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吕思勉国史通论》
吕后事非实录
萧何死，相曹参；曹参死，相陈平；又以周勃为大尉；既非高祖顾命，则皆吕后之谋，然则吕后实惟功臣之任。《吕后本纪》言：孝惠帝崩，张辟彊说丞相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吕氏权由此起。果如所言，少帝废后，安得又以周勃为大尉？然则产、禄之居南北军，实在高后临命之际，即其封王吕氏，亦在称制之年，盖诚以少帝年少，欲借外戚以为夹辅，亦特使与刘氏相参。吕后初意，固惟汉宗室、功臣之任也。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寄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乃诬以产、禄欲为乱关中。产、禄果有反谋，安得吕禄去军，而不以报吕产？吕产又徒手入未央宫，欲何为乎？故知汉世所传吕后事，悉非实录也。

11.《中国社会史》
【國體】
事有一時之用，有恒久之用。恒久之用，如築室然，必期若干年之安居。一時之用，則蘧廬一宿而已。其物本爲芻狗，用已即可棄，不能以其爲時之短，而譏其無用也。漢初封建即如此。欲如三代之封建，歷千餘載，以蕃衛王室，夫固有所不能。然謂其并一時之效而無之，則亦過矣。試即漢初之情勢，一陳論之。
漢高祖定天下，反側之心，未嘗消也。韓信、彭越，皆與高帝故等夷，雖曰“角力而臣之”，其能心服者，亦有限耳。高祖南征北討，不恒厥居。有天下後，在長安之時甚少。是時代之而主大計者，果何人哉？蕭何邪？無論高祖不能深任。即曰能之，而其人故刀筆吏，主簿書錢穀則可，參替大計，非所任也。張良邪？彼徒輕俠策士耳。坐而運籌則可，起而行，亦非所能也。然則高祖之所任，果何人哉？曰：吕后也。史稱“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吕后力”。《史記·吕太后本紀》。夫吕后剛毅或有之，究之一女子耳。功臣宿將，何畏之深？而韓信、彭越，束手就戮。陳平、周勃當后世，亦戢戢不敢動哉？曰：此非一人之足畏，外戚之在當時，固自有其勢力也。古代所任，首在同姓，次則外戚，人心習爲固然。一矣。高祖之起，吕氏蓋有力焉。建成、周吕，雖非信、越之倫，抑亦曹、滕之亞，樊噲尤項王所稱壯士也，相與輔相之，此韓信、彭越所以束手受戮，陳平、周勃所以屏息不敢出氣也。營陵謂“吕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信不誣矣。二也。有此二因，則高祖非任吕后一人，而任吕氏一族也。當時可畏者，莫如功臣。高祖外封子弟，内任外戚，皆所以禦功臣也。至高祖死，遂成吕氏一門内鬥功臣外鬥宗室之局，吕后死而齊王起兵，則宗室之鬥外戚也。使灌嬰擊齊，而灌嬰與之連和，平、勃等遂乘機而起於内，則功臣之鬥外戚也。兩力合而外戚以亡。然當其未亡時，挾天子之尊，據建瓴之勢，其力固雄，其名固順。使産、禄謹守太后遺教，不輕棄軍，則蕭墻之禍不作。吴王濞弱歲冠軍，白頭舉事，猶尚無成，況齊王兒子乎？其成敗固未可知，然則外戚固足用也。夫以外戚之勢，可畏如此，而吕雉終不能如武瞾之易唐而周，則以高祖子弟擁強國者之多也，功臣之深謀祕計，何所不至。然諸臣雖拒立齊王，終不敢不迎文帝於代，其故亦由是也。宋昌勸文帝決，入曰“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史記·孝文本紀》。可謂知言矣。然則衆建親戚，在後來雖致七國之亂，而當天下初定時，固未嘗不收其效。欲如殷、周所封，歷千餘載，自全以爲藩衛，夫固有所不能。而一時夾輔之效，固不能謂其無有也。故曰：事有永久之效，有一時之效。以其無永久之效，而并昧其一時之效焉，亦不察時勢之談也。

续11
【政體】
後世革命之人有六：曰宗室，若齊明帝、明成祖。曰外戚，若王莽、隋文帝。曰權臣，若魏、晉、劉宋。曰軍人，若梁太祖、宋太祖。曰女主。唐武后。漢吕后僅臨朝稱制。此皆舊朝之戚屬，或其所委任，仍帶舊性質。惟起於草野之羣衆，乃可稱真革命耳。其以少數族入主中原者，則性質又異，不能名革命矣。

续11
【财产】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爲吏。”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讁以擊匈奴。七科讁者，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商賈居其四焉。然荀悦謂“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税，適足以資豪強”。晁錯謂“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則當時之政令，實無救正之效，反以資豪強也。

续11
【征榷】
漢初用度省而取民亦寡，《食貨志》所謂“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者也。此時之財權，蓋不甚集於中央。然《吴王濞傳》云：“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則亦無甚厲民之政也。至武帝時，而取民乃多，其中重要者，一爲鹽鐵、均輸、酒酤，一爲算緡。

续11
【刑法】
蓋戰國之世，各國競尚嚴刑，正不獨一秦也。至漢世，而刑法乃漸趨於輕。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
漢代用刑之寬嚴，視乎時主之好尚。《志》云：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填以無爲，是以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及至孝武即位，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偏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上深愍焉，乃下詔曰：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禄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於是選於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黄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案尚嚴之主，歷代有之。漢武特侈欲多所興作耳，非必暴虐也。然則漢代刑罰所以刻深，得仁主僅能寬民於一時，得中主遂至於殘民者，實以當時治獄之吏崇尚殘酷，成爲風氣，而律令又錯亂繁雜故也。

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