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在诗文创作上，唐初史臣魏征即给予“并存雅体，归于典制”的高度评价，已见前述。唐太宗亦称炀帝“文集实博物有才，亦知悦尧、舜之风”，只是不理解何以“行事”却相反(94)。今日论者则谓“炀帝是一位有深厚美学意识的人”，他虽与唐太宗同时代、同阶层且同登至尊之位，其诗文自然也深受江左文风影响，但他的诗却能“经常成功地捕捉南方诗歌的声色之美”，“产生出一种动人的清新和优美”(95)。魏征所举炀帝的“雅体”、“典制”之作姑且不论，止举炀帝《春江花月夜》二首，以概其余：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舍花气，春潭瀁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按《旧唐书·音乐志二》载：“《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并陈后主所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这两首诗是陈朝宫体诗同时也被视为亡陈之音的代表作。陈后主所作的这曲“吴声”清乐《春江花月夜》，在隋炀帝的笔下，尽管语辞流丽，意象朦胧，却并无“艳丽”、“淫哇”之处。第一首画面恢宏：黄昏的春江平阔，春花盛开，流波卷月，涌潮带星，气势豪放而不失沉稳。第二首意境清丽：夜露中花香袭人，春潭里月光荡漾，出场的女性，乃是《诗经》(《周南·汉广》)、《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历史传说人物，音容姿貌虽未著一字，却予人无穷想象，情调迷人而不失含蓄。尽管首联“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化用了庾信的“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96)，然而就全诗意境而言，确是既捕捉到了“南方诗歌的声色之美”，又有“一种动人的清新和优美”。论者认为这首诗还对唐代张若虚的名作《春江花月夜》“从审美上产生了深刻影响”(97)，对读二诗，其说可从。清沈德潜称“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明陆时雍称“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又说其诗“去时之病则佳，而复古之情未尽”，即指“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98)。以上评价，亦称中肯。

若就文学成就特别是在南朝文学基础上推陈出新而言，隋炀帝较之唐太宗显然更高一筹。但就二人的南朝文学爱好及其创作对于二人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君主形象的影响而言，则反之。

上揭陆时雍称炀帝诗“绚质犹存”，也就是说南朝文学的绚烂、华丽犹在。而作为宫体诗题中应有之义的对女性声色容貌的描写，如上揭唐太宗诗一样，炀帝诗亦不能免，如《喜春游歌二首》之二“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宴东堂诗》“清音出歌扇，浮香飘舞衣”句，吴声歌曲《江陵女歌》“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句(99)，皆是。在隋炀帝、唐太宗的诗集中，看不到常见于梁陈宫体诗中露骨的“淫哇”情色篇什，也就是所谓“艳诗”，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写艳诗。《全唐诗》卷三十六载虞世南《应诏嘲司花女》诗：“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题注节引《隋遗录》以说明作诗缘由：“炀帝幸江都，洛阳人献合蒂迎辇花，帝令御车女袁宝儿持之，号‘司花女’。时诏(虞)世南草诏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曰：‘昔飞燕可掌上舞，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可便嘲之。’世南为绝句。”(100)《陈书》卷七《后主张贵妃传》末史臣论称：“后主每引客宾对(张)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其曲)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诸如虞世南这种以“轻艳”调戏的笔调直接状描宫女“容色”之美的诗正是所谓“艳诗”。按《隋遗录》旧题颜师古撰，或系伪托，不过终归为唐人手笔，或节取杜宝《大业杂记》而成(101)。其中录有隋炀帝的这类艳诗达八首之多。如描写“秀色可餐”的殿脚女吴绛仙“旧曲歌桃叶，新妆艳落梅”；嘲宫婢罗罗“黛染隆颅簇小蛾”、“幸好留依伴成梦”；忆萧妃“忆起时，投签初报晓。被惹香黛残，枕隐金钗袅”等等。这些诗或当本于《大业杂记》而有所增改，或由《隋遗录》作者所代拟。后人编集隋诗，或将其全部采录归于炀帝名下，如明冯惟讷编《古诗纪》卷一三○《隋·炀帝》和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一四《隋炀帝集》(102)；或附录于炀帝诗之后“以备省览”，如丁福保《全隋诗》卷一(103)，或摈而不录如上揭逯钦立所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然而隋唐相接，即使为《隋遗录》作者代拟者亦当有所本，《炀帝集》唐以后已佚，后世辑本不到十分之一(104)，其中或有存于《隋遗录》者亦未可知。值得指出的是，《隋遗录》所录炀帝诗《赐守宫女》“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句，司马光《资治通鉴》即采信而征引之(105)。炀帝诗总体上不脱南朝宫体窠臼，他不作艳诗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论者亦称炀帝登基后不再有以往夺嫡时的谨慎，生活上日益骄奢荒逸，诗风上也更加趋于南方宫体诗的艳丽、淫冶(106)，这从上引《隋遗录》所见炀帝统治后期的生活及诗作可窥一斑。他“初为皇太子”时上言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即位后则“矜奢”，“颇玩淫曲”，将文帝的七部乐增定为九部，而且“大制艳篇，辞极淫绮”，直接介入歌辞的创作(107)。炀帝因“多有才艺”，“文辞奥博”，故“每骄天下之士”。一方面极端自负，自以为才学天下第一；一方面又嫉贤妒才，唯恐他人诗文“出其右”，以致薛道衡、王胄死后，炀帝庆幸前者再也不能写出“空梁落燕泥”的警句，后者不“复能作”“庭草无人随意绿”的佳语(108)。他还从容交待虞世南：“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汝其知之!”唯其如此，有鉴于“忠谏者咸被诛戮”，“位望通显”者如宇文述、“裴蕴、虞世基之徒”，莫不“阿谀顺旨”，以固名位(109)。即使“志性抗烈”如虞世南，炀帝命他赋艳诗嘲司花女，他也不曾抗命。虞世南在隋朝所作诗歌留存下来的不足十首，包括那首《嘲司花女》在内，大多是奉和炀帝之作(110)。

隋炀帝13岁封晋王拜并州总管。20岁以元帅率军平陈，这是隋朝统一战争中最重大的战役。尽管实际上的军事指挥官是高颎，炀帝只是名义上的元帅，然而他却是凯旋献俘的饮至大礼上的主角，并因平陈之功受拜太尉——名义上的全军总司令(111)。对于胸怀大志“慨然慕秦皇汉武”的炀帝来说，平陈之役促使其自信心更加膨胀，不再认为世上有他所不能为之事，所以即位之初即接连举办大型系列工程，不惜疲民耗财，又接连发动三次征辽战役，不顾丧师失国。他出色的文学天赋，更增加了他的自信和拒谏。作为文学家的浪漫情怀，使他特别注重排场、形式，有如他所崇尚的南朝文学的华丽、繁缛。

隋炀帝比他的表侄唐太宗长三十岁，重要的是后者不似前者“承藉余绪而有四海”(112)，而是同父皇李渊一同浴血奋战夺取天下且功勋卓著。尽管二者的夺嫡过程极为相似，但前者主要诉诸阴谋巧取，后者则是凭借实力豪夺，风险更大。更重要的是，对隋炀帝的所作所为及隋朝急遽的亡国过程，后者是“耳所闻，目所见”，“非载籍所闻”而是“目所亲见”(113)，对民众既能载舟又能覆舟的巨大力量，对臣下谏争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因而能谨慎从政，如履如临，其主要表现即是众所周知的勇于纳谏，而勇于纳谏则是基于对自己能力有限的认识。是以太宗常自谦“少不学问，唯好弓马”，“素无学术，未闻政道”，“魏征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今日安宁，并是魏征等之力”；不吝自承“大是错误”、“所行大疏略”、“朕之过误”，甚至为改正错误不惜收回成命(114)。对南朝文学的好尚，太宗并不亚于炀帝，留下的带宫体色彩的诗歌远多于炀帝。但也有诸多原则上的不同。首先是将文学、学术与治国施政加以区别。上朝时专心处理政务，“听受无倦”；罢朝后与名臣“讨论是非”，“唯及政事”；只有下班后方“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以至“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文咏、玄言本是南朝士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太宗是作为业余爱好的——“万几之暇，游息艺文”(115)。也就是说他爱好南朝文学，在于它的欣赏、审美及娱乐价值，并不看重其政治功能。因此他绝不认为诗文好，就能将国家治理好，并举长于文学、有优美诗文集传世的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为例，唯其如此，他否定了给他编纂文集的提议(116)，并能够在文学上由衷赞许他人的成就，曾手诏李百药称赞其合作《帝京篇》之“工”：“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117)盖因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上的不足可以影响到自己的政治权威。太宗力图将自己的南朝文学爱好限制在个人兴趣层面，以免影响到治国施政，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则以军国大政优先。如前揭牟润孙先生所论，太宗出于自己的文学倾向，对接近南人、喜好文学、“文辞美丽”，并深得北来南朝文士、大臣岑文本、刘洎等推重的四子魏王泰宠爱有加，甚至“微有”改立太子之意，但当他察觉到这将损及立国基本势力的关陇集团的利益、影响统治核心层的稳定时，遂坚决而痛苦地“舍其受江东文化最深之爱子”，而另立受关陇集团支持的晋王治为太子。当“文体轻艳”的山东进士张昌龄、王公治被反对江左文风的主考官王师明所黜落时，太宗尽管欣赏张、王的文才，却并不因自己的文学好尚而干预选举，而且还公开赞誉王师明所言为“名言”。总之，在处理自己的文学好尚和治国施政的关系时，体现出极强的自制力。这从他与南朝文学代表人物虞世南的特别关系尤可见知。

(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120)

太宗是在工作之余、私下场合，将自己的“艳诗”作品送给宫体诗高手同时也是文学知己虞世南，并令其赓和的。世南不敢不奉命和作，否则有违诏之罪，但他又坚称下不为例，即使“继之以死”，也“不奉诏旨”，因其诗“体制非雅”，若上行下效，将于国不利。虞世南从文学上是欣赏、肯定这首艳诗的精妙(“工”)的，但从有违政教治国之道而极力反对此类作品。太宗在公开场合通过讲述此事，借以表彰虞世南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有益规谏。此事表明太宗是作艳诗的，但他能把握个人文学好尚与政教治国之间的尺度，将这类诗作的交流酬唱严格限制在几乎是唯一的文学知友之间。因而我们见到太宗文集中的诗作虽不脱宫体余风，却并无梁陈那种露骨描写情色的“艳诗”。尽管如此，虞世南仍然谏止太宗创作这类诗歌，一方面怕上行有效，有违太宗公开倡导的周孔政教，另一方面可能也怕与太宗唱和艳诗之事传出，使自己蒙上扇江左亡国之音余风、导太宗于淫放邪路的罪名。这样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读《贞观政要》，太宗君臣论及隋之亡国时炀帝自然罪责难逃，但也多次点名指责以乃兄虞世基为首的大臣阿谀顺从，畏死不谏，因而他要作出以死相谏的姿态，不蹈乃兄覆辙。况且他内心深知以太宗之明，因谏而死的结局不会发生。当年他侍奉炀帝时，他也是不敢不奉和炀帝诗，不敢不奉炀帝命作艳诗，却绝不敢谏诤炀帝，因为这可能立刻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也是太宗同炀帝在处理南方文学好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在对待臣下谏诤的态度上，最明显的差别。对于《区域图志》“丹阳郡风俗”篇的作者以江南人为“度越礼义”的“东夷”，炀帝既严辞指责，又加以杖笞之罚。而在世南死后，太宗自称“痛惜”之情不可言喻，赞扬备至，称他为当世文学、学术第一人，是与自己“为一体”的文学知音，但他为了避免刺激其他臣下，特别是刺激反对江左文风的关陇集团中人，因而只将这种情感以“手敕”(没有通过中书门下程序的非正式诏敕)的形式，单独传达给同样有南方文学好尚的爱子魏王泰，同样，也只是向江南文士褚遂良表示世南死后，自己的诗作无人可示可商。太宗公开赞扬虞世南有五绝，仍首举德行、忠直，而非词藻、书翰。这里显示的炀帝、太宗的差别乃基于个人性格因素和情感因素，今之所谓“情商”。要而言之，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好大喜功，荼毒生灵，即如魏征所言，“隋主虽有俊才”，但“恃才骄物，所以至于灭亡”(121)。而太宗能看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不但虚心纳谏，而且主动求谏，对当时制度上并无刚性限制的皇帝权力能自我约束，谨慎行使，自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常怀畏惧。……上惧皇天，下惧群臣。……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尽管他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有此认识，特别是心中有百姓，即与“性不喜人谏”、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相聚为盗”而大肆诛戮(122)的隋炀帝有天渊之别，况且太宗在求谏纳谏上的实际表现也真正可以称得上“千古一君”了。

四、余论：一个不可或缺的反面教员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唐太宗与隋炀帝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均属关陇集团，而且是出身于该集团核心层的武川镇军阀；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的姨表叔(123)，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两人也都是以次子夺储位，以非常手段登皇位。太宗发动政变杀兄太子建成、弟齐王元吉，二人子嗣亦一并诛杀，并逼父退位；炀帝谗废并杀害兄太子杨勇，长期幽锢弟蜀王元秀、汉王元谅，皇位受到威胁时不惜拉杀父皇。二人都是王朝第二代君主，正处于柏杨所谓王朝的“瓶颈危机”时期(124)，需要守成与开新相兼，才能渡过危机。在私德上，唐太宗公然纳元吉妃为己妃(125)，与炀帝烝幸宣华、容华二夫人，性质并无差别。二人在位期间都曾三征高丽并同归于败。此外，二人都聪明早慧，才华出众，青少年时代就浸淫于文学南朝化风气之中，藩府中多有南方文士，因而熟练掌握了南朝文体，在诗赋创作中成就不凡。此外，炀帝的后宫中，有文学造诣极高的南梁宗室萧后，并始终尊重信任；太宗的后宫中，亦有出身文学世家、“挥翰立成，词华绮赡”的江南才女徐贤妃，太宗亦“荷顾实深”(126)。“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也多半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然而如所周知，二人在历史上的评价迥异，一个是历代称道的千古明君，一个则是万世唾骂的暴主昏君(127)。本文重点考察了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及其形成背景、影响，最后以炀帝和唐太宗共同的南朝文学好尚为线索，就二人如何处理个人文学好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进行对比考察，希望对有诸多共同点的这两位历史人物何以归宿不同，历史评价迥异，提出浅见。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自称得益于“常保”三面镜子，“以防己过”(128)。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其实主要还是吸取强盛的隋帝国何以一朝覆亡，也就是隋炀帝如何丧身亡国的历史教训；所谓“以人(魏征)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看魏征的谏诤，也主要围绕着隋炀帝何以丧身亡国来展开。可见唐太宗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隋炀帝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反面教员。隋炀帝亡国的教训，是唐初君臣念兹在兹、朝野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只要看《贞观政要》中，太宗君臣不断地提到隋炀帝这位反面教员，点名道姓即多达50多处，即可见一斑。在这种意义上，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也就不会出现唐朝的明君太宗。

完结，撒花

李世民也没有多厉害，根本就没有他儿子李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