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江都情结)——从《区宇图志》的编撰谈起
　　 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继帝位伊始，便“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濬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这部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叙山川”、郡国、城隍，皆附有图，同时记有诸郡的物产土俗。大业五年(609)书成上奏，不料“帝不善之”，并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指责窦威等。问题出在其中的《丹阳郡风俗》部分，炀帝敕称：
　　 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以吴人)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于著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①

敕文的重点，是批驳“以吴人为违背礼义的东夷”的观点，属于编撰者对南方风俗文化的价值评断问题，至于“属辞比事”、著述体例次序等编撰技术问题，在此不论。我们知道，丹阳郡治为六朝故都建康，亦是东晋以来扬州驻节之地，是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因而对丹阳郡风俗的贬抑，实意味着对以扬州为代表的六朝南方文化的贬抑。敕文指出孙吴时期江东“衣冠人物，千载一时”，东晋南朝的建康更是“华夏衣缨”荟萃的“天下名都”，首冠全国的人才高地。自古号称“汝颍多奇士”，汉晋之际的颍川更是名士辈出②，炀帝认为孙吴时期江东人物足以比肩汝颍，东晋以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知他对吴人、吴地的人文成就评价极高，辩护有力且有理有据。
　　 前承西魏北周的隋唐皇朝，本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领衔《区宇图志》的窦威，两《唐书》有传③，出身北族勋贵，是写作班子中关陇集团的代表。其次是崔祖濬，名赜，以字行，附于《隋书》卷七十七其父《崔廓传》中，出自山东著姓博陵崔氏。可知主持《区宇图志》修撰的皆出身于关陇集团及山东大族，当时虽“天下大同”，修撰者仍不免“关中旧意”或曰“关中本位”思维④，“以吴人为东夷”。

下敕指责之外，炀帝还给了参撰诸人“各赐杖一顿”的行政处罚，并同时改组了《区宇图志》的写作班子，以“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即任主编，总其事的还有给事郎许善心，并调集十多位秘书学士参与编撰，其中袁朗序蜀郡风俗，杜宝序吴郡风俗。其结果得到炀帝好评：“学士修书，颇得人意，各赐物二十段。”主持重修的虞世基、许善心，以及参撰者袁朗、虞绰、姚思廉等，均出自江左名门“冠族”，“南土誉望”⑤，即上引炀帝敕文中所谓“平陈之后”自建康入隋的“硕学通儒、文人才子”。杜宝邑里不明，他受命序吴郡风俗，自然应当是与吴郡有较深关系的人物⑥。由他们主持或执笔修撰南方风俗，自然不会再出现“以吴人以东夷”之类的问题，故“颇得”炀帝之“意”。总之，从《区宇图志》的修撰可见隋炀帝对南方文化的崇尚⑦。炀帝虽然出自关陇集团并为其最高政治代表，但对于汉隋间南北分裂时代南北文化的评价，其南方立场十分坚定，扬南抑北的倾向至为明显。

关于隋炀帝杨广，先行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⑧。如所周知，杨广16岁即娶“有智识，好学解属文”的梁朝宗室之女萧妃，20岁以行军元帅统率诸军平定陈朝，复于次年出任驻治江都的扬州总管，先后坐镇东南达十年之久。“王好文雅”，在扬州任上招引以柳为首的南方文士，如诸葛颍、虞世基世南兄弟、王胄、朱玚等，多达百余人，“以充学士”⑨。此间炀帝“食吴馔”⑩，“言习吴音”，“好为吴语”(11)，“属文为庾信体”，所作诗文往往经藩邸学士润色、加工甚至论难、“诋诃”(12)，并与他们唱和不辍。正是由于青年时代长期浸润于江南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和优雅浓郁的文化氛围，因而他对南方人文情有独钟，并通过与南方文士零距离的密切接触，熟练掌握了南朝的文学技能。被立为太子后江都撤藩，杨广偕其藩邸南士、典籍北上帝都，这些北来的南方文士们一直在他的主持下从事著述。炀帝即位以后，他们继续致力于皇朝图书的校理与修撰，先后推出30余部、17000余卷大型图书，如100卷的《桂苑珠业》，400卷的《长洲玉镜》，上揭多达千余卷的《区宇图志》等。这批新书无论在文笔、体例、义理上，还是在抄写、装帧上，号称“冠绝古今”，“自汉已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炀)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13)。可见炀帝对上述文化工程不仅仅是主持、资助，而且亲自参与其事。也正是出于对南方文化的企羡，隋炀帝往往以新撰图书与南朝同类书籍相比较，力图超越之(14)。隋炀帝朝，北来南士不仅是诸多大型文化工程的主力，南朝文学风气因之而弥漫朝野，而且他们还是隋炀帝统治集团中“最有权势”的核心层，其中虞世基“专典机密”，几乎垄断了皇帝诏敕的草拟及“四方表奏”的批复处理大权，包括吏部用人的“与夺”之权。他与同样来自南朝的裴蕴，名列“参掌朝政”的“五贵”之中。来自南朝的东宫学士柳，在炀帝即位后即拜秘书监，与炀帝“恩若友朋”。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位南方文士则“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15)。

炀帝“好学，善属文”，“属文为庾信体”，既“好读书著述”，又颇具文学天赋，故自称“与士大夫高选”，比拼文才，也可当选为皇帝(16)。关于隋炀帝诗文的风格、文体及其变化，史载不无相互矛盾之处，研究者的意见也不尽相同(17)。然而周隋唐初，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江左余风”，是“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朝野流行上下同风的主流文学形式(18)。隋炀帝及其藩邸南士洋溢着“江左余风”的文学作品，正是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迎合隋文帝厌恶南朝华丽夸饰文风的政治倾向和审美取向，隋炀帝在文学创作中着意与梁陈宫体的“浮丽”、“轻侧”文风保持一定距离，不少作品的确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发言降诏，辞义可观”，并通过相互酬唱和品评，影响到其他南方文士的创作(19)。这就不仅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主流，而且还在某种程度推动了文学的南北融合及发展变化。进士科的设置被认为是科举制产生的最为重要的标志，而进士科即为隋炀帝所创(20)。进士科特重文才，“判别文才优劣的准绳则是《文选》所崇尚的骈俪有韵之文”，入唐后更是“专用诗赋”，《文选》被视为诗赋的典范(21)。而《文选》学虽“大兴”于唐却发源于隋。隋唐间的《文选》学大家曹宪，正是活跃于隋炀帝时代，先后受到炀帝、唐太宗的推重(22)。总之，进士科的创置及进士程文以《文选》为典范，也反映了创立者隋炀帝的南朝文化好尚。

隋炀帝的南方文化好尚，也与萧皇后的影响有关。除了语言、文学方面的交流、切磋外，出身梁朝皇室的萧氏可能还要给炀帝介绍南方的生活方式。尽管唐代官修《隋书》极力突出隋炀帝荒淫的一面(23)，但综合现有资料来看，正宫萧皇后不仅从未受到冷落，而且始终为炀帝所宠爱，从萧后在炀帝晚年时所作《述志赋》极言自己所受“宠禄”之深，即可见知。论者甚至还认为萧后是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以致隋炀帝爱屋及乌，热爱南方文化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24)。萧妃之外，炀帝所追求、喜爱的文帝后宫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陈后主张贵妃及沈皇后，皆为江南人，大业后期炀帝又密诏南方诸郡“简阅”、进贡“江淮民间美女”(25)，可见炀帝对南方女性特别是江南才女情有独钟。

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隋文帝灭陈后，下诏将六朝故都建康的“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将扬州移置到长江北岸的江都，设大总管，统领江淮“四十四州诸军事”。如前所述，杨广被立为太子前长期驻镇江都(26)。大业元年(605)三月，东都尚在紧张修建中，炀帝又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建通济渠，以沟通黄、淮，同时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以沟通淮、江。同年八月壬寅(十五日)，炀帝便从洛阳乘龙舟下江都，则通济渠、邗沟两大运河工程不到半年即告竣工，从此经长安过洛阳抵江都，可直航到达，沿途“置离宫四十余所”。炀帝一下江都，作为称帝后的第一次故地重游，场面极其壮观，帝、后所乘龙舟、水殿及其他楼船多达数千艘，“殿脚”(纤夫等服役人员)及两岸翊卫士兵等不下三十余万，五百里内州县“皆令献食”(27)。这只浩浩荡荡的船队，实为漂流于运河中的宫殿及百官机构。十月抵江都，下诏“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显示出是一次怀旧、感恩之旅。次年正月的元会，即在江都宫正殿成象殿举行。大业六年(610)炀帝二下江都，“宴江淮已南父老”之外，又下“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将江都提升至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同等的地位(28)。同时又下敕“穿江南河”，“自京口(镇江)至余杭郡(杭州)八百余里”，拟通龙舟以“东巡会稽”(29)。

前承文帝二十余年治平之世，隋朝国力臻于极盛。故炀帝两下江都，虽“差科”繁重，尚因“天下丰乐”，“未足为苦”。然而到了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拟三下江都之时，经三征辽东之役，军队厌战，民不聊生，“反者多于猬毛，群盗所在蜂起”(30)，自然引起朝野极度不满。早在大业十一年(615)，炀帝就下令江都重新制造在杨玄感之乱中被烧毁的龙舟、水殿，“制度仍大于旧者”；大业十二年正月，又诏毗陵(常州)郡建宫苑，“仿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又欲筑宫于会稽”(31)。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为放弃两京退保江都甚至偏安江南作准备。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决意南下，“朝臣皆不欲行”。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自以荷恩深重，无容坐看亡败”，劝谏炀帝放弃南行，西还京师，“帝大怒”，当场下令逮捕。建节尉任宗上朝时“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车驾出建国门，奉信郎崔民象在门前上表谏，“帝大怒，先(剖)解其颐(面颊)，然后斩之”；车驾至汜水县(属荥阳郡)，“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炀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民邀车驾上书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其结果是“又斩之”(32)。著名道士王远知，炀帝对其“亲执弟子之礼”，亦劝谏炀帝“不宜远去京国”，其首领虽然得保，炀帝仍固执“不从”(33)。隋及唐初的统治核心为关陇集团；从驾南下的基本武装力量“骁果”亦多为关中人(34)；周秦以来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军事重心均在长安或包括洛阳的两京；放弃两京南下江都意味着“天下非陛下所有”，聪慧如炀帝未尝不知，但不爱江山爱江都的他仍然执迷于自己的选择，从上述拒谏行为，可知这种执迷到了下意识、纠结、冲动乃至如痴如梦而不能自抑的“情结”程度，三下江都前夕炀帝赋诗与不能成行的宫女作别，即有“我梦江都好”之句(35)。他在诗歌中反复吟咏“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36)；视扬州为“旧处”、“旧镇”，视下扬州为“旋”，为“归”。是的，扬州江都曾是其筹谋夺嫡之地，政治发迹之所，也是他和所亲所恋者的爱巢乐园，熏陶、享受南方文化的精神故乡。最后一次南下江都告别两京之际，炀帝在东都赋诗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以致“泣下沾襟”，感叹虽有心西归却无力回天；到江都后又赋诗称“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徒有北归之心而不得(37)。这里既表达了内心深处无可奈何的郁结，又显示了毅然以扬州为归宿的心迹。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入长安，立隋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当此之际，“无心北归”的隋炀帝“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朝臣中以江南虞世基为首的南人“盛言渡江之便”，以关陇李才为首的北人则“极陈入京之策”(38)，而隋炀帝虽未明确表态，显然是站在南人一边。由于“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出身关陇集团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元礼等挑动北归心切的关中骁果作乱，于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三月杀死炀帝。实际上炀帝对自己的处境和结局生前即已了然，他曾“引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因“自知必及于难”，故“常以罂贮毒药自随”。可知这位关陇集团的最高政治代表，清醒而果决地选择了江都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他是关陇集团创建的西魏北周隋唐诸朝君主中，唯一一个长眠于南土的。炀帝选择了江南，重臣中的南人虞世基、裴蕴、许善心等也一同被杀，而为炀帝“慨然”起兵“复仇”以及为他备礼改葬的麦孟才、沈光、钱杰及陈稜，也都是南人(39)。

参据传世文献和最新考古发掘，隋炀帝的墓葬，无论是武德元年(618)八月隋江都太守陈稜“粗备天子仪卫”安葬炀帝的吴公台墓，还是武德五年(622)八月唐朝正式改葬炀帝的雷塘墓，以及2013年经科学发掘而确认的炀帝、萧后同茔异穴合葬的扬州曹庄1号墓，很可能“就是同一所墓葬”(40)，位于今扬州北郊(41)。晚唐罗隐《炀帝陵》诗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42)，正是讽刺隋炀帝之钟爱江都，已到了不惜以平生功业、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地步。张祜名诗《纵游淮南》，今人多引以状描唐代扬州的繁华。其实诗中名句“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如宋人葛立方所说，可能暗含了作者对隋炀帝“恋嫪”江都以至“生死以之”——就是本文所谓“江都情结”的批评：“不顾天下之重，千乘万骑，锦缆牙樯，来游此都，竟藏骨于雷塘之下。”(43)据上揭唐罗隐《春日独游禅智寺》诗，禅智寺原是“旧隋宫”。山光寺其实也同样是“旧隋宫”，后被隋炀帝施为佛寺。二寺与隋炀帝墓同在江都城郊(44)，可见葛立方对张祜诗的解读并非凭空遐想。

隋炀帝在位期间，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都城即西京、东都、江都之间。从仁寿四年(604)七月十三日即位，到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一日被杀，在位接近5000天，其中巡行、亲征占去了2050余天。车驾滞留东都凡9次1650余天。作为首都的西京，凡5次230余天，在三个都城中滞留时间最少。赴江都虽然只有三次，却滞留了1100余天，最后一次凡601天，是这位总是风尘仆仆于巡行途中的皇帝在一个地方滞留时间最长的(45)，他的政治生涯、人生之旅，都永远定格在了江都。对于他来说，这一选择既是迫不得已的，同时也是主动的，或者说是他自认为可以接受的所有选择中最好的。这一选择，显然是根源于他的南方文化情结或曰江都情结，而这一情结的形成，则具有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深刻而复杂的背景

二、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的经济、社会背景与大业元年的大型系列工程
如果对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北关系作长时段的观察，在隋文帝重新统一南北之际，就经济文化而言，南方的进步是显著的、空前的。南方在文化上的优势，南北朝后期以南方文化北渐为主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进展显著，与当时军事政治上的北强南弱形成对比。先行研究表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别及其对立，最初并不是南北之间，而是东西之间，此点最初为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所揭示。及至东汉，“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46)。其中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对峙，是秦统一后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南北分裂时代。从东西相抗到南北对立的转换，给中国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东汉以前的统一战争，黄河流域战事结束，统一大业即大抵完成，然而其后，从曹操开始，统一战争的最终成败，则一定要取决于长江流域南北间的最后决战。

南北分立之取代东西分立，其根源还在于六朝时代南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所导致的南北相对地位的变动。最早对之加以系统论析的，可能是明人章潢的《图书编》，他认为秦汉以前，“天下之美，举萃于西北”，无论“冠冕”“风化”(人文)，还是“财用”“户口”(经济)，“才越淮、汉以南，顿然陵替”，“万里南邦仅能当天下四分之一而已”(47)。今人杨远对汉宋间南北户口、县邑设置及其变动所作的统计、考证，所得结论亦与章潢相仿佛(48)。这里我们仅举出两段史料来说明两汉六朝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概其余。其一是《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稻作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火耕而水耨”。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地势饶食”，易于饱暖，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社会贫富分化程度低。其二是《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等传末“史臣曰”，称“江南之为国盛矣”，由于荆、扬二州在刘宋元嘉年间长期承平，“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以至“余粮栖亩”，“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49)。《尚书·禹贡》依据土地价值将九州分为九等，扬州为下下，而刘宋扬州竟然出现了“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的数十万顷良田，连上上等的关中(禹贡雍州)也不能与之相比。对关中、江南作出这样的对比性评价，限于见闻，似前所未见。正是伴随着南方农业生产的进步，与之相应的地方社会势力的发育成长，为六朝政权的成立和维持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更使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加速度发展。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当地文化兼容混合(50)，最后演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我们看到，北方出现了自觉汉化、主动学习南方文化的北族统治者，北魏孝文帝堪称其代表。南北朝后期，北方士人仿习南朝文学、艺术蔚为潮流。如所周知，隋灭陈，在政治、军事上南并于北，但在经学、文学、书法等文化领域，却是北并于南(51)。上述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南北地位此升彼降的变动，正是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得以形成的重要背景。

隋炀帝继位伊始的大业元年，连起大役。首先是营建东都，“月役丁二百万人”，凡314日竣工；开凿运河(通济渠、邗沟)，发河南、淮南民一百数十万，凡171日竣工；巡游江都，为炀帝所乘龙舟舰队服役的水工、两岸翊卫士兵三十万有余(52)。三大工程皆规模宏大，力役繁重，程期严急，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大业年中炀天子”(53)好大喜功、荒残无道的暴君形象，也被认定为炀帝亡国丧身的罪端祸由。然而，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冷静客观的研究分析无不表明，炀帝“大业”年间所兴大役，均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全盘规划的系列工程，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极具战略眼光的千秋“大业”。所谓顺应历史潮流，主要表现在适应六朝以来南方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经济财赋重心逐步南移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