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冯保所言是不真不实的。不仅与高拱所言相矛盾，而且与实录所载相抵悟。第一，高拱言，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卯初刻”(即早晨5-6点钟),上崩于乾清宫，内阁闻报，三臣哭于阁中；而冯保所言，二十六日“卯时分”(早晨5-7点钟),穆宗与两宫在乾清宫内按步就班地诏令冯保掌司礼
监印。

第二，高拱与实录均言，二十五日阁臣受顾命时，“上疾已亟”,“口不能言”;而冯保则说，二十六日卯时，穆宗不仅“强起”,而且以“玉音”同两宫告语冯保掌司礼监印。据此，人们不禁要问：二十六日卯时，穆宗究竟是否驾崩?如无驾崩，阁臣怎会闻报，哭于阁中?如已驾崩，穆宗为何还能“强起”,以“玉音”说话?第三，高拱言，上崩于二十六日“卯初刻”,时刻准确，他作为首辅是不敢胡言乱语上崩时刻的；而实录只载二十六日“上崩于乾清宫”,不明载驾崩时辰，是有意为后妃宦官矫诏预留回旋余地；而冯保则讳言穆宗驾崩于何日何时，似乎二十六日全天穆宗还活在人间，不曾撒手人寰。上述种种矛盾疑点说明，穆宗二十六日卯时驾崩于乾清宫后，是两宫与冯保共同矫诏令冯保掌司礼监印。这是违背祖制的后妃宦官共同矫诏的典型事件。论者所谓冯保掌司礼监印“属正常人事变动”、与张江陵“不谋而合”,不过是为两宫与冯张共同矫诏辩解罢了。如谓不信，请看夏燮的考证。《明通鉴》正文载：
会帝不豫，居正欲引保为内助。帝疾再作，居正密处分十余事，遣小吏投保。拱知而迹之，吏已入。拱患甚，而诘居正曰：“密封谓何?天下事不以属我曹，而谋之内竖何也?”居正面赤，谢过而已。帝崩以卯刻，忽已刻斥司礼监孟冲，而以保代之。盖保盲于两官，遂矫遗诏命之也。礼科给事中陆树德言：先帝甫崩，忽有此诏，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不报。¹

[考异]言：
《明史.冯保传》言：保既掌司礼监，遂矫遗诏命与阁臣同受顾命。其实，大渐诏中已有此语。证之《病榻遗言》,二十五日，拱等同受顾命。保以白纸揭帖授皇太子，称遗诏；又以白纸揭帖投拱，其揭帖中已有“付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之语，则是次日所传仍承前诏言之。所以然者，《遗诏》系居正所草，时俱浑言司礼监，而不著其人。拱不悟其意，而以为孟冲，故复不深诘。及次日传《遗诏》,斥孟冲而以保代，拱始悟居正之奸，因有“宦官安得受顾命”之语。史家言，居正之密为处分者以此，盖己豫为冯保地矣。今但书矫诏授冯保司礼监事，余悉略之。²在夏氏看来，无论是张居正矫诏阁臣同司礼监同受顾命，还是冯保与两宫矫诏令冯保掌司礼监印，其主谋都是张居正为之。赵文所谓“两度矫诏”,只不过是张居正一个大权谋的两个组成部分而已。赵文查阅《明神宗实录》卷131和卷152,都没有查出张冯“两次矫诏之大罪”,因为神宗朝实录不载穆宗朝政治大事，当然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即使《明穆宗实录》,因其经过手握史权总裁官张居正的“删润”,那就更查不出他和冯保矫诏的任何踪迹。

三
关于《病榻遗言》一书的性质及其对万历政局的影响问题，赵教授提出该书“可谓高新郑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巧妙政治设计”,并“对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影响极深”。‘显然，这一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病榻遗言》是否如赵文所说是高新郑“政治权谋的产物”呢?答曰：否。该书是高拱被逐归家后，于万历元年初因王大臣案惊怖成疾，稍愈之后带病写就的，是对隆庆六年上半年和万历元年正二月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全面而真实的回忆叙述，其中披露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幕、真相，分辨了他与张居正深层的矛盾纠葛，同时也如实记录了他的失误、失策和失败。由于该书是高拱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后写成的，难免有些言词过于尖刻，有些细节可能会有失实之处。因而遭到某些史家的非议和责难，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总体上说，此书瑕不掩瑜，不失为一部别人无可替代、弥足珍贵的史籍，决不能把它视为高拱“权术+阴谋”的产物。高拱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算命先生。他撰写此书时绝不可能预卜算就到万历十年张居正身后必遭大难，必由此书发难。其次，《病榻遗言》是否如赵文所说“深深地影响了万历十年之后的政局”呢?答曰：否。如前考证，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此书并未刊刻问世，何“影响极深”之有?在追论张冯的急先锋中，如江东之、李植、杨四知、羊可立、王国等等，没有一人是根据该书而上章的，神宗朱翊钧也不是看过此书而下决心处置张冯大案的。而赵文不仅把张冯倒台，而且把戚继光、曾省吾、王篆的垮台，一股脑儿归因于该书。这是由果找因，找错了门儿。张冯倒台，其内因应从他们主政时期的失误、失律中去探寻；其外因应从当时弹章中去探寻，应从神宗当时的思想言行中去探寻。戚、曾、王的垮台，其原因应从他们与张冯的交往关系中去探寻。御史杨四知追论张居正十四罪中有两条云：“总理练兵左都督戚继光用万金托尤(游)七拜居正为义父，每年馈送不下数万。居正所进刺绣肃滩、奇巧花灯，皆继光代造。手握强兵，恩结父子，天下为之寒心。边将中即一继光而其余可知，是居正树党之罪二也。吏部左侍郎王篆用万金属尤(游)七结居正为姻亲，不数年由文选而骤升都宪铨曹，天下货赂未登相府而先及王门。身居衡宰，势焰婚媾，天下为之侧目。文臣中即一王篆而其余可知，是居正招权之罪三也。”御史王国论劾冯保疏云：“原任工部尚书曾省吾、见任吏部左侍郎王篆者，交通于保，相倚为奸。省吾送保金五千两、银三万两，谋为吏部尚书。篆送保玉带十束、银二万两，谋为都察院掌院。臣闻保皆许之矣。”对如此等等罪状，神宗未加勘实，即遽行处置。这与《病榻遗言》何与?至于张被抄家藉产，连及曾、王，其原因与该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受张案牵连的文臣武将，何止戚、曾、王，还有尚书般正茂、张学颜、吴兑、梁梦龙、潘季驯等等。在他们被撤职的弹章中，还连及高拱对他们的提拔和重用。甚至可以说，在追论张居正的浪潮中，高拱也是间接的受害者。由于神宗自我否定政绩，自毁改革成果，从而引起了政局大转向，形势大动荡，高官大改组，思想大混乱。凡此种种，怎能归因于这一遗著“深深地影响了万历十年之后的政局”呢?《病榻遗言》有如此大的能量如此大的威力吗?

再次，《病榻遗言》这一当事人自述性著作，是否如赵文两次所说“不容你不信”呢?答曰：否。不是“不容你不信”,而是信不信由你。全信、全不信由你，信多信少也由你。信者自信，疑者自疑。这是史家的自由和权利。赵文认为该书“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明史研究工作”,指斥高新郑在该书中的“叙述和回忆俨然成为信史”,列举朱国祯、傅维鳞、张廷玉等十五位史家在其著作中“不同程度地采纳”了该书的“观点和认识”,沈节甫在其《纪录汇编》卷198中一字不爽地录用了该书全文。如此等等。看来这种指责和抱怨是完全多余的、不必要的。史家根据各自著述的不同需要、目的和认识，完全有自由、有权利不同程度地采纳该书内容，或完全采纳，或完全否定，或部分采纳和否定，这都是无可厚非的。赵文认为，只有清朝夏燮是该书的质疑者。其实，夏氏在其《明通鉴》卷首书中说得清楚：“江陵当国，功过不掩；訾之固非，扬之亦非……至于结冯保，构新郑，固不能为之辞；而至援高拱自撰之《病榻遗言》,则直是死无对证语。高张二人易地为之，仍是一流人物。今但取正史可信者书之，而闰月顾命之词，一律删汰，以成信史。”夏氏所持观点和态度是明确的，也是公正的。他是从历史考据学孤证不立原则出发，认为高拱《病榻遗言》“无对证语”即无旁证以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来质疑或否定此书的。高拱自撰之遗言带有揭秘性质，相关人物不会对证，别人不知内情也不会有旁证。但是，夏氏对高拱并无作人格污辱，认为高张二人“仍是一流人物”,并对相关之事作了“考异”。其大作取正史立论，对闰月顾命等词“一律删汰”,亦无不可。但“以成信史”则未必然，因为正史实录亦有被总栽官“删润”之处。赵文认为高拱遗言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明清史家，还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明史研究工作”。“在他看来，这种影响当然是负面的，可惜没有举出任何例证，故无从商讨。

赵文引过两宫和幼帝驱逐高拱的旨文后，提出将张居正“附保逐拱”应改为“联保逐拱”,因为“形式上是两宫一帝驱逐高拱，深层的玄机是张居正、冯保联合驱逐高拱。”改得好!举双手赞成。赵文终于道出了逐拱的本质真相，也改得符合历史真实。“联”“附”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把被颠倒了的主从关系重新改变过来，即以张为主，以冯为从。在隆万交替之际的矫诏和逐拱等政治事件中，张在幕后策划指挥，冯在前台跳梁表演。这是时人的共识。正如高拱所言：“凡荆人之谋皆保为之宣也，凡保之为皆荆人为之谋也。”⁴“荆谋保宣”,不就是张主冯从吗!
最后，赵教授提出：“深入研究，考辨甄别，厘清《病榻遗言》中的诸多史事，仍需明史界诸公继续努力。”笔者正是根据这一号召，才写出以上几点粗浅认识，敬请赵教授及明史界诸公批评指正。

以下是楼主个人对这篇文章的总结归纳：
一、撰刻时间与张居正身后罹难的关系
（一）撰写时间
《病榻遗言》撰写于万历元年初，高拱在经历王大臣之狱后，因受到极大的精神冲击而患病，在病情稍愈之时开始创作。这一时期他对之前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记忆犹新，从而详细地记录在书中。
（二）刊刻问世
其刊刻时间是在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由高拱嗣子务观完成。在此之前，高拱于万历三年六月至六年初曾亲自主持刊刻一些著作，但不包括《病榻遗言》。该书刊刻时间与张居正身后罹难的万历十年至十二年间隔近 20 年，这明确表明它不可能是张居正倒台的直接 “因素”，反驳了一些学者认为它在张居正倒台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观点。
二、内容真实性的探讨
（一）“执手告语即为顾命说”
高拱的观点：高拱在书中记载隆庆六年闰二月十二日穆宗执手告语的情景，并认为这是顾命的一种体现。从当时阁臣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与穆宗的情谊来看，这种记载是合理的。他作为首辅，与穆宗有着深厚的君臣情谊，是在裕邸共患难建立起来的，穆宗执手告语符合封建官场礼仪。
张居正相关记载及争议：张居正曾在万历五年八月、十一月和六年四月的上疏中提及先帝临终对其执手顾托，但这些内容未在《穆宗实录》中记载，其长子所写的《行实》作为旁证也存在矛盾。这表明在 “顾命” 这一问题上，历史记载存在复杂性和不一致性。
（二）“早知冯张结盟排己” 说
高拱的行为及动机：面对冯张结盟，高拱在隆庆六年三月户科给事中曹大垫疏论他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他考虑到穆宗病笃，为了不苦圣心，不仅自己求去非宜，还约请科道言官不得上疏扩大事态。这一行为是从维护大局和封建忠君思想出发的，是合理的选择。
对高拱行为的质疑及反驳：一些学者质疑高拱的行为不符合他的性格，认为他应该与张冯决一死战。然而，历史事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仅仅依据性格来判断行为动机。高拱作为被逐者，有权回忆并记录这些事件，不能将其回忆录视为 “政治权谋”。
（三）“冯张矫诏说”
同司礼监同受顾命的矫诏高拱的记载：《病榻遗言》记载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三阁臣同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一说法得到其他当事人如冯保以及相关史料的印证。
对高拱记载的质疑及反驳：部分学者因《穆宗实录》中无 “同司礼监” 四字而否认这一事实。但实际上，《穆宗实录》存在被张居正 “删润” 的情况，其权威性和可信度受到影响。因此，不能仅凭《穆宗实录》的记载就否定高拱的说法。
冯保掌司礼监印的矫诏高拱与冯保的记载差异：高拱记载二十六日卯初刻上崩，巳刻传遗旨着冯保掌司礼监印，认为这是冯张矫诏。而冯保则称二十六日卯时分，先帝强起与两宫共同嘱托他掌司礼监印。
对事实的判断：通过分析两者记载的矛盾以及与其他史料的对比，可以判断是两宫与冯保共同矫诏令冯保掌司礼监印，张居正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三、对万历政局的影响
（一）不是 “政治权谋” 产物
《病榻遗言》不是为了报复政敌而进行的 “巧妙政治设计”。它是高拱对政治事件的真实回忆，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细节不准确的地方，但总体上是一部有价值的史籍。
（二）未对万历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张冯遭难期间，此书并未刊刻问世，追论张冯的人也没有依据该书上章弹劾。张居正和冯保的倒台应从他们主政时期的失误、失律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等方面去探寻原因，而不是归咎于这部著作。同时，对于该书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史家有自由判断的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是否采纳书中观点。
综上所述，《病榻遗言》是一部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客观看待的历史文献。通过对其撰刻时间、内容真实性以及对万历政局影响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部著作在明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避免对历史事件和文献的误解和片面解读。

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