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经常溃决。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设置汴水的警戒深度为7.5尺：“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以后成为定例，“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但就是五尺深度，也无法达到。宋真宗派遣的使者称：“泗州西至开封府界，岸阔底平，水势薄，不假开浚。”仁宗皇祐二年，命使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嘉祐六年，汴水浅涩。都水监官员奏：“应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阔浅漫，宜限以六十步阔，于此则为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令深驶。”

即便完成了“狭岸”工程，嘉祐八年春，王安石再相，有人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商丘)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可见，经大力疏浚的商丘至泗州运河，深仅三至五尺。运道最易梗塞之处在虹县(后分为安徽泗县和江苏泗洪两县)以东。史载：“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里余，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

据学者实地考察，在安徽泗县汴河所经地区，由于地势较高，河道水流极浅，春秋则干涸(龙舟经过时为秋季)。当地一直有隋炀帝“纳稷行舟”的传说，称炀帝船队至此，河水干涸，遂命百姓用稷子拌香油于干河漕中，用人力将船硬拉过岗。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疏浚濉河时，在隋唐汴河土层中，确曾挖出许多稷子。无论如何，三尺深的航道是不适合龙舟这类特大型船舶的。“纳稷行舟”法用于小型船或可行，用于龙舟类纯木楼船则不可行；巨型龙舟若在旱地上被“硬拉”数十里，显然会被严重损毁。

宋代为了漕运，令真州、楚州、泗州各造浅底舟百艘，分为十纲入汴。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孝广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于堰旁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即便如此，宋廷视为命脉的钱粮运输，仍然难以从汴河运达。绍圣元年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岁计，皆藉东南漕运。今年上供物，至者十无二三。”

考古发现证明汴河只能通航浅底舟：“由于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地处黄淮平原，河道水浅，泥沙过多，易淤易塞。航行汴河的漕船要制成平底，吃水浅，容易通行。”汴河中出土的一号唐船总长18.97米，船深仅1.1米；二号唐船长10.6米，最深处仅0.7米；六号唐船总长27米，深1.4米。汴船船体不但吃水极浅，还需修长窄狭，以便适应“运河河道窄、船多、水浅”的条件。

隋炀帝首巡扬州最值得注意的是，次年回洛阳时，全程没有乘船，也无龙舟一说。大业二年三月庚午(606年4月28日)，隋炀帝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6月7日)，“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用时仅41天。这条航道的枯水期等水文条件在隋代时与宋代无大的变化。若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船行比车行既便利，又迅速”，隋炀帝显然不会弃水路而行陆路。

三、《大业杂记》非信史
就不少细节而言，杜宝的《大业杂记》实非信史，大量内容类于传奇小说。《大业杂记》中对事物的夸张性记载随处可见。如“大业二年八月，信都献仲思枣四百枚。枣长四寸，围五寸，紫色，细文，皮绉细核，实肥有味，胜于青州枣。”长4寸、围5寸的枣子堪比中号芒果，迄今世上所无。实际上，“仲思枣”至多“长一二寸”。该书又载：“帝征辽回，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镇。步出观望，有鸟二，素羽丹嘴，状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翔双下，高一丈四五尺，长八九尺。”此鸟高度合4米以上。目前为止，世界上存在过的最大的鸟类是象鸟，高度也仅为2-3米，且不能飞行。

《资治通鉴》据《大业杂记》所载的杜宝设计、黄衮制作的木妓、酒船，其自动化程度之高，科技含量之精，虽现今人工智能时代也难做到。《资治通鉴》载：大业十二年，“三月上巳，帝与群臣饮于西苑水上，命学士杜宝撰《水饰图经》，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木为之，间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动如生，钟磬筝瑟，能成音曲。”

《大业杂记》中的原文更为详备：
有神龟负八卦出河……长鲸吞舟，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盘石，或乘宫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又间以妓航，与水饰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长一丈，阔六尺，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其妓航水饰亦雕装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机使之。奇幻之异，出于意表。又作小舸子，长八尺，七艘；木人，长二尺许，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钵次立，一人撑船在后，二人荡桨在中央，绕曲水池回曲之处各坐侍宴宾客，其行酒船随岸而行，行疾于水饰，水饰行绕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头伸手，遇酒，客取酒饮讫，还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钵之人取杓斟酒满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处，例皆如前法。此并约岸水中安机。如斯之妙，皆出自黄衮之思。宝时奉敕撰《水饰图经》，及检校良工图画。既成奏进，敕遣宝共黄衮相知，于苑内造此水饰，故得委悉见之。

众所周知，未经专业训练，即便是真人也不能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成曲调。在隋代，让木头人完成这些高智能的活动只能存在于传奇文学的奇思妙想。《资治通鉴》照录杜宝的虚构内容作为信史，显得非常缺乏常识。有学者称：杜宝的《水饰图经》和黄衮制作施工的大型水傀儡工程，“创造了水傀儡艺术的奇迹”。这是典型的“尽信书”，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杜宝所载的黄河失书之事，也极不合理：“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叱云：‘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调度，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帝，喜云：‘我已得书。’”书籍本属漂浮物，即便覆船，也不会一卷无遗；况且，运送如此贵重书籍，承运官员不可能仅置书于一船。唐初确有沉船失书之事，最可据的记载应属《旧唐书》：“国家平王世充，收其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沉没，存者重复八万卷。”不说其他方面的舛讹，仅“一卷无遗”与“多有沉没”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大业杂记》还言之凿凿地载有南海僧人法喜的异能之事，这与唐代盛行的神化佛教人士的虚夸手法并无二致：“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宫内安置。于时内造一堂新成，师忽升堂观看，因惊走下阶，回顾云：‘几压杀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压杀数十人。其后又于宫内环走，索羊头。帝闻而恶之，以为狂言，命著一室。数日，三卫于市见师，还奏云：‘法喜在市内慢行。’敕责所司检验所禁之处，门如旧。守者亦云师在室内，于是开户入室，见袈裟覆一丛白骨，锁在项骨之上。以状奏闻。敕遣长史王恒验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惊动。至日暮，师还室内，或语或笑。守门者奏闻，敕所司脱，放师出外，随意所适。有时一日之中，凡数十处斋供，师皆赴会，在在见之，其间亦饮酒噉肉。俄而见身有疾，常卧床，去荐席，令人于床下铺炭火，甚热。数日而命终，火炙半身，皆焦烂，葬于香山寺。至大业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见还在郡。’敕开棺视之，则无所有。”这段内容可能是杜宝基于陈、隋之际的僧人智、法喜相关传闻而做了创作。据《续高僧传》：“〔智〕便诣金陵，与法喜等三十余人在瓦官寺创弘禅法。仆射徐陵、尚书毛喜等，明时贵望，学统释、儒，并禀禅慧，俱传香法，欣重顶戴，时所荣仰。”

《大业杂记》对弘农郡云中童子、殿柱藏龙的记载皆属此类：“弘农郡太守蔡玉以国忌日于弘敬寺设斋。忽有黑云甚密，从东北而上，正临佛殿。云中隐隐雷鸣。官属犹未行香，并在殿前聚立仰看。见两童子赤衣，两童子青衣，俱从云中下来。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身长丈余，仰掷云中。雷声渐渐大而下来。少选之间，向白蛇从云中直下，还入所出柱下，于是云气转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离地数寸。一童子从下又拔出一白蛇，长二丈许，仰掷云中。于是四童子亦一时腾上，入云而去。”僧道等神异之士操雷控电、御龙降雨的描述，概为唐代传奇文学的基本桥段。

总之，《大业杂记》对隋炀帝巡游的描写过于夸张。唐人出于抹黑前朝政治的目的所创作的各类作品，不能视为信史。而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为君主政治服务，使用一些极不严谨但有助于阐述其理念的材料也是可以理解之事。

结语
杜宝所撰《大业杂记》不但录有大量的神鬼之事，许多内容也过于夸张、荒诞，此书大量内容类于志异小说。对隋炀帝豪奢铺张的描写则迎合了唐代统治者贬抑隋朝、体现自身恤民仁政合法性的政治需求，符合唐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出于为统治者提供镜鉴的目的，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大量转录《大业杂记》中关于隋炀帝巡游的内容，遂致这些失实的载述流传千年之久。我们不应因《资治通鉴》摘录了《大业杂记》就认定后者是可靠的史料。恰恰相反，因为《资治通鉴》信从了《大业杂记》的虚幻记述，我们应对前者抱有审慎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