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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拱《病榻遗言》的撰刻时间及其同张居正身后罹难的关系问题，赵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病榻遗言》的撰写时间。高拱这一遗著没有题记或序言，点明完稿成书时间，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争论空间。赵文认为，“《病榻遗言》是高新郑被驱逐政坛、回籍闲住期间所撰写的政治回忆录，以‘病榻遗言’名其书，又像是临终遗嘱”。²赵文把高拱这一遗著定性为“政治回忆录”是没有异议的，但把“病榻遗言”诠释为“临终遗嘱”则是望文生义的误读误解。“病榻遗言”不同于“临终遗嘱”:前者是指病中留下的言词，后者是指临死前嘱托后人留下的言词；“病榻”上的病人不一定就要“临终”,“遗言”也不都是“遗嘱”。高拱将死，卧于病榻，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绝不可能留下洋洋22000余言的“临终遗嘱”,并在其中包含着“政治权谋”,至死不忘报复政敌。
那么,高拱的《病榻遗言》撰写于何时呢?答案是万历元年初在他患病稍愈后不久。是年正月，王大臣闖宫案发，张居正、冯保怨高之恨未消，恐高复起，故借此案杀高。于是冯保派人教唆王大臣诬陷高拱主使行刺，张居正上疏追查“指使勾引之人”,'并派锦衣缇校赶赴新郑高家逮人。高拱闻之大惊，持鸠步庭自杀，仆人房尧第以手击鸠落地，跪曰：“公死，则天下后世此事将归于公矣，谁为公白者?”“由此，高拱“惊怖成疾”,“忧惧不已，遂成痼疾，驯至不起矣。”王世贞也说：“拱欲自经不得”,遂“以惊忧成疾，后稍愈，不复振。”‘经过王大臣之獄，使高拱深刻认识到，他那位自称“香火盟”的政治密友，心狠手辣，卖友求荣，不仅要夺他首辅之位，而且还要诛他九族，斩草除根。险邪忍狠，何其毒也。当他惊怖略定，病情稍愈之后，便毅然执笔写下这一回忆录，故而命名为《病榻遗言》。该书共4卷：卷1《顾命纪事》,卷1《矛盾原由上》,卷2《矛盾原由下》,卷4《毒害深谋》。最后一卷是记述王大臣一案的，不啻是这一遗著的题记或序言。这一遗著对隆庆六年上半年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过程、人物对话、场景细节回叙得详实清晰，充分说明作者当时头脑清醒，对往事记忆犹新，决非6年之后将死之时所谓“临终遗嘱”所能做到的。

万历元年初，高拱虽由王大臣案“惊怖成疾”,但稍愈之后，并未严重影响其著述活动。如元年撰成《病榻遗言》4卷，并整理成《边略》5卷；二年七月撰成《春秋正旨》1卷；三年五月撰成《问辨录》10卷；四年五月撰成《本语》6卷。四年下半年到五年末，他依据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又撰成《谗书》和《避谗录》,后失传。六年伊始，病情逐渐加重，抱疴不起，至七月初二日病故。这半年高拱再没有什么著述活动。

其二，《病榻遗言》的刊刻问世。赵文提出：该书刊刻“有极大的可能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这是从此时段内张冯遭难的“政治大背景下”加以论证的，但赵教授并没有举出任何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作为立论的支撑。这种建立在“可能”之上的推设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这一遗著何时刊刻问世呢?
万历三年六月至六年初，高拱亲自主持刊刻自己的著作，《问辨录》居首，包括13种著作，共42册，册中分卷。因为不是全部著作，无定书名，四库馆臣名之曰“初刻四十二册本”。“高拱生前编定的18种著作没有刊刻完，便病逝了，由此刊刻工作即告中断。高拱无儿无女，临终前夕才确定嗣继为其六弟拣之次子务观。”这时务观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学子，加之刚刚过继，对高拱著作及其家务还不甚了解。他不可能也无力承担起继续刊刻高拱著作的任务。这也是刊刻工作中断的重要原因。
高拱殁后24年，即万历三十年四月，神宗为高拱平反，赠太师，谥文襄，蔭一子尚宝司司丞。嗣子务观承荫。他赴任后，乃敢恳请江夏(武汉)人东宫讲官郭正域为其父撰写墓铭。墓铭写道：公素好读书，作《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
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官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集》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

郭氏所列书目，与初刻42册本的13种著作完全相同，都是《问辨录》居首，逆时序编订。唯一不同的是改“册”为“卷”(其中三种著作卷数有误)。这一书目不包括《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这就确证这两种著作在高拱殁后24年之间没有刊刻问世。

高务观承荫尚宝司丞之后，一方面恳请郭正域为其父撰写墓铭，另一方面即着手编纂刊刻《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5卷。刻印成书后，手持“兹编示刘子”,恳请时任顺天府尹刘日升撰序。序曰：“新郑高文襄捐馆二十五年矣，今上始追公秉揆忠劳，予一切特恩。令子符丞君辑，恭请部覆诸牍及蒙赐纶诰，汇成一编付梓。”'务观刻印此编时，又续刻了《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两种，同时发现《谗书》、《避谗录》等3种著作手稿已佚。
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高务观续刻《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两种著作，是作为“原本”保存的，故印数很少。长洲戚伯坚获得《病榻遗言》刻本，乘高拱平反之机，又予以翻刻，畅销一时，流传坊间。此前，务观决不会将其珍藏20多年的继父手稿交给戚伯坚去首次刊刻的。万历四十二年，马之骏兄弟刊刻《高文襄公集》是以高拱初刻本为底本，变42册为42卷，加上“长洲戚伯坚校”的《病榻遗言》2卷，即为现存包括14种著作在内共44卷的万历本。清康熙年间，高捷曾孙高有闻刊刻其叔祖《高文襄公文集》88卷包括15种著作的笼春堂本，是以高拱初刻本13种著作和务观续刻的两种著作作为“遵依原本”,并非以万历本为底本的。

其三，《病榻遗言》与张冯罹难毫无关系。上引史料和考证充分证明，高拱《病榻遗言》的刊刻问世是在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而张冯遭难则是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两者相距几近20年，前者刊刻问世怎会成为后者祸发罹难的“因素”呢?赵文为了论证张、冯等人的“倒台原因中包含着高新郑政治权谋的因素”这一预设的政治结论，便推想设定《病榻遗言》刊刻问世“有极大的可能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但是，在此期间，该书是谁刊刻的?底本(或底稿)来自谁手?他与高拱父子有何关系?刊刻的目的何在?对这些重要问题却只字未提，只是硬性锁定在此时段内。不难看出，这只是论者的主观臆断。这从赵文的行文中也可以得到说明：“有一点可肯定，或在高新郑病逝的万历六年之后，或在张居正病故的万历十年之后，有极大的可能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前文既说“有一点可肯定”,后文理应肯定在一点上，而不应说“或在”、“或在”和“可能在”;后文既说“或在”、“或在”和“可能在”3点上，前文就不能说“有一点可肯定”;最后说“有极大的可能在”,即使“可能”程度达到“极大”,仍是“可能”,而决不是“肯定”。赵文如此既“肯定”又“可能”的推测设定，其原因在于拿不出一条可资证实的史料作证据，其目的在于论证主观预设的结论—一张、冯等人倒台“包含着高新郑政治权谋的因素”。这种从设定的逻辑前提出发来论证主观预设的结论是不可取的。

其实，《病榻遗言》刊刻于张居正身后罹祸期间并成为发难的重要“因素”,此说并非赵教授的发明，而是史学家黄仁宇“催化剂”说的翻版。黄先生说：“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可见，赵教授的“因素”说其源盖出于此。不过，二说亦略有不同：前者是以张居正身后罹难、“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政治大背景”立论的；后者则是直接以《病榻遗言》的内容立论的。黄先生在概述此书所载王大臣案之后说：“皇帝听到这一故事”,⁴“他满腹狐疑，立即命令有关官员把审讯王大臣的档案送御前查阅。查阅并无结果。”“他一度下旨派员彻底追查全案，后来由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而中止。”这是偷梁换柱的诡辩。历史事实是：神宗追查王大臣一案起因于南京兵部郎中陈希美的奏疏。万历十一年二月，陈希美上疏，首论冯保于万历元年正月“乃潜引一男子王大臣，白昼挟刃，直至乾清宫门”行刺，“王大臣既已伏诛，而保系首祸之人，乃夤缘漏网”,因此“恳乞圣明，亟加诛戮。”¹本来万历十年十二月，御史李植论劾冯保十二大罪，神宗已有旨宽处。但两个月后，他又看到陈希美论劾冯保竞敢“潜引”犯人王大臣谋害自己，于是立即下令刑部查阅王大臣案。对此，《神宗实录》作了如实记载：“上览刑部录进王大臣招由。传旨：此事为何这每就了?查原问官与冯保质对。大学士张四维等言：事经十年，原问官厂即冯保，卫乃朱希孝。今罪犯已决，希孝又死。陈希美奏王大臣系冯保潜引，亦无的据。若复加根究，恐骇观听。上乃置不问。”张四维讲的一清二楚：神宗追查王大臣案起因于陈希美的奏疏。而黄先生硬把陈希美的奏疏说成是高拱的《病榻遗言》,硬把张四维换成申时行。如此偷换史实的硬伤，竟然出自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家名著,实在令人震惊和遗憾!

二
《病榻遗言》所述重大政治事件，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大的历史真实性，这些事件在《穆宗实录》中均有相应的简略记述，就是最明显最确凿的佐证。不过，两者记述的广度深度不同：前者繁、细、深，后者简、粗、浅；而且两者所持的政治观点和态度是互相对立的。只是由于前者是私人著述的野史，后者是官方钦定的国史，因此某些史家便以实录为坐标、尺度，来质疑、非议甚至全盘否定前者。赵文认为，《病榻遗言》的内容是“真假混杂”,“多有不实之词”,并列举4点“质疑”。其“质疑”符合史实吗?今择其要者辨证之。
其一，“执手告语即为顾命说质疑”的辨证。
赵文大段引述《病榻遗言》所载隆庆六年闰二月十二日的历史过程之后说：“这段文字很妙，高新郑用了8次‘执臣手’或‘执臣手不释’,突出了他与穆宗君臣相得深厚情谊，而将同样出身裕邸的张居正冷落在一旁。”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第一，当时阁臣只有二人，高为首辅，张为次辅。按照封建官场礼仪的惯例，穆宗只能执拱手告语，而不会撇开首辅而执次辅之手。第二，高、张的确都出身裕邸，但与穆宗情谊之深厚却不可同日而语。高侍裕邸9年，正是裕王身处逆境之时。高作为首席讲读官，周旋邸中，尽心竭力，百般调护，启王孝谨，王甚倚重之。当高升官告别时，“王赐金缯甚厚，哽咽不能别。公虽去讲幄，府中事无大小，必令中使往问。”⁵高与穆宗的深情厚谊是在共患难中建立起来的。而张侍裕邸2年有余，此时裕王虽无册封太子，但他身处逆境已完全解除。张与穆宗不曾有过共患难的经历。因此，无论从侍裕邸时间之长短，共患难之有无，他们君臣渊源之深、情谊之厚、信任之笃，张都不会超过高。据此可知，穆宗执拱手告语是合情合礼、顺理成章的事情。穆宗亲执拱手告语，不仅是高拱自述，而且还有旁证。时人王世贞言：“上一日甫视朝，忽驰而下，且踬于陛间。第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语且不了了，居正与拱趋而掖之起，还宫，即不豫者月余矣。群臣诣阙问安，而上方卧，蹶然兴肩舆至内阁，居正与拱惊出俯伏，上摘之起，而持拱臂仰天，气逆结，久之始云：‘祖宗法坏且尽，奈何?’亦复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宫门，始复谓‘第还阁，别有谕’。明日寂然。”'世贞所言与高拱自述稍异，但执拱手告语则是确定无疑的史实。至于穆宗对张是否“冷落在一旁”呢?那也未必。穆宗如果对张有意“冷落”,就不会一起召见高张二人。

赵文为张居正大鸣不平，说：“张江陵未被执手告语，始终被穆宗冷落在一旁。”对此，张江陵并不领情，也不认同。据查，张江陵在万历初期曾三次上疏回忆穆宗亲执其手告语：一次是万历五年八月上疏：“先帝不知臣不肖，临终亲握臣手，属以大事”;一次是同年十一月上疏：“又昔承先帝执手顾托”;另一次是六年四月上疏：“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可惜，三次先帝临终对张执手顾托，在张总裁的《穆宗实录》中不记载一笔。正史与野史亦无一字记载。看来，这才真正是子虚乌有的不实之词。惟一的旁证是其长子敬修为其父撰写的《行实》,言：“一日，先帝视朝，忽起走，语且啜。太师偕司礼监太监冯公扶持还宫。坐稍定，先帝召太师榻前，执太师手，属托甚至。太师饮泣不止。既出，遂触地号天，几不可生。”*这一旁证日月不清，矛盾重重，正史、野史亦无一字之证。
赵文引述《病榻遗言》“上付托之意，乃在执手告语之时，此乃顾命也”一句之后，接着说：“看来，早在穆宗病逝前的3个多月，朱载厘就已选定顾命大臣高新郑，而且是唯一的一名”,“这是大不合情理的。况在此3个多月的时间里，穆宗完全有机会单独召见首辅，给其留下手诏，以为凭证。空说‘执手告语’即为顾命，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这是断章取义的曲解。引语之下，还有“恸哉!至受顾命时，已不能言，无所告语矣”一句。上下两句联系起来理解，高拱强调“顾命”,是指当面告语之意。因为到五月二十五日，穆宗召见阁臣受顾命时，他已不能讲话，当面告语了。直到穆宗驾崩之后，高拱才意识到闰二月十二日执手告语也算是顾命。这是从当面告语的意义上说的。穆宗此次召见高、张二臣，当面告语对象理所当然包括高张二人。高把此次执手告语当作顾命，并没有把张排斥在外之意。这些都是礼仪和情理中事。穆宗当时也不会意识到3个月之后他会撤手人寰。因而所谓“单独召见”“留下手诏”云云，显系论者的无理想像和推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其二，“早知冯张结盟排己，不行奏罢，‘恐苦先皇心，故宁受吞噬’说质疑”的辨证。
隆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户科给事中曹大楚疏论高拱大不忠十事。二十七日，高拱上疏答辩求退，穆皇慰留，不允所辞；二十九日，再疏求退，上仍不允，乃出视事。四月初二日，穆皇认为“此曹朋谋诬陷，情罪可恶，宜重治如法。”于是调曹大楚乾州判官。在《病榻遗言》中，高拱回叙了曹大垫挑起事端的内幕以及处理的全过程。他根据当时穆皇病笃，内阁只有高张二人的情况，为了不苦圣心，不仅求去非宜，并约请科道言官不得上疏，扩大事态。这一息事宁人的作法是完全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不意赵文却质疑说：“按高新郑的性格，本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摆开队伍，与张冯决一死战。而他却秉持息事宁人之作法，不予深究，原因是‘上病甚’,‘当以君父为急’,这是言不由衷!”又说高为了“‘不苦圣心’,宁愿受害，宁愿蒙冤，而不肯拔剑一搏，更不准省台弹劾张江陵。这哪是快意恩仇的高新郑，分明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笔者以为，历史事件大都是由客观形势、当事者的主观思想以及对策措施等合力因素决定的。当事人的性格有时会起一些作用，但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高拱从维护大局出发，讲述自己的思想动机，说：“予自念曰：上病甚，我求去非宜。且屡言不止，徒苦圣怀，更非宜。吾今当以君父为急，乃何有于此辈哉，遂出视事。”“上病甚，若闻荆人害我事，必盛怒。兹时也，安可以怒圣怀?且他人事有阁臣处之，荆人害我，则何人为处?必上自处也。今水浆不入口而能处乎，安可以苦圣心?人臣杀身以成其君则为之，今宁吾受人害，事不得白，何足言者，而安可以戚吾君?”在这里，一个高层官僚忠君爱君的封建传统思想流于言表。在封建社会里，高层官僚自述其忠君爱君思想，难道是错误的吗?而赵文却无视这一忠君爱君的传统思想，而以其“快意恩仇”的性格推论高拱“以君父为急”是“言不由衷”;嘲讽他“不肯拔剑一搏”、“与张、冯决一死战”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人们不禁要问：高拱处事都是由其性格决定的吗?“快意恩仇”是高拱的唯一性格吗?历史事件难道都决定于当事者的性格吗?

高拱对曹大樊挑起的政治风波，没有放纵科道言官扩大事态，是无怨无悔的。他归籍后回忆说：“我彼时为先皇病笃，恐苦先皇心，故宁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先皇也。今吾顺以送先皇终，而曾未敢苦其心，则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有?”“赵文引过上述言论后说：从隆庆六年闰二月到六月十六日高拱被逐，“他完全可以面觐天颜，请剑尚方，置政敌于死地。可他始终以‘恐苦先皇心’为理由，不做大的举动，引颈受戮，‘宁受吞噬’。那么,我们便不能理解高新郑这位六旬开外的退休元辅，为何还要写下这篇充满玄机、遍布陷阱，可致政敌于死命的《病榻遗言》?”高拱作为此次政争的被逐者、失败者，既然当时不做大的举动，引颈受戮，那么事后就不能再写回忆录了吗?难道历史只能由胜利者撰写，失败者就不能回忆吗?如果要写，就是“政治权谋”,布满“玄机”、“陷阱”,“致政敌于死命”吗?非常遗憾的是，万历十年至十二年张冯遭难期间，《病榻遗言》并未刊刻问世。不知论者对其“玄机”“陷阱”作何解释?

其三，“冯张矫诏说献疑”的辨证。
关于冯张矫诏问题，赵文指斥《病榻遗言》所述“冯张的核心罪状是矫诏”,且“不止一次，而是两回”。既是“两度矫诏”,我们不妨分为两个方面辨证之。第一，先说三阁臣“同司礼监”同受顾命的矫诏。《病榻遗言》载：“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大渐，未申间有命召内阁。臣拱暨张居正、高仪亟趋入乾清宫，遂入寝殿东偏室，见上已昏沉不省。皇后、皇贵妃拥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于是太监冯保以白纸揭帖授皇太子，称遗诏。又以白纸揭帖授拱，内曰：‘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高拱所言“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同受顾命，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也为其他当事人所认同。冯保于万历七年所上《为衰年有疾恳乞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残喘》疏云：“隆庆六年五月内，圣躬不豫，特召内阁辅臣同受顾命，以遗嘱二本令臣宣读毕，以一本恭奉万岁爷爷，一本投内阁三臣。”疏上，神宗有旨：“尔受皇考遗嘱，保护朕躬，永奉两宫圣母……宜仰遵皇考付托之意，不准辞。”冯保与高拱二人回叙不仅细节相同，而且神宗与冯保都认定冯是与“内阁辅臣同受顾命”的大臣。神宗生母李太后于万历六年二月在一道慈谕中也说：“司礼冯保，尔等亲受顾命。”这是又一确证。万历十年末，御史李植论冯保十二罪，神宗有旨：“念系皇考付托”,从宽降处；御史杨四知论张居正十四罪，神宗降旨亦有“念系皇考付托”之句，从宽不究。‘两处“皇考付托”说的都是张冯同是顾命大臣。由上确证高拱所言真实不虚。

而赵文却否认高拱所言三阁臣“同司礼监”同受顾命的真实性，认为穆宗实录记载“上疾大渐”之日所宣顾命，在“三臣”之后，无“同司礼监”四字，“说“这是要害所在，无此四字，冯张矫诏说则难以成立。”接着又举实录同条所载：“时上疾已亟，口虽不能言，而熟视诸臣，颔之，属托甚至。”认为“穆宗虽在弥留，但一息尚存，意识还清醒，托孤三阁老是其本意也。”是的，“托孤三阁老”是穆宗本意。但在“上疾已亟”、“昏沉不省”的状态下，不可能对顾命字斟句酌，即有不同意见，已是“口不能言”。顾命由张居正草诏，“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是违背穆宗本意的矫诏。而万历二年七月成书的穆宗实录，此段顾命又删掉“同司礼监”四字，也是手握史权的总裁官张居正所为。为何删掉?因为此时司礼监冯保与阁臣同受顾命早已成为共认的既定事实，且又违背祖制，不宜载于实录，故而删之。论者百般为穆宗实录辩解，说它“更具权威性和可信度”;它“是以档案文书、起居注、邸钞为蓝本，是众人商讨编定的”,等等。“权威性”是可信的，因为是十二岁的神宗钦定的；而“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隆庆六年九月嘉隆两朝实录开馆，总裁官张居正严立限程：“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月终，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又说：实录“编摩草创，虽皆出于诸臣之手，然实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这虽然是就世宗实录而言，但对他亲历其事的穆宗实录来说则更是如此。史家王世贞指出：明朝实录的纂修有许多失职之处：有的是“无所考而不得书”;有的是“有所避而不敢书”;更有甚者，是“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从而导致实录有许多不真不实之处。据此确知，“同司礼监”四字只有张居正有权和敢于“删润”。嘉隆两朝实录的文本最后都是由张裁定的。论者所谓“众人商讨编订”云云，不过是一种辩解的遁词。所谓“穆宗起居注”这一蓝本，不知论者为何不加引述?

第二，再说冯保掌司礼监印的矫诏。《病榻遗言》载：“至二十六日卯初刻，上崩。拱等闻报，哭于阁中……是日巳刻，传遗旨：‘着冯保掌司礼监印。’盖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于卯时升遐矣，而巳时传旨，是谁为之?乃保矫诏而居正为之谋也。”当事人冯保在万历七年上述乞休疏中亦有记述：“次日(即二十六日)卯时分，先帝强起，臣等俱跪御榻前，两宫亲传懿旨：‘孟冲不识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辞。又蒙两宫同万岁俱云：‘大事要紧，你不可辞劳，知你好，才用你。’迄今玉音宛然在耳，岂敢一日有忘?”10
赵文根据上述引文指出：“高新郑讲的冯张矫诏以冯保掌司礼监印，是在穆宗病逝后的六月二十六日已时，"而冯保所记则是在六月二十六日卯时，时穆宗强撑病体，与两宫共同嘱托冯保接任司礼监掌印。若冯保所言真实，则冯张矫诏令冯保掌司礼监印，则是子虚乌有的不实之词。”²“若”是“假如”之意。以“若”为前提，其结论可真可假。“若冯保所言真实”,则矫诏为假：反之，则矫诏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