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山之前，为了进一步了解掌握“大躍進”以來的真实情况，周风尘仆仆地考察了河北省。期间，他召集了多个座谈会，考察工矿企业和建设工地，深入了解“大躍進”带来的困难，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同地方负责人谈话时，着重强调了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去年先搞数量，今年则先搞质量，质中求数。数量与质量的矛盾，质量应是主导的方面。增产节约是社会主义长期的建设方针，我们要把生产和消费、全部和局部、今天和明天的关系结合起来。消费要少于生产，有了积累才能扩大再生产。全局和局部，全局是主导的。今天和明天，明天是主导的。我们必须在今年的躍進中，毫不动摇地贯彻这个方针。”周这些话字面上是讲方针，讲对策，但实际上暗含着对“大躍進”運動产生问题的深刻认识，是对症下药：因为“大躍進”中出现了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情况，所以才强调尊重经济规律；因为“大躍進”中存在“重数轻质”，所以才强调质量是主导；因为“大躍進”中存在重局部轻全局，所以才强调全局是主导；因为“大躍進”中存在吃多、用多、花多的情况，所以才强调明天是主导。经过在河北的考察，周对“大躍進”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实质看得更为清楚，同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也有深刻的思考。

上山后，周没有住进别墅，而是和國務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一樣，住在庐山交际处。除了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外，他还以很大的精力主持修改和研究落实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在几次分组会和座谈会上他说，1958年成绩很大，“总路线”完全正确。“缺点、错误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權力下放过多等。”周认为，1959年下半年的任务指标落实後，好好地安排，是可以完成的。1960年在保证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增速可以适当放低一点。他还说：“在躍進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平衡，不会右倾，不是機會主义。躍進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高，但五年平均起来是很高的。”在庐山会议前半段，周主要研究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1959年及今后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等。他发言的重点内容，主要集中在明确“大躍進”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两个方面。

◆1959年7月23日，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左起：劉、主席、周。
按照主席确定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會議總基调，大家“摆情况，谈看法，提意见”。最初，会议是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与会者在庐山画卷般的秀丽风景中“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而且主席与其他人互相吟诗唱和，颇有“神仙会”的味道。当然，在小组讨论中，与会人员就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得失，如何充分估计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難和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纠“左”还是转而反右的问题上存有分歧。《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对1958年“大躍進”以来的工作认识，也集中了大家希望进一步纠“左”的意见。

实事求是地说，彭大將軍是带着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來写这封信的。他出访东欧刚刚回國，看到那里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很优裕还发生騷乱，感慨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并为當下国内经济形势担忧。上山后，他眼前时常晃动着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那些衣衫褴褛、满面菜色、沿路乞讨的背井离乡逃荒的饥民，耳边也总回响起1958年冬天在平江考察时，伤残老红军“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办？请为人民鼓咙呼！请为人民鼓‘咙呼’！！”的殷切期盼，还有主席学海瑞的号召可能也在彭的心頭震荡。所以，彭在西北组讨论时，在八天的时间里一连作了七次发言或插话，还在毛主持的ZZ局会议上两次插话，对“大躍進”中存在问题的批评言辞尖锐、火药味较浓。据说，工作人员在整理西北组會議简报時，出于好意将彭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的词句删掉了。即将散会之时，彭感到意犹未尽，而且觉得“能把真實意见反映上去很难”，于是便给毛递上了这封“萬言書”（实际只有約三千字）。彭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经济建设领域存在的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和速度。”

庐山會議的方向由此发生根本转变，彭的命运也发生了惊天逆转。这实在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以致後人每每忆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時，都會感到遗憾。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她是人们无法改变的。这个看似由一封信引发的偶然事件，实际上是由多种因素叠加交织促成的。首先，彭对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及其导致的后果的估价超出了毛的估计且相差较大，对黨所犯错误原因的剖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更不能为毛所接受。毛认为，“大躍進”的成绩和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总的看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交学费的。这大概是毛提出要“评价彭这封信的性质”的最初动因。此外，平心而论，彭在写信前后的发言，有些内容确实不妥。比如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华北会议骂了他四十天的娘”等。其次，对彭在信中对“大躍進”上纲上线的批评，为毛下决心反右、整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張聞天等人在会上支持彭的发言，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敏感的神经，使他感到彭（徳懐）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有文武结合之势。第四，毛彭二人在历史上的误會及恩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毛说：“我同彭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第五，当時的国际大环境特别是苏共对我“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攻击，也加剧了毛对彭写信动机的怀疑。毛将我驻苏联大使馆报送的《苏方对我大躍進的反映》的报告，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躍進议论纷纷》批转与会同志研究。很明显，毛是要让与会者对比苏联对“大躍進”的攻击与彭所写信的“共同之处”。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的一个重要心态，谨防有人里通外国，内外呼应。

风暴面前的选择
这场风暴的到来，是周始料未及的。作为总理，他不能超然事外。此时，他既要研究解决国家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困难，又要投入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其心情是五味杂陈，非常沉重的。
在讨论彭的信以及后面批判彭的过程中，周坚定站在了毛一边。尽管彭信中的某些观点实际上与周的看法相同或相近，但在最高领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的情况下，组织观念纪律性一直很强的周，只能选择维护黨的团结、黨中央的团结，维护最高领袖的權威。在这种情形下，要求一个人特别是像周这样善于维护大局、讲究组织原则、且具有高超政治智慧的人简单地站在毛的对立面，那是对历史的無知，也是对周的無知。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形，后来鄧有一段非常深刻而坦诚的论述，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当時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历史责任。当然，在当時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難于反对。”这才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劉、周、朱步出庐山会议会场。
后来一些人对周的微辞和非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最清楚当时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却在毛面前或大会上很少提及；二是在彭遭受错误批判时，他非但没像張聞天那样挺身相助，而且还对彭进行了批评。
对第一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因“反冒进”受到不公正批判的阴影在周的心頭还未散去。新中国成立后，周是率先纠“左”的中央领导人之一。1956年，毛主张扩大和加快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反对所謂的右倾保守，以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到來；而主持经济工作的周面对急躁冒進带来的困难局面，提出不能超出客观可能，反对盲目冒進。毛和周在如何确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尽管当時周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却遭到了毛的猛烈批评。从1957年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批“反冒进”，杭州會議、南宁會議、ZZ局扩大會議、成都會議，周在以上历次會議上一次次检讨仍不能过关。毛说，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會議上我们都听过了，在北京也听过了的。还声称，搞得不好，我们黨会分裂，一分为二。那时，周一边为国事操劳，一边还要不断检讨自己的“错误”，乃至提出辞职请求。他向秘书口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有时一连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可见内心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想煎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鞠躬尽瘁，这就是周的品格和修养。庐山会议時，周刚刚走出十分苦闷的1958年，会议期间一直召集國務院各部委和地方相关负责人算细账、抓调整，以这样的努力解决问题。即使如此，還是遭到一些人的无端指责，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怎麽能站出来去讲困难和问题。对此，彭大將軍都觉得“總理受了好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再站出来讲话！”另一方面，周已经看出了毛纠“左”的态度，他只需顺势而为。作为当家人，他最清楚国家经济工作遇到的种种困难，而且深感不安，“不安了半年”了。在同國務院的副总理们座谈时周再次强调生产中的问题，并说：“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如果还不着手解决，就有點兒犯罪的样子了。”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在一旁问他：“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回答：“你不晓得，开始讲，好像我这儿净是诉苦的事情，被误会成为泄气就不好了。”“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那么一通。应该谨慎吸取教训嘛。今年你代替我了。”会上，周是鼓励大家讲问题的，“现在怕的是大家不愿意把问题端出来。”但他是把意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上山之前的中央書记处会议上，他就批评1958年“大躍進”“否定了时间、空间、客观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而且他更主张应该站在局内看待缺点和错误，“不是空穴來風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加以解决。”对周而言，这既是政治态度，也是工作态度。

第二问题，情况虽然复杂，但也有其深刻原因：
一是从维护大局考虑，周必须站在毛一边。
大局是坚持“总路线”不动摇。这是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的意见制定的，虽带有“左”的色彩，但客观反映了党和人民迅速改变國家貧窮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周把维护总路线视为必须坚持的ZZ方向。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实际困难 ，周曾坦言：“比我们想像的还更多”，但有些已基本纠正了。有些大家上山来摆摆问题，以求逐步解决。但彭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变成松劲、泄气、悲观这类东西。周认为：觉得什么都不行，几乎否定一切，或者是得失各半论是对总路线的动摇。

大局是维护黨的团结。毛几次在会上强调团结问题，还说“得失相当论”者是典型的中间派，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黨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黨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在讲话中四次提到“反冒进”，又点了周的名，并说“反冒进”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讲“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同志劲很大。”也许是一种激将法。这些，周心知肚明，维护黨的团结，是他始终恪守的党性原则。在当时，维护黨的团结首要的是维护毛的威信，因为“毛的威信是黨和人民最可宝贵的财产”。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周不得不在新的ZZ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

三是对彭反映问题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周未必赞同。
会议期间，周对国内经济形势有着和彭类似的观点，但周没有采取与彭相同或类似的做法。这是处理问题方式方法上的不同。在后来与林、江集团的斗争中，周更加注重ZZ智慧和工作艺术斗争策略的运用。据说，周事后跟人感嘆，如果黃克誠早上山就好了，这事就不会发生了。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有多好的出发点，不重视方式方法的运用，往往事与愿违。彭的做法应当说是欠些考虑的，他后来反思：“我给主席的信，不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庐山會議由纠“左”完全变成了反右，会议方向的根本改变也改变了历史进程，由于“左”倾错误的延续，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中国的农业和农民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難的时期。
周具有十分丰富的ZZ经验，同时又严以修身、襟怀坦白，即便他认可彭的率直，但也决不会赞同其对毛言辞过激、甚至爆粗口的态度，还有桀骜不驯的性格。所以他批评彭的骄傲，不同意彭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頭”的观点。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周参与了对彭的批判，还同彭真、胡乔木等一起讨论了关于彭所犯“错误”问题的决议草稿。后来，在軍委扩大会议上主席团指定由他作《关于彭历史问题的报告》。周在批彭的讲话中，虽也用语较重，但多是按照事先定好的调子讲的，很多原话都能找到“出处”，绝无落井下石和人身攻击诬陷的語句，而且肯定彭做过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同时还把自己摆了进去，讲他当年如何“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周所讲，有些出自真心，有些怕是出于无奈。

周虽然没有支持彭，但对彭是关心的。他担心彭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让中办主任尚昆安排其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进行照顾。此外周还尽心竭力保护其他受牵连的同志。对于一些临时被召上山汇报工作的人，他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担心他们不明情况，说错话，受到冲击。对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國務院各部委一些负责人，指示他们立刻返回北京。
庐山会议上，周的内心是矛盾的，选择是两難的：支持彭，站在毛的对立面，虽然在是非曲直上选择了“真理”，在内心情感上也少了些牵绊撕扯。但这样做且先不说他自己有何后果，而且于彭无益，于黨和國家的整体利益无补。对周来说，做这样的选择既是艰難的，更是不可能的。站在毛的一边，批评彭，虽然是一个基于黨性原则、基于黨的团结，基于國家利益的选择，但这对周的内心情感，对他一贯求真求实的品格，同样是一种严重煎熬。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和两難境地中，周艰難地抉择，尽自己所能使工作正常进行，把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伫望门墙寻正误，飚狂夜落有谁明。我们无法经历那段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应用今天的观念去苛求，而應放在当时复杂的國際國内环境中去理性分析。庐山会议上的周總理，一方面既要维护“总路线”，一方面又要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设身处地理解總理的困難处境和内心矛盾，对其对彭的批判是不應过于求全责备的。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看你将怎么做！

文有心系人民的好总理，武有橫刀立馬的大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