永济农民协会已经走上了这样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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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冰对谈 | 蒲韩乡村社区是怎么做起来的
闰土生生 ·
2019-01-07 ·
来源：我家农村的

　我倒是觉得很幸运能到这儿来交流。但是真是要讲，不知道该从哪儿讲。准确的说，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今年差一岁就50岁了，感觉在村里做合作社做到现在，应该是歪打正着。
1998年到现在18年时间可能就是一个很多歪打正着，反倒说是锻炼了自己。今天有大家面对面的机会，干脆就实话实说，说一下做过的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