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这本书，是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的委托所著。当时的背景是为美国处置战后日本提供决策与指导。这本书贯穿始终地介绍了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的性格。并分析其性格由来。

本书第一节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提出了：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而人类的细小行为，也全部是有其内在的系统性联系的。而在这基础上，各国民族就会形成各国民族所特有的基础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视作理所应当。结果就是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无法被正确 的互相理解。因为本民族的学者在尝试描述本民族的特点时，先天的就无法意识到一些本民族的特征，而将其视作所有民族的共同特征。

因此，如何在已经建立了符合母民族的三观的基础上，去正确的理解、不带偏见的认知其他民族的基本背景，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他民族的文化习惯，融于他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并非一个来进行考察的外民族学者所能了解。

但日本人同样有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一面，那就是当他被俘虏后，往往会认为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完成了身为日本人的义务。接下来，就应当服务美国人，执行美国人的道路。

相比较而言，与中国春秋时期执行的国野之分颇为类似。即权利与义务相对等，野人不具备政治地位，但同时也不需服兵役。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扩大化，导致了大量对野人的征兵，最终实现了这种原始等级制的解体。而在日本，由于当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战争形式的不同，这一等级制被一直保留了下来并发扬光大。

如果从等级制的演变来看：日本的等级制由于社会结构较为稳定，天 皇万世一系，采取了一种温和改良的方式进行了转变，实现了等级制度内的上下阶层的交流与互相权利的保障。

而中国的等级制由于在夏商周的朝代交替中均使用了武力，为这种朝代交替做相应的政治法理的解释，就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变更。因为不再存在一个 万世不易的“帝皇”了。这就是中国政治中的 君权天授，以及 民为贵思想的一部分由来了。其后随着陈胜吴广起义，这种原始等级制，就逐渐演化为汉朝的 天人感应思想，即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来规范皇帝的行为。而皇帝也并不需要直接对臣民负责，他只需要对天负责就可以了。而只要皇帝的行为顺应了天意，则自然就会风调雨顺、繁荣昌盛。如果发生了灾害或者乱象，都是因为皇帝与天的交流不畅。这一体系可以说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的皇权的重要限制，但在其后的演化中，也发生了重大的畸变。

再对比考虑一下美国的统治理念的法理由来。从书中看来，作者认为美国人最为重视的基础理念是契约制度与人人平等。而这两点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般来说，这两种基础理念的由来，被认为是在美洲殖民地建立之时的初创者们建立的，最初可以溯源到英国的大宪章，体现在美国的 独立宣言之中的精神。如果考究其实际的社会背景，则是因为美国最初的移民者，大多以无产者、流放犯、淘金者、海盗为主。在这样的环境中，欧洲上千年历史中所培养起来的贵族等级制，确实也就无以为继了。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古代向现代国家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奠定了许多延续到今日的政治体系与理念。明治维新改革家并不是一群革命家，他们的目标非常的着眼于实际，关注的 是如何建设强大的日本。而这一建设过程，也体现了前述的等级制精神：即各位“阁下”各司其职，社会就会平稳运转。政府具有极大的权利，而不受民众的直接监督，政府被视为 善的代表。然而，这并不代表政府就可以完全随自己的心意来进行执政，而是非常注重于倾听民众的声音，并不会硬性推广某项政策。其核心依旧是等级制的“各安其份”，所以上级也会尊重下级所具有的权力，并给予自由。在宗教方面，神道教被视为一种国家宗教，并超越其他宗教。神道教被视为一种国家的意志象征，而非个人的宗教信仰。日本神道教与日本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至少在二战之前是这样的）。

明治维新同时培育了现代的日本军队的原始精神与信念。来自于军队的高级地位。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擅自行动，就属于这种特殊地位与日本的等级制所结合后产生的后果：即日本关东军具有自己的权力，但当他们超越自己的界限去行动时，大本营也就默许了这种结果。其原因在于，日本人倾向于将这些涉及到特权的问题，保留在每个部门自己的手中。当然，关东军的这种独走如果失败，那么大本营也绝不会为此负责，而制定此行动的关东军相关人士，则应当剖腹谢罪。

明治维新将古代日本的道德体系进行了一次重构，将其与现代社会的体系进行了重构，并实现了在20世纪初期的飞跃式发展。这一伦理体系具有日本自身的特色，并很难为其他国家所接受。

义理与义务，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中，最为关注的观念。不少去日本的中国旅客会表示，日本人经常给人以一种表面彬彬有礼，而内在异常疏远的态度。这其实就是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义理”、“恩”之上的不同理解所导致的。在日本人的眼中，每个人每天都受到了社会、群体的巨大恩惠，并且，这种恩惠被视作一种负债。这就导致日本人极端的不愿意施恩或受恩。义理与义务的区别在于，义务是天生，且永远不能报偿完毕的。日本人认为，一个人能出生在日本这个国家，是天 皇所赐的极大恩典，是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的恩惠，并永远无法被偿还干净,这就是“义务”。同理还有父母对子女的恩惠。义理则略有不同，对老师、主人（上级领主）、近亲的责任、对帮助自己的他人的责任，对自己的名声的责任等。这些责任被认为是可以清偿的，但往往反而是更难完全清偿完毕的。

在中国道德体系中，在上述这些责任以外，有一个至高的“仁”。这个“仁”往往和前述的 “天”有关，被视为是一切美好品德的含义。而君主的重要责任，就是要行“仁义”。而在日本的道德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代表至高统领的“天皇”。而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个至高的道德，就是所处社会的环境带来的“耻”的压力。也就是说，许多在中国被视为正确的行为，在日本是行不通的。举例来说，母亲偷走了儿子从村民处筹集的钱，儿子不但不能揭发这件事，还必须自己一力承担，并且，在内心中也不能谴责母亲；母亲要求儿子和媳妇离婚，儿子同样必须遵循孝道，和媳妇离婚。乍一看来，这似乎是对儿女的干涉，但在日本，这是一种苦难的考验。儿女非常愤懑，但却必须遵从。所以在日本，老头（家长）是可以和地震并列的最可恨者。同理，家长在具有如此大的权利的同时，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祖先的恩，转移给子女。并要求一家之主必须能够将一家之中的所有人照顾好。

所以，在日本国，天 皇并不会被视为 国民的父亲，因为在日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崇高的词汇。天 皇是一个更高的，离开世俗的“至善之父”。天 皇是至高的象征，所以就不能轻易的发言，而只能使用“鹤音”来表达模糊的意义。从而获得永远正确的地位。并成为日本国道德评判标准的至高点。日本人说对天皇报恩，就类似于美国人说忠诚于星条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二战中的日本投降后的转变就变的易于理解。因为社会的最崇高之人表达了投降，则全日本的人都表达了服从。因为日本人的最大的义务，就是偿还天 皇的恩。因此，无论是二战期间的疯狂的日本军人，还是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军人，都非常完美的解释了在日本道德观中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