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先秦中国社会结构的考古学经典著作，罗泰的《宗子维城》已经是名满考古学系与历史学系，甚至偏社会学的学者也会看这部主要以研究氏族组织发展变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为主的这本书。
国内学者，大多数仅仅把考古学附属于文献之下，古文字释读与文献对照占了很大部分。而西方学者则把考古学当做聚落看待，来研究古代社会结构，这是我们今天考古学界依然缺乏的理论视野，所以罗泰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不但有细致的研究理路，还有一种反思性意义。比如文献记载如果和考古学出土物出现大的偏差，我们该如何解释。

罗泰这本书光引用书目的索引就有73页，其中参考了大量考古学报告。中国，西方，日本相关研究论著，以及古籍文献。还有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这是外国学者研究学问的常态，我不只在一本书中看过这种视野广阔的“索引”。书前序言就有三个（英日文版，因为作者是在京都大学开始这本书写作计划，所以英文版与日文版同时出版。然后是韩文版，本书讨论的氏族组织与儒家礼制关系密切，所以严格说整个东亚的学者对这一主题都会感兴趣。最晚出版的是中文版，这个也是常识，引进外国学术著作，总是滞后一些），其中感谢的学者就可以组成两代考古学的硕学，书名是李零起的来自《诗经》中一句话，罗泰的老师是张光直，我曾经在张先生的书中看过他与他学生的合影，有罗泰，巫鸿。而这本书扉页写着献给俞伟超先生，俞伟超是老一代考古学者中视野最开放的人。我读着序言，仿佛在看一部学术史。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九个章节，作者按照氏族-姓族-民族三个社会学概念逐一考察先秦考古遗址所反映的等级体系，儒家喜欢说的礼制。所选择的考古学遗址（考古学不仅仅研究墓葬，或者说墓葬只是一个分支，只不过国内喜欢墓志铭的学术习惯，一听到考古就和墓葬划等号）非常有代表性。比如第一章罗泰通过西周时期著名的“庄白一号”遗址，这个遗址准确说属于窖藏，西周公元前771年东迁时，仓促埋下的祭祀器物，它们大多数属于宗庙器物。其中著名的史牆盘就是来自这里。
“庄白一号”所出土的器物，按照年代学与风格类型学判断从西周早期贯穿到西周晚期。其中许多铜器带有铭文，它们记录了微氏族的世系，并且铭文中提到周王谥号，从而为学者比定微氏的年代提供了可能。
罗泰通过研究发现，微氏族从折（名字）这一代起，铭文中都出现名字，折，豐，牆，𤼈。而折之前的代一律为谥号，高祖，烈祖，乙祖。通过铭文与社会学理论，罗泰认为折开始为小宗，折之前为大宗。在代的树状图中，大宗代表主干，小宗是大宗派生的枝干，在西周祭祀时，只有小宗之内使用名字，大宗是所有分支的祖先使用谥号。小宗的祖先被罗泰命名为“近代祖先”，大宗的祖先叫“焦点祖先”。并且小宗每五代会从大宗中分出来，产生次一级氏族，次一级的始祖一般被叫做“亚祖”。以微氏族世代为例，高祖是大宗，到折开始是小宗，折成为小宗的亚祖。亚祖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文献中。可以发现文献与考古出土物比缺少许多细节。

进而罗泰通过器物风格，西周早期（动物纹饰）中期（动物纹消失阶段）晚期（抽象几何纹），与器物组合（西周早期酒器居多，食器居少。阎步克的研究也是这个理论，商西周早期制度延续性，而文献中记载在此处与出土现象不符合。音乐礼器出现在西周晚期）判断折，豐，牆处于西周中期，𤼈处于西周晚期。西周中期是氏族分化的时期，（周王世系从共王到夷王的混乱说明了问题），到西周晚期也就是公元前850年左右（厉王开始）西周产生了一次礼制革命，这次礼制改革就是要为氏族组织确立严格的等级标准，而几百年后孔子根据这次改革制作了大量“儒家经典”，孔子把这次变化追忆到周公，而实际历史是西周晚期才产生礼，周公时期更接近商。这一章对于微氏族断代要比李学勤的更加合理。图表使用的相当精彩，对于罗泰的学术方法论这一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作者通过分析四个考古遗址来论证西周晚期的礼制革命在氏族内部丧葬方面的体现。宝鸡??国墓地（西周早期—西周中期晚段），天马曲村晋国墓地（西周早期—东周第一个世纪），上村岭虢国墓地（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侯马上马墓地（西周晚期—春秋晚期）。（弓魚合字，以下简称弓魚）国与其他三个墓葬不同，处于礼制革命之前，氏族首领与低等级亲属之间差异体现在随葬品绝对数量上。鼎簋的比例组合尚没有出现，只有一个“妾”墓出现“五鼎四簋”（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鼎簋组合），这非常有趣，说明西周礼制可能是从地方习俗中汲取经验，然后形成一套有文字记录的规则。弓魚很有可能是周王室的联姻氏族（非姬姓）。

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作者通过分析四个考古遗址来论证西周晚期的礼制革命在氏族内部丧葬方面的体现。宝鸡（弓魚合字，以下简称弓魚）国墓地（西周早期—西周中期晚段），天马曲村晋国墓地（西周早期—东周第一个世纪），上村岭虢国墓地（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侯马上马墓地（西周晚期—春秋晚期）。弓魚国与其他三个墓葬不同，处于礼制革命之前，氏族首领与低等级亲属之间差异体现在随葬品绝对数量上。鼎簋的比例组合尚没有出现，只有一个“妾”墓出现“五鼎四簋”（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鼎簋组合），这非常有趣，说明西周礼制可能是从地方习俗中汲取经验，然后形成一套有文字记录的规则。弓魚很有可能是周王室的联姻氏族（非姬姓）。

天马曲村自身就形成一组对照，最早的墓葬都是表现为庞大的铜器群，而无任何种类礼器组合。在晚期墓葬则出现大量“五鼎”，少有“七鼎”出现。上村岭虢国墓地则更加标准，主要以“七鼎”，也有“五鼎”，“三鼎”，“一鼎”，簋的数量也呈现序列，出“七鼎”的墓葬还伴随乐器。作者选取的这三处遗址不但跨越西周晚期形成对照组，而且地域不同。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礼制革命之后，周王室的不同氏族遵循的是本地制定的族规，虢国用“七鼎”，晋国用“五鼎”，如果从文献上看，虢国创立者为周文王胞弟，晋国创立者唐叔虞为周武王的小儿子。前者在氏族中离主干更近，或许说明虢国比晋国地位高。此外作者就着上村岭的例子说明，性别差异在墓葬中的体现，女性一律比丈夫低一个等级，但比同等级的其他贵族多随葬品的规律。上马墓地与此前三个墓地比拥有统计学优势，基本上都被科学发掘。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中低等氏族的考古学范例，之所以学术界把上马墓地判断为中低等氏族，因为它的有椁墓占比小，礼器墓比例小，没有出现任何有铭铜器，而有铭媵器是衡量一个氏族地位的主要标志。上马墓地的葬俗没有礼制规律，虽然它也有“七鼎”。这个统计学案例，提供了中低等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的差异。

根据罗杰.基辛的定义，氏族指的是一个血缘集团，其成员通过一系列可以追溯到一个大家都可以知道的父系或者母系祖先。而一个更大的血缘集团，其成员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祖先，但不知道其实际关系，这个更大的单位在社会学上被称为姓族。以先秦历史为例，子姓（商），姬姓（周），赢姓（秦），姜姓（可能是羌）属于姓族，当子姓及其联盟体系占主导地位时，正史中称为商朝，这些姓族并不是先后存在于中国北方，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谁强，那个朝代就叫什么。这是历史学最近对于先秦史研究的框架理论，它建立在考古学研究上。而姓族可以分出更小的单位，比如周王室是姬姓，晋国虢国燕国鲁国都是姬姓，它们分出的姓都属于氏族单位。

如果说本书前三章作者在同一姓族内部研究氏族等级在考古学，尤其是墓葬上的表现。
那么第四到第六章就是在姓族以及比姓族更大的民族上讨论。而他关注的焦点，其实在考古学理论上被称为“族属理论有效性”的问题，即我们能不能简单从墓葬呈现的文化面貌不同来判断为两个姓族，甚至两个民族。国内考古学界，非常热衷这么做，尤其在研究周商，周羌，周秦的时候。也有其他考古学者对此表示不赞成，但没有像罗泰这样写一部书中拿出主要章节思考这个原则问题。
如果一个墓葬出现大量腰坑，就判断为商，出现分档鬲属于商，瘪档鬲属于周，屈肢葬属于秦。罗泰认为许多判断标准属于财富与氏族整体等级造成的，明显不能用它们判断族属。这个不仅仅是统计学的问题，而是假设成立的基础问题。其他可以判断族属的，罗泰更加认可从宗教观念解释一些考古上物质差别，比如腰坑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从这里看罗泰不愧是张光直的学生，张光直众所周知研究商代祭祀与萨满教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造诣。他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就是从宗教观念角度研究商代器物形态的。
罗泰这本书用了三分之二的章节讲述西周到战国时期以墓葬用器制度展现等级的周文化礼制（它发端于西周晚期的改革）如何从渭河流域，蔓延到整个黄河与长江沿线，以及它与其他不同面貌的文化是如何融合的。先秦历史，可以看出早期是不同姓族互相影响，它们都共享青铜器，但细节又不同，比如商代喜欢用酒器爵觚常见，西周后期钟鸣鼎食成为主流，芈姓（同样属于姓族单位与赢姓一样，楚不属于周人范畴）的楚人有自己独特的水器，它们一定有更早的地方传统。

但只有周最早发展出系统的礼制等级，通过封建制，姬姓与其联盟（最著名的就是姜姓齐）在中国北方各个地区推广周人的文化与制度，当然周人已经通过人口迁移到当地。这里最基本的就是氏族组织与礼制等级。在最初，即还没有发明出精致的等级体系规则之前，周人与“异族”的关系比较平稳，它们互相借鉴各自的生产技术，周文化圈边缘的山东半岛，辽宁，内蒙古与四川都发掘出青铜器，但这些青铜器都不是祭祀祖先使用的，当地人保持自己的习俗传统，仅仅使用周的器物。也就是说西周早期，周尚没有进行扩张。当西周晚期礼制革命后，周人内部更加形成一种观念，即族属观念。它们对内更加团聚，对外则变得封闭，导致春秋时期，夷狄观念形成，周就是在此观念下，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圈范围。作者在此讨论了“东夷”（山东沂水刘家店子莒侯墓），狄人（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墓），楚（安徽寿县西门下蔡侯申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吴（谏壁-大港墓地），这些墓地都接受了周文化中的礼制等级（当然它们也保存一些自身特点，这和仅仅接受器物的西周早期边缘地区墓地不同，在文化上明显属于周。所以在作者的体系中，并不把楚吴当成异族，而是当成共享周文化的其他姓族，作者从来不用楚文化这个词，他认为这个词太突出楚的自身特点）。可以说它们与秦的作用一样，在周的文化圈子边缘，由秦楚吴这些“子周体”（我造的词）接着像更远的地方传播“礼制等级”。这就是“华夏”产生的内在肌理，几个姓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考古学中一定要慎重使用“民族”这个词，因为只有像益门村2号墓那种非常大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差异我们才能判断为不同“民族”（当然也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