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1848—1929)19和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无论是作为军事史家，还是作为以德国民众为对象的军事教育家和德国统帅部的批评者，他都对现代战略思想的发展贡献卓著。德尔布吕克的战略思想属于克劳塞维茨传统，是对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不仅坚持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而且明显发展了其关于战争双重形式的论点，提出和阐释了战略的两大基本形式———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从而批判了毛奇、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以后德国军队主流战略思想对克劳塞维茨学说的曲解和背离。

德尔布吕克1848年11月出生于贝尔根。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法院法官，母亲是柏林大学一位哲学教授的女儿。在他的先辈中有神学家、法学家和大学学者。他起先在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一所预备学校接受教育，以后在海德尔堡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很早就显示了对历史学的兴趣，听过诺尔登、沙费尔和居贝尔等人的讲授，这些人都深受兰克为历史学术开创的新的科学潮流启示。作为波恩大学一名22岁的学生，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其间因突患斑疹伤寒奉命退役。痊愈后，他重回大学，在居贝尔指导下于1873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主题是11世纪德意志的一位编年史家拉姆贝尔特·冯·赫尔兹费尔德。他对其著述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评析，首次展示了他在考证方面的机敏，那将使他的所有历史著作卓越不凡。

1874年，在巴登政府大臣弗兰茨·冯·罗根巴赫的帮助下，德尔布吕克被任命为腓特烈王储第4子、6岁的普鲁士亲王的瓦尔德马的私人教师，一直到王子夭折。在这个岗位上的五年不仅使他得以洞察当时的政治问题，还有助于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军事。在符腾堡1874年的春季演习期间，他一面履行自己作为后备役军官的年度义务，一面阅读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的《步兵史》 ，后者是一位前普鲁士军官，为躲避政府对其 1848～1849年的政治活动的惩罚而逃离该国，1860年在西西里担任加里波第的参谋长，并且是瑞士参谋本部的创始人之一。 德尔布吕克后来说阅读吕斯托的书决定了他选择军事史研究生涯，尽管事实上直到 1877年他才开始认真从事战争研究，当时他被给予机会去完成格奈瑟瑙的回忆录和文件的编辑工作，那是已由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佩尔茨开始的。当他潜心于德意志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时，他强烈地感觉到两类战略思维似乎有根本的不同：一类是拿破仑和格奈泽瑙的，另一类则是卡尔大公、威灵顿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当他随编辑工作之后撰写格奈泽瑙传记时，他进一步探究，这种不同便看来更加明显。19世纪的战略总的来说同前一个世纪的战略显著有别。他首次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且与腓特烈宫廷里的军官们作长时间交谈。在此过程中，他对军事史的兴趣变得更浓，决心探寻战略和作战的那些基本的、决定性的要素。

1879年瓦尔德马亲王去世后，德尔布吕克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虽然其间并非一帆风顺。1881年他获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但他在柏林大学就1866年战争作首轮讲授时，引起了大学院长的反对，原因在于主题是当代性质的，而且他并未获准教授军事史。这位年轻学者仍然坚持下去，但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久远的历史时期，首先讲授自封建制度初始起的战争艺术史，然后将自己的研究进一步往前推，推到从希波战争至罗马帝国衰亡。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古代和中世纪史料，发表了一系列短篇研究作品，主题分别涉及希波战争、伯里克利和克里昂的战略、罗马军团支队的战术、早期日耳曼人的军事体制、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战略等。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对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同样细致的研究。从这些讲授和专题论文中，产生了德尔布吕克的《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其第一卷于1900年问世。（全书共7卷，但只有前4卷才能被认为是德尔布吕克自己的作品）。

德尔布吕克全神贯注的军事史领域在学术界并未得到高度看重，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和政论活动往往对帝国的政策有强烈的批评性 (他从 1882～1885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属自由保守党，1884～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1883～1890年是《普鲁士年鉴》编委会成员，此后成为该刊惟一主编)，这些大有损于他得到承认，而那是他的学术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会得到的。他直到1895年才当上教授，其时在柏林大学新设立了一个非教席教授职位，普鲁士文化部内负责大学事务的官员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指定由他担任。一年后，当他继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之后出任世界史教授时，他才成了教席教授。然而，他从未成为他所在大学的院校长，也从未入选普鲁士科学院，虽然这些荣誉落到了远不如他的同事们身上，他们从来不曾写过或做过任何能与他那流芳后世的工作相媲美的论著或业绩。

《战争艺术史》从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起，就成为激烈抨击的对象。古典学者怨恨德尔布吕克很不客气地对待希罗多德，中世纪研究家攻击他对封建制度起源的论述，满怀爱国心的英国学者则对他轻视玫瑰战争大感愤怒。许多由此而来的争议在该书后来再版时被写入了脚注，在那里仍能见到尚未平息的学界怒火。不过，就其主要梗概而言，专家们的抨击无损于这部著作的地位，它受到种种不同读者的广泛赞誉，其中包括魏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威廉·格罗埃内尔将军和社会主义的大政论家弗兰茨·梅林。前者说它“绝对独一无二”， 后者称其为“新世纪里资产阶级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产生的最重要著作”，而K．博卡罗夫在他写的苏联国防部编《战争艺术史》全译本第一卷导言里，更少保留地重复了梅林的评价(“不仅就取材范围之宏大，而且就探究辨析之严谨而言，是该领域内最伟大的著作”)。

在德尔布吕克撰写的四卷当中，第一卷讨论了从希波战争直至恺撒麾下罗马武功的全盛时期的战争艺术。第二卷主要论述早期日耳曼人，但也论及罗马军事机器的衰落、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组织和封建制度的起源。第三卷用于论述战术和战略在中世纪的衰败，乃至近乎消失，其结尾部分展示了战术形式在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第四卷将战术方法和战略思想的发展一直论述到了拿破仑时代。

在第四卷的导言里，德尔布吕克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解释。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是在国家体制与战略战术之间建立起联系。“认知战术、战略、国家体制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思考(军事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它揭示了许多迄今为止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或者不为人知的事情。本书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战争艺术本身，而在于认识世界史。如果军人们阅读它，而且受到它的激励，那么我将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然而，它是一位历史学家为历史爱好者写的。”

这些“事实”要到过去传留下来的大量史料中去找，但是许多军事史料显然不可靠，不比“洗手间里的闲聊和仆人们的流言”好。 现代的历史学家应当如何核实这些古代记录？德尔布吕克相信可以用若干办法做到这一点。只要历史学家知道过去的战斗在其中发生的地形，他就能用现代地理学的所有知识核实流传下来的报道。只要他知道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他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重构过去的战术，因为使用每一种武器的战术规则都可以被确认。对现代战争方式的研究会向历史学家提供进一步的工具，因为他可以判定在现代战役中平均每个士兵的行军能力、平均每匹马的负重能力以及大规模人群的机动性。最后，往往可能发现这样的战役或战斗：存在着关于它们的可靠报道，而且在其中，早先历史上的战斗状况差不多一模一样地再现出来。存有准确记载的瑞士－勃艮第战争与惟有希罗多德记述过的马拉松之战，都是一方为骑兵和弓箭手，另一方为手持肉搏战武器的步兵。在这两个战例中，步兵都是胜利者。所以，应当有可能从格朗松、米尔唐和南锡战斗中得出能应用于马拉松之战的结论。

即使这一尴尬的事实可以解释得通，也没有任何战场大得足以容下希罗多德记载中那么巨量的军队。例如，马拉松平原“如此之小，以致 50年前一位去参观的波斯参谋官颇为诧异地写道：即使一个波斯旅，也极难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演练”。德尔布吕克基于对古希腊人口的现代研究估计，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迎战波斯人的希腊军队约有1.2万人。由于希罗多德断言希腊军队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他虽然没有说对方的兵力规模有多大，但估计波斯伤亡6400人)，这就意味着参战部队的总人数远远超过这位普鲁士观察家设定的极限。

而且，这些并非仅有的理由，使人可以相信希罗多德总是倾向于夸大波斯部队的兵力。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军队是一支公民军队，被训练来按照一种原始的方阵打仗，不适于战术机动。波斯军队是一支职业军队，其战士之勇敢甚至在希腊人的记述中都承认。“如果(波斯军队的)规模与其作战之勇敢都是真的，被反复称道的希腊人的胜利就无法解释得通。在这两件事当中，只有一件能够是真的；因此很明显，波斯人的优势不在于兵力数量，而在于兵力质量。” 德尔布吕克断定，波斯人远非拥有希罗多德所述的庞大的军队，而是在整个希波战争期间兵力数量实际上少于希腊人。

德尔布吕克对军队人数的探究不只是有一种单纯的古史研究意义。在德国军队正被教导从历史中寻求教益的时候，破除神话有助于它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战争或战争研究中，兵员数目最重要。 德尔布吕克本人指出：“一项1000人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的兵力运动，对于1万人的部队来说就是个艰巨的任务，对于5万人的部队就是一项艺术，而对于10万人的部队便不可能了。”除非知道往昔的战役中参战部队的准确人数，否则就不可能从中引出教益。

在马拉松的希腊军队由重装步兵组成，排成原始方阵，其机动性很有限，只能缓慢前行。同它对阵的军队人数处于劣势，却由训练优良的弓箭手和骑兵组成。希罗多德写道，希腊军队在马拉松平原上猛烈冲锋约5480英尺，一举粉碎波斯军队的中央阵线，从而赢得了这场战斗。德尔布吕克指出这在体能上不可能。根据现代德国的训练手册，全副武装的战士仅能跑2分钟，大约1080英尺到1150英尺。雅典士兵身负装备并不轻于现代德国士兵，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两个不利因素：他们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平民；他们当中许多人超过了在现代军队里要求的年龄限制。不仅如此，希腊方阵是一种人员排列很密集的阵形，它使任何快速行进都不可能。如此长距离的冲锋将使雅典人的方阵变为混乱无序的乌合之众，那会被波斯的职业军人轻而易举地战胜。 [ 注：假设希腊军队只是行进到弓箭射程之内才发动冲锋，德尔布吕克的立论就变得不那么有力了。然而希罗多德明明说他们“奔跑着冲向敌人，不少于1英里距离。”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支持希罗多德的说法，争辩说阿耳特弥斯女神给了希腊人足够的力量发起冲锋，并且批评一类研究低估了神祇和其他形式的精神力量激励的重要性。他得到了克罗迈尔的支持，德尔布吕克曾在《历史学刊》和《普鲁士年鉴》上就此与后者进行了争论。 ]

希罗多德叙述的战术显然不可能，尤其是因为希腊方阵的侧翼是如此脆弱，以致在开阔的战场上进行的任何遭遇战中，都可以被波斯骑兵包围。在德尔布吕克看来，这场战斗显然不是发生在马拉松平原本部，而是发生在东南面的一个小山谷。在那里，希腊人的侧翼有高山和森林掩护，以免被包抄。希罗多德说双方延迟数日才投入战斗，这一事实表明雅典指挥官米尔蒂阿泽斯选择了一个有利位置；考虑到希腊军队的战术形式，惟一可能的阵地位于弗拉纳山谷。不仅如此，这个阵地还扼守着通往雅典的惟一道路。为了进占雅典城，波斯军队不得不进攻米尔蒂阿泽斯的军队，否则就放弃整个战役，而他们选择了前者。因此，对这场战斗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波斯人虽然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无法使用包抄战术，但还是首先发动进攻；米太亚得在关键时刻转守为攻，击垮波斯军队的中央阵列，一举赢得战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