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税制是买扑经营的一种，但买扑却不只包括包税制，宋代繁复的买扑门类中只有“买扑商税”属于包税制的范畴。在元代，国家允许买扑经营的种类大大缩减，而“买扑商税”正是明令撤销的门类之一。所以，元朝是宋代的包税制度的终结者。
简要解释一下，首先，将宋代盛行的“买扑”（或称“扑买”）制等同于“包税”是完全错误的，买扑的本质是所有承包制度的泛称，内容十分广阔。有宋一代，从官营的酒、盐、茶、醋、坑冶、河渡产业，到政府采购，再到官田经营，都广泛存在着私人资本承包的买扑现象。这些可以被私人资本承包的领域中，只有“扑买商税”属于典型的包税经营。北宋时，政府将年课一千贯以下的税场开放买扑，以节约行政资本，而后有交易功能的祠庙与乡村土市也出现了买扑。南渡之后，商税买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达到了鼎盛。
扑买经营在古代的出现，是社会的高度市场化伴生的。然而与大众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的是，元代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空前繁荣”的社会，不少生产门类也倒退至唐代宋初官本垄断的生产模式。其总体市场经济的规模与宋代相比萎缩极大，这一点的直观体现是税场与市场数量的减少。诚然太宗朝曾有商人“扑买天下课税”的情况，但那是离忽必烈建元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随着元军南下，元廷立刻下旨禁止了南宋境内朴买商税的行为，已达成的朴买限时解除。所以元朝根本不存在宋代那样典型的包税制。
（至元）十九年十月，定商税三十分取一。节文：诸色课程已有定额，有司差人恢办，增者迁赏，亏者陪偿黜降，已有定法。不许诸人添荅扑买，已扑买者截日罢去，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至顺《镇江志》卷六）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刚刚即为的元成宗又再次重申了关于商税朴买的禁令。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钦奉诏书，内一款：诸处酒税等课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若于额上办出增馀，额自作额，增自作增。仍禁诸人扑买。（《元典章》圣政卷二，典章三）
朴买商税消失的同时，元朝诸色户计制度的建立使得官营手工业愈加稳固，随着社会市场化程度的降低。其他在宋代开放买扑的经营门类也大多消失，总规模严重萎缩。例如食盐的生产与销售在元朝从未承包与社会资本，元朝政府对食盐的经营，是所有官营生产中最成功的门类——盐课长期成为元朝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商税与之相比，甚至也仅为其零头。对于一些经营困难，在破产边缘的官营手工业，元廷才考虑让民间资本“买扑”生产，或干脆任民人自主经营，坐收课税，这类产业以矿业为主。例如《元史·食货志》中的这些例子：
朱砂、水银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户于吉思迷之地采炼。在湖广者，沅州五寨萧雷发等每年包纳朱砂一千五百两，罗管赛包纳水银二千二百四十两。潭州安化县每年办朱砂八十两、水银五十两。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乌马儿采之。在会川者，二十一年，输一千余块。此朱砂、水银、碧甸子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
银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听王庭璧于檀州奉先等洞采之。十五年，令关世显等于蓟州丰山采之。在云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拨民户于望云煽炼，设从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开聚阳山银场。二十九年，遂立云州等处银场提举司。在辽阳者，延祐四年，惠州银洞三十六眼，立提举司办课。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宁南剑等处立银场提举司煽炼。在湖广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每年输银三千两。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罗山县银场，课银三锭。四年，李珪等包霍丘县豹子崖银洞，课银三十锭，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此银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元史》卷九十四·志第四十三）
一些官产中的河湖，也存在承包与富户的情况，这些都是宋代广泛存在的扑买制度的孑遗。苏天爵任南台御史时，曾在湖北处理过因承包湖泊不成而诬告管事官员的地方豪强。
澧之齐氏，沅之曹氏、骆氏，靖之唐氏，并雄于赀，而善持吏短长为民害。齐因湖泊官不听其扑买而污以他事；曹与骆有罪例当施粉壁，着其过恶，遂藏去省檄，以灭其迹；唐以白身为黄平府判官，追夺之令下而拒不纳。公至，吏始克举其法，无所避。（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
简要解释一下，首先，将宋代盛行的“买扑”（或称“扑买”）制等同于“包税”是完全错误的，买扑的本质是所有承包制度的泛称，内容十分广阔。有宋一代，从官营的酒、盐、茶、醋、坑冶、河渡产业，到政府采购，再到官田经营，都广泛存在着私人资本承包的买扑现象。这些可以被私人资本承包的领域中，只有“扑买商税”属于典型的包税经营。北宋时，政府将年课一千贯以下的税场开放买扑，以节约行政资本，而后有交易功能的祠庙与乡村土市也出现了买扑。南渡之后，商税买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达到了鼎盛。
扑买经营在古代的出现，是社会的高度市场化伴生的。然而与大众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的是，元代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空前繁荣”的社会，不少生产门类也倒退至唐代宋初官本垄断的生产模式。其总体市场经济的规模与宋代相比萎缩极大，这一点的直观体现是税场与市场数量的减少。诚然太宗朝曾有商人“扑买天下课税”的情况，但那是离忽必烈建元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随着元军南下，元廷立刻下旨禁止了南宋境内朴买商税的行为，已达成的朴买限时解除。所以元朝根本不存在宋代那样典型的包税制。
（至元）十九年十月，定商税三十分取一。节文：诸色课程已有定额，有司差人恢办，增者迁赏，亏者陪偿黜降，已有定法。不许诸人添荅扑买，已扑买者截日罢去，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至顺《镇江志》卷六）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刚刚即为的元成宗又再次重申了关于商税朴买的禁令。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钦奉诏书，内一款：诸处酒税等课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若于额上办出增馀，额自作额，增自作增。仍禁诸人扑买。（《元典章》圣政卷二，典章三）
朴买商税消失的同时，元朝诸色户计制度的建立使得官营手工业愈加稳固，随着社会市场化程度的降低。其他在宋代开放买扑的经营门类也大多消失，总规模严重萎缩。例如食盐的生产与销售在元朝从未承包与社会资本，元朝政府对食盐的经营，是所有官营生产中最成功的门类——盐课长期成为元朝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商税与之相比，甚至也仅为其零头。对于一些经营困难，在破产边缘的官营手工业，元廷才考虑让民间资本“买扑”生产，或干脆任民人自主经营，坐收课税，这类产业以矿业为主。例如《元史·食货志》中的这些例子：
朱砂、水银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户于吉思迷之地采炼。在湖广者，沅州五寨萧雷发等每年包纳朱砂一千五百两，罗管赛包纳水银二千二百四十两。潭州安化县每年办朱砂八十两、水银五十两。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乌马儿采之。在会川者，二十一年，输一千余块。此朱砂、水银、碧甸子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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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听王庭璧于檀州奉先等洞采之。十五年，令关世显等于蓟州丰山采之。在云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拨民户于望云煽炼，设从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开聚阳山银场。二十九年，遂立云州等处银场提举司。在辽阳者，延祐四年，惠州银洞三十六眼，立提举司办课。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宁南剑等处立银场提举司煽炼。在湖广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每年输银三千两。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罗山县银场，课银三锭。四年，李珪等包霍丘县豹子崖银洞，课银三十锭，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此银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元史》卷九十四·志第四十三）
一些官产中的河湖，也存在承包与富户的情况，这些都是宋代广泛存在的扑买制度的孑遗。苏天爵任南台御史时，曾在湖北处理过因承包湖泊不成而诬告管事官员的地方豪强。
澧之齐氏，沅之曹氏、骆氏，靖之唐氏，并雄于赀，而善持吏短长为民害。齐因湖泊官不听其扑买而污以他事；曹与骆有罪例当施粉壁，着其过恶，遂藏去省檄，以灭其迹；唐以白身为黄平府判官，追夺之令下而拒不纳。公至，吏始克举其法，无所避。（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