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介绍一个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

团结起来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古学斌长期致力促进中国乡村的生态农业与合作经济，多年来的活动与调研中，他发现一个问题：大陆很多市民购买生态产品，是为了个人的健康，而许多农户参与生态农业，也是希望获取更高利润——这始终是出于私人的、经济的目的。
而在他看来，生态农业的最大挑战与根本目标，乃是“人的改变”：“我们应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观念的转变，即参与生态不仅仅是为了私利，更是一个公共的行动”。
古学斌坚持，合作经济绝非经济那么简单，它同样关涉文化和价值，关涉一种“从私到公”的自主意识之觉醒——在劳动与购买中，农民与市民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同样是为了土地，为了生态，为了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结构下捍卫食物与人民的权利。
在郑冰这样的实践者口中，这种想法时常以更朴素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搞生态、搞合作，主要不是为了赚钱。”农业在地化、农民自主权……这些宏大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的脑袋里，无非是“发现自己和村庄的好来”。
令郑冰自豪的，是她和团队确实在努力唤醒人们去重视乡村多元的经验价值，去相信农民自身的主体力量。在谈起自己的“功绩”时，郑冰免不了回到2001年，那年秋天，她顶着冷嘲热讽开始组织村里的妇女跳舞，一开始大家还有犹豫，后来“一到下午，整个巷子都是妇女跳舞”，这一跳，便从一个村跳到了周边十几个村，再由第三年跳到了周围43个村。
郑冰意识到，藉由这样一些共同的活动，大家开始从家庭中走出来，团结起来，思考大家怎么能生活地更好，它所带来的是精神的唤醒与自信——正是这支跳舞的力量，为日后蒲韩乡村的壮大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强调将生态农业、合作经济与社区服务结合，让生态成为一股真正“团结”的力量：
它一面呼吁城市的消费者一同参与到农业合作化之中，将消费者教育融入单纯的经济关系，促进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同盟意识；
另一面则期望通过“劳动”和“服务”重塑农民的自我认知与合作关系，为乡村注入崭新的、内生的活力——国内如蒲韩乡村、绿耕城乡互助社，都格外注重在以合作农业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的同时，通过社区组织与社区生活增强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对乡村价值的坚定信心。
今天，当“乡村振兴”被城市化的思维主导，在经济效益的追求下大建模板建筑和旅游民宿，让乡村和农民愈发成为资本附庸时，上述努力更显得尤为可贵。
纽约大学著名食物政治教授玛丽恩·内斯特尔（Marion Nestle）曾写给一位年轻农民这样一段话：“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你的农场的存在和你务农的方式就是一个政治宣言……而政治是一个团体运动，你不可能单打独斗。”彼时，他在美国最大有机农业会议MOSES上，见证了3000多位美国生态农民共同对抗常规农业和大型企业对他们的竞争与压迫。
这或许也是国内致力生态与合作经济研究、推广与实践的人们所期待与奋斗的情景：人们将看清自己的境况，看清世界经济和政治与自身的内在关联，将摈弃分歧，“为自己，也为自己所关心的环境、社区、健康的食物精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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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社会资本下乡，建企业还是建村庄？










白田田 周勉/半月谈
2018-11-01 15:05
半月谈网11月1日消息，整村、整乡流转上万亩土地，投资额动辄上亿元甚至数十亿元，业态涵盖种养、加工、观光旅游、康养等……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这些社会资本投资的大型项目，在各地日益兴起。
不过，企业下乡也很可能出现“水土不服”：有的已经启动五六年时间，还未能实现盈利；有的因资金不足、规划不接地气、农业专业人才缺乏，进展缓慢，乡村面貌没有根本改变；有的农业项目号称“一二三产融合”，实际上一产利润微薄，二产附加值低，三产“赚吆喝”。
以上种种让当地农民对项目前景由“期盼”变为“怀疑”。

“村企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湖南省某市郊区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农业综合体。这个项目流转了6000亩土地，其中一个村就有4000多亩。按照规划，还将建设农产品加工厂、游客接待中心、农家乐、民宿，计划投资超过4亿元。
进入村庄，柏油马路如同城市公园里的游道，随处可见“某某农业公司”的标识、售卖棚、游览车。公司雇用了200位村民员工，按“基本工资+绩效提成”发放薪酬，部分村干部在企业兼职做事。
这是村庄，还是企业？
两者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这类大型项目大有“兼并”村庄的态势。一些项目更是“村企合一”，直接表现形式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企业董事长同时担任村支部书记，并成立村企联合党总支部。村企之间人员可以双向流动，比如企业的本地员工到村里当组长，或者组长到企业当项目经理。
企业进入村庄后，成为市场决策主体，项目的运作颇为商业化。
一个农业综合体的投资商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他的运作模式：
第一步，将农村土地、生态等资源资产化;
第二步，把农产品资源变成产品卖出去;
第三步，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当项目形成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后谋求上市。

资本“挤出”小农？





计划总投资30多亿元，占地3万多亩，涵盖12个行政村——湘江边上，一个由外来资本投资的国际农业产业示范园区，投资额堪比一些大型基建和工业项目。除了农产品种植加工、农业观光等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内容，项目还包括水上乐园、五星级生态酒店、养生养老区等板块。
面对这样的“宏伟”蓝图，一些要征地拆迁的农民却有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企业的设想是，项目建好后，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消费，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而村民们的想法很朴素：土地就是“命根子”，失去土地后长久生计怎么办？
据了解，这个项目采取的是“一锤子买卖”方式，其中包括流转农民土地6000亩，租期达30年;征用农民宅基地和耕地，予以一次性补偿，宅基地被征用的村民搬到集中居住区重新安家。

40多岁的村民老刘原本种了8亩果树，每年收入有8万至10万元，如今这些林地以及家里的房子全部进入了征收范围。他对记者说，村民们不反对“搞开发”，但企业的承诺就像是“空头支票”，他们心里没底。而且很多村民到了50多岁的年纪，企业不会招聘他们做工。
“农业项目要让老百姓参与其中，才能有尊严感、幸福感。”一位村支部书记说，以前城市发展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房子被拆，变成无业游民。现在有的企业到农村搞开发，把当地农民排斥出去，造成了农村内部的二元割裂。
此外，大资本与小农户之间往往经过多层“代理”，难以建立起足够的理解和信任。一种常见的情形是：企业投资协议与县市级政府签订，征地拆迁等工作由乡镇政府承担，村干部是政府和企业意志的执行者和“传声筒”，而村民缺乏话语权。
一旦关系处理不好，或者利益分配不均，村民很容易产生不合作甚至对抗心理。某大型生态农业项目在土地流转时，有的村民宁愿抛荒弃种，也不将田地租给企业，个别村民提出每亩租金1万甚至10万元的“天价”。最后的结果是，很多事情都“搞不了”。

“重组”还需共赢





近年来，社会资本投资农村的势头很猛。
由于拥有传统乡村所不具备的大量资源、资金，“企业家治村”会让乡村发展显著提速。业内人士认为，资本下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关键在于企业和乡村要能真正产生协同效应，通过“重组”实现共同发展。
一是经济上的互利共赢。首先，企业下乡后要有好的“业绩”。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农林局局长奉满元认为，大型农业项目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如果没有做好规划，没有找到好的盈利点，很可能成为“半拉子”工程，这对乡村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相比于“一锤子买卖”，股份合作是实现共赢的较好方式。
在郴州市嘉禾县一个大型农业园，村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再以土地入股农业项目，收益的80%归村民，20%归村集体。村民成了农业项目的“股东”，和企业的利益联结更为紧密。

一名县级农村经济管理局负责人认为，过去农民讲“落袋为安”，愿意要一次性补偿，现在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眼光更加长远。尤其是大型农业项目投资周期长，企业和农户还是应该进行长期的股份合作，不断把“蛋糕”做大。
二是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企业下乡，并不是要替代“传统势力”。在衡阳市珠晖区力丰现代农业公司董事长吴力看来，农业项目是没有围墙的，企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相互交融。村级组织是联系两者的纽带，作用应该得到强化。
这家企业的具体做法是，企业将公厕、停车场等企业投资建设的资产产权移交给村级组织，做大“集体资产包”。同时，企业向村级组织购买环境清扫等公共服务，包括用工都委托村级组织来安排，而企业专心从事自己擅长的事情。
郴州小埠投资开发集团董事长邓辅唐认为，现代企业治理应当和村级自治相结合，帮助乡村完善契约精神、法治观念、议事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村民逐渐由互相博弈变为利益共同体。

【综合农协纵横谈（二）】台湾农会：农业者之公会之公会








作者：杨团
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张庄
网络编辑：瓦特
2012-10-11

台湾人均农业增加值1.33万美元，是大陆的10倍。台湾的农会，“为农业谋改良，为农民谋福利，为农村谋繁荣”。只有直接耕作的农民才能成为正式会员，非农民只能成为赞助会员。赞助会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向春/图）

只有直接耕作的农民才能成为正式会员，非农民只能成为赞助会员。赞助会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改组后的农会朝向维护农民权益的目标大大迈进。
为探索大陆“三农”问题解决之道，自2005年以来，我多次考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农协，尤其台湾同文同种，可以深究不放。所以每年我必去台湾且必访农会。下至农民和农会干部，上自农委会现任官员和退休元老，以及学界同行的少壮派和老教授，我都尽可能寻根究底地讨教一番。

台湾的“三农”状况




先得说明，台湾并非没有大陆所谓的“三农”问题。1952年农业产值占GDP的36%，就业占56%，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95%；2011年这三者分别下降到1.7%、4.7%和1.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上世纪50年代的60%降到现在的13%。不过，台湾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高，农民收入不菲，农村大体保持原来的生态，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2011年，台湾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30%提高到80年代的95％以上，早已完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农业增加值占GDP的1.6%，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一致；农业国际化水平高，2011年台湾农产品出口4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59%，与荷兰等国接近；台湾人均农业增加值1.33万美元，是大陆的10倍；城乡收入差距约1.3∶1，远低于大陆的3.3∶1。
2009年，台湾农会的农民会员约101万人，人均耕地为一公顷多，可以说直到如今，台湾农业的基础还是小农户。只是，小农户既可以选择委托他人代营或者代耕，或选择合耕合营、合耕分营、合营分耕这三类共同经营之一种，还可自己租赁成规模的土地做专业化经营。而代营或代耕的受托人以及合营者，大都是台湾各地的乡镇农会。
尽管近些年，台湾也出现了过度开发导致农地逐渐被其他工商业蚕食，以及农业人口老化、休耕面积扩大等现象，城乡差别有拉大的趋势，不过，近4年来推行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在台湾各地乡镇农会的支持下，又重新让8433公顷的农地活化复耕。

kmt上岛后，于1946年先是将农业会一劈两半，按照大陆的农会法和合作社法将台湾各地的农业会分解为农会与合作社两个组织，而后又于1949年将其合二而一，并统称为农会。
而1946~1949年的台湾农会变迁史集中反映了kmt 施政方针的改变。
刚上岛时，kmt在大陆还有一个km zf，自然要台湾按照大陆法令，不能沿用日据时期的农业会形态和名称。
而大陆法令中，合作社是农民互助组织，为经济团体，农会是政府辅导、组训农民的组织，为职业团体，两类组织目的有别、方式不同，怎么能合一呢？
可是，就像众多访谈者所述，这个决定是kmt高级官员头脑中的臆断，完全不符合台湾的实际。当他们按照“农会政治、合作社经济”原则将农业会分为两个组织之后，农会没有了经济来源，zf所有的农业施政措施以及农会的运作成本都得由zf直接埋单，而合作社则可继承原台湾农业会的资产，自由支配经营所得。
这样一来，原有农业会结构的合理性被凸显出来：一个农业团体内部同时具有两大功能——经济功能与农业施政功能，就可以实现两者的互补性，经济功能挣来的钱在农业团体内部就地分配，那么，农业技术、人员培训等农业施政功能就有了资金供给，起码无需zf全额拨付了。
况且，在当时资助“农复会”的美国政府影响下，台湾“农复会”的主任蒋梦麟（前北京大学校长）很期望能在台湾zf和农民之间打造一个中间组织，以协调zf和农民的利益、稳定台湾zq、发展农业生产、办理贷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