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互为竞想。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都在厌恶另一个性别,但是如果继续追问这种厌恶情绪的更深层次的动力,其实是源自于自我在传统性别秩序中所处的位置,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性别。我们遭遇到的风险而产生的焦虑,也就是说我们所厌恶的不仅仅是另一个性别,同时也在厌恶着自己的性别。当一个女性意识到自己会由于结婚生育导致自己的职场发展受挫,还面临着可能一辈子都被嫌弃良母这个身份困在家庭中,而错失个人发展的机会,成为四壁运动的一份子,是这个女性在面临这样的风险时做出的创伤式反应。希望自己可以通过远离男人来规避这些风险,同时缓解自己面对这些风险,显示的焦虑。所以激进女权主义者所倡导远离男人的口号背后,其实是远离自己所恐惧的那种传统女性身份。同样的,当一个男性从小被要求要有阳刚之气,要组建家庭,并且要女性大家等的责任,但是总会有男性不想认同或者恐惧无法成为这种标准男性形象。男性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也采取了远离女人的策略。但是激进反女权主义者的远离女人口号背后,其实是恐惧于失败的自己,一个无法达到标准男性形象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对弈的双方都会认为自己处于受害者处境之中,同时将自己的内在恐惧投射向外在于自己的他者。在性别维度,这个他者位置自然被安放上了另一个性别。我们通过对于另一个性别的排斥来表达自己拒绝成为传统性别秩序下的女性和男性形象。我们都在尝试一种远离另一个性别的迂回方式,来让自己不去成为在传统性别秩序下,被框死的女人或者男人身份,而是努力渴求着作为人的自我生存可能性。所以我不会去诟病激进主张是导致当下性别问题严峻的根源,相反我认为这些激进主张反而是推动性别问题解决的助力,因为他们的呼声会指引我们看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是什么呢?
首先,作为激进派的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原因,就是要让自己远离对方。这种行为更类似于当自己处于风险处境时的自我保护行为,也是对于传统性别秩序的消极反抗。但是我们能够尝试着去找到更加积极的反抗方式吗?如果可以的话,这种反抗方式在哪里呢?
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所恐惧的对象之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感到恐惧,而这一共同恐惧的对象,其实就是生育。之所以,生育会让双方恐惧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意识到生育的成本远超个人能够承担的范围,甚至生育的成本也远超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能够承担的范围。而这部分溢出的成本压力压到个人头上时,个人能够做出的选择非常有限,于是拒绝参与进这个体制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在性别议题计划的韩国,有65.4%的女性和48.3%的男性拒绝生育。因为默认生育的原因,生育的成本被要求由个人来承担,这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导致性别议题进一步激化,而各自激进派的分离主义主张,再次加剧了个体对于承担生育成本的恐惧,这导致我们所有人都被动地陷入动弹不得的僵局中。想要打破这种僵局,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默认生育成本是由个人承担的?
生育难道就是一个完全的私人事务吗?
在更多时候,生育其实是一件公共事务,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已经脱离了个人的掌控,成为社会构成的一份子,而社会本身也会受益于新生命的诞生。那么这样一件对公共有利的公共事务成本,早已超出个人能力能够承担的范围,却还是默认要求个人来承担这些责任。那些超过个人承担能力范围的成本,难道社会不应该也意识到自己也有承担生育成本的责任吗?
假如生育成本中超出个人承担范围的溢出部分,由社会来承担,我们可以想象生育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选择,而不用再担心自己由于生育而需要承担种种额外沉重的负担。在那个时候,生命是否可以不再是一种刑罚,而是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