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演变的论述被称作他对军事思想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经过研究，他确信罗马人在军事上的至上地位是其用兵灵活性和机动性的直接结果，而这些又来自他们军队的战术组织形式。他进一步论辩说，“古代战争艺术的真谛”就在于原始的希腊方阵逐渐演变为罗马人使用的、得到精巧协调的战术阵列， 而此类阵列在15世纪瑞士－勃艮第战争中的复兴、连同它们在以拿破仑称霸欧洲而结束的那个时期里的改进和完善，构成现代军事史上的突出事态。

古代战争史的转折点是坎尼战役。在坎尼，汉尼拔统率下的迦太基人以一场所曾有过的最完美的战术会战大败罗马人。罗马人怎么能够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击败迦太基人并最终对整个古代世界行使其军事优势？答案要从方阵的演进中去寻找。在坎尼，罗马步兵的阵列就像马拉松战场上的希腊军队那样，这就使他们成了汉尼拔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们的侧翼暴露，加上后卫部队不能独立于军队主体作迂回机动，使得他们不可能抵挡迦太基骑兵使用的包围战术。然而在坎尼战役以后的岁月里，罗马的战斗阵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罗马人首先排出一个整齐的方阵，然后将它分成若干纵队，最后再分成大量小型战术单位；这些单位有时互相靠拢，形成一个紧凑和不可穿透的整体，有时又灵活自如地改变队形，他们能够互相分开，并且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运动。” 对于现代的战争研究者，这一事态看来那么自然，以致几乎不值得注意。然而，要做到这一步极其困难，在所有古代民族中间只有罗马人才成功了。就罗马人来说，它所以可能，也是靠了历时百年的实验——这期间罗马军队从一支公民武装变成了一支职业军队，并且靠了作为罗马体制特征的对于军纪的强调。 “纪律的意义和威力是由罗马人首先充分认识和予以实现的”。

因此，罗马人所以征服了世界，不是因为他们的部队“比他们的所有对手更勇敢，而是因为靠着纪律，他们有更强的战术组织”。 惟一成功地避免被罗马征服的民族是日耳曼人，他们的抵抗所以可能有效，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体制当中一种天然固有的纪律，加上日耳曼人的战斗纵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战术阵列。 确实，在与罗马人打仗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学会了模仿罗马军团的组合方式，并且随机或独立、或结合地运动其战斗纵队。

随着罗马国家的衰落和帝国的野蛮化，米太亚得时期以来取得的战术进步逐渐终止。从塞韦里即位开始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混乱削弱了罗马军队的纪律，逐渐损害了它的优秀的战术形式。 与此同时，大量蛮族人被接纳进军队，因而已无可能保持历经几个世纪形成的高度整合的战斗序列。历史证明，只有被组织成强有力的战术单位，步兵才优于骑兵。现在，随着国家衰败和因此而来的战术蜕化，在西方新的蛮族帝国和查士丁尼皇帝的军队里，有一种越来越加剧的、以重装骑兵取代步兵的趋势。 当这一趋势占据主导地位时，步兵战术决定战斗胜负的时代终告结束，欧洲进入了一个由全副武装的骑士支配军事史的漫长时期。

德尔布吕克被指责持有下述观点：军事科学的发展随罗马帝国的衰败而停顿，后来随文艺复兴而再度开始。 这一指责是对的。从查理曼的时候起，到瑞士步兵在勃艮第战争中出现为止，所有战争的核心成分都是封建军队。根据德尔布吕克的观点，这不算是战术单位。它依靠的是单个武士的战斗素质；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兵种的有效区分。在这整个时期里，没有取得任何战术进步，而德尔布吕克看来倾向于赞同马克·吐温笔下“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佬”所言：“当你计算结果时，你无法将一场格斗同另一场格斗区分开来，也无法说清谁被打了。”诚然，在克雷西会战中，英格兰骑士卸去马匹，徒步打了一场防御战，相反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未骑马的骑士实际上打了进攻战；然而这些仅仅是插曲，不能被视作现代步兵发展的前兆。

战术单位的复活是一次军事革命，堪与坎尼战役之后的军事革命相比。正是战术单位的复活而非火器的引入导致了封建战争的终结。在米尔唐、格朗松和南锡战役中，骑兵使用了新式武器，但对战役结局没有任何影响。随着步兵战术单位重新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骑在马上的武士成了纯粹的骑兵——军队的一个用处很大、但只是辅助性的部分。在其著作的第四卷里，德尔布吕克讨论了这一发展，连同到常备军时代的现代步兵演进，并且在结尾部分论述了由于法国大革命而成为可能的战术变更。

德尔布吕克对战术单位的出现予以的关切不仅使其军事史具有一种连贯性，而且显示了被他认作全书之本的那个论题，即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每个历史时期里，政治的发展与战术的演进密切相连。“重装步兵方阵在马其顿诸王统治下的发展方式，同它在罗马共和国贵族制度下的发展方式很不一样，而只是同政体变化相关，罗马步兵分队战术才得到发展。同样，根据其性质，日耳曼百人队的作战方式与罗马步兵分队也大不一样”。

例如，罗马军队所以在坎尼战役中败北，是因为其战术弱点。然而，促成这战术缺陷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军队由未经训练的平民而非职业军人组成，同时国家的宪制要求军队指挥权由两位执政官交替行使。 坎尼战役之后的岁月里，统一指挥的必要被普遍认识到了。在经过多次政治试验之后，公元前211年大西庇阿被任命为罗马驻非洲军队的总司令，并且被确保在战争持续期间始终担任此职。这项任命直接违背了国家的宪制，标志共和体制开始衰落。在这个事例中，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显而易见。德尔布吕克写道：“第二次布匿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罗马实现了一场内部变更，它极大地增进了罗马的军事潜力，” 同时却改变了国家的整个性质。

正如政治因素在罗马战术的优化中起支配作用一样，罗马战术形式的瓦解也只有靠仔细研究帝国后期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解释。公元3世纪的政治经济混乱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军事机器。“持续的内战毁坏了迄今为止确保罗马军队坚不可摧的凝聚剂——构成军团价值所在的纪律”。

纵观整部《战争艺术史》，没有哪个地方德尔布吕克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做了概括性讨论。然而，随着从一个历史时期转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他总是将纯粹的军事问题恰当地置于其历史大背景之中，说明政治体制与军事体制之间的紧密联系，显示一个领域内的变化如何必然导致另一个领域内的相关反应。他论证日耳曼战斗纵队是日耳曼部落的村社组织在军事上的表现形态，并且说明了日耳曼公社生活的瓦解如何导致战斗纵队作为一种战术单位的消亡。 他展示了15世纪的瑞士人怎么可能取得胜利：依靠各州民主成分与贵族成分的融合，连同城市贵族与农民大众的联盟。他还描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因素的军事作用，即“保卫祖国的新思想激发了(士兵)大众如此高涨的战斗意愿，以致能够形成新的战术”。

德尔布吕克的全部军事学说当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于所有军事战略皆可分成两大基本形态。这个理论在《战争艺术史》出版以前许久便已经形成，在该书的第一卷和第四卷里得到了运用自如的概述。 　 在德尔布吕克那个时候，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相信战争是为了歼灭敌军，因而实现歼敌的会战是一切战略的目的。他们往往有选择地援引克劳塞维茨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德尔布吕克经过对军事史的最初研究，就确信这种战略思维方式并非一向被普遍接受；相反，在一些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流行的是一类完全不同的战略。不仅如此，他发现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断言整个历史上并非只存在一类战略体系：在1827年的一个便笺中，克劳塞维茨提出有两种显著有别的战争方法，一种是决意歼灭敌人，另一种是有限战争，在其中并无这样的歼敌可能性，其原因或者在于战争涉及的政治目的有限或政治紧张程度低，或者在于军事手段不足以实现歼灭。

克劳塞维茨在去世前业已开始修改《战争论》，但未及完成他对两大战争方式打算作的全面分析便与世长辞。德尔布吕克决心接受这一区分，并且阐明其中每一种方式的内在原理。他将第一种战争方法称为歼灭战略。它的惟一目的就是决定性会战，司令官只被要求来估计在某一特定形势下进行这种会战的可能性。

德尔布吕克称第二种战略为消耗战略，有时也称之为两极战略。它与歼灭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歼灭战略仅有一极，那就是会战，消耗战略却有两极——会战和迂回，将领所做的决定游移于这两极中间”。在消耗战略中，会战仅是若干同等有效的手段中间的一个手段，它们都服务于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会战本质上并不比占领领土、摧毁庄稼或商业、实行封锁更重要。第二种战略既不是第一种战略的单纯的变体，也不是一种较低级的战略形态。在某一些历史时期里，由于政治原因，或者由于军队规模小，它是惟一可以被使用的战略。它赋予军队指挥者的任务就如对于歼灭战略的代表者要求的一样困难。由于掌握的资源有限，消耗战略的实行者必须确定在若干个战争手段中间哪个将最适合自己的目的，何时进行战斗，何时实施迂回，何时奉行“大胆冒险”战法，何时遵循“节约兵力”原则。“就此所做的决定是个主观的东西，尤其是因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彻底和准确地知道所有情况，特别是敌方营垒内正在发生的事态。在对所有情形——战争目的、战斗部队、政治反响、敌方统帅的个性、敌国政府和民众的特征以及自己一方的相应状况——仔细研究之后，司令官必须决定一场会战是否可取。他可以断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任何较大规模的行动；他也可以决定在每个场合都寻求会战，以致他的操作和一极战略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在历史上的伟大统帅中间，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是歼灭战略家。然而，一些同样伟大的将领是消耗战略的典型代表。在他们当中，德尔布吕克列举了伯里克利、贝利萨留、华伦斯坦、古斯塔夫二世和腓特烈大帝。将腓特烈列入其中招来了对德尔布吕克的一片愤怒抨击。抨击者中间嗓门最大的是参谋本部的历史学家，他们相信歼灭战略是惟一正确的战略，坚持认为腓特烈是拿破仑的先驱。德尔布吕克反驳说，持这种观点是对腓特烈的严重贬损。如果腓特烈是歼灭战略家，那么如何解释1741年时他统率着6万大军，却拒绝进攻一支仅有2.5万人的已遭败绩的军队？又如何解释1745年在取得霍亨弗里德堡战役的伟大胜利后，他宁愿重新诉诸迂回战？如果歼灭战略的原则被当作评判将领素质的惟一标准，腓特烈就将留下一个很糟糕的形象。 [ 德尔布吕克写了一则意在嘲讽的模仿文，显示用这种标准评判腓特烈的战役将使他沦为一名三流将领。为此，德尔布吕克在普鲁士邦议会中被谴责为恶毒诬蔑一位民族英雄。 ] 然而，腓特烈的伟大在于这么一个事实：尽管他认识到自己的资源不足，从而不能在每个场合都寻求会战，但他仍然能有效地运用其他战略原则以赢得战争。

从王朝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胜利，国家战争潜力的巨大增长：所有这一切似乎证明歼灭战略是现代理所当然的战争方式。迟至1890年，德尔布吕克本人虽然坚持战略的相对性，但似乎仍然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在19世纪最后的岁月里，60年代的大规模军队正在变成后来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更为庞大的“百万大军”。难道这一转变不会使歼灭战略的应用变得不可能，从而预示回到伯里克利和腓特烈的战略原则？难道国家不是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因为参谋本部继续拒不承认有替代性的战略体系？随德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隐含在德尔布吕克全部军事著作中的这些问题就成了他的口中常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