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西方不会做伪史的人，你们可知道一个残酷真相是——欧洲中世纪及以前是没有专职的史官和相关机构。史学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较低，人们没有连续的记述历史的意愿，没有编撰（用于记史的）史料的传统。史书作者大多是神职人员，受的是神学、修辞甚至是法学的训练。
所谓“官方史学”，往往是指作者受到了某国王、教会等权力机构的委托，为其记史；或者作者本身是权力机构中的高层，出于自愿（大多是政治目的）而记史，并没有历代国王或教会都去记史。称得上“正史”的作品并不多，“野史”就更少了。
在中世纪写史是个人工程，一般史家往往也担任要职，所以可以直接查阅官方档案。但是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大部分史书以作者的所见所闻为主。在处理关键性事件时，有时会依照重要文件重构，有时侯则是直接把政治文件原样照搬，不经处理。
中世纪史书以编年史为主。比之纪传编年体，单纯的编年体相对简单和低级，只需要记述每年发生的事件、描述现有的准则和秩序即可。纪传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但不局限于个人，往往是记载人物所处机构的历史，它需要史家有更强的整合能力和连贯一致的逻辑，否则容易前后矛盾。中世纪有纪传编年体（gesta），如教宗、国王和主教的传记，质量也相对较高。
中世纪史书的可信度并不高，或者说出错率非常高。只有小部分作者有“公正客观”的意识，而即使是这部分人，他们没有精力对使用的材料进行考辩，因为从整理材料到写作都是他一个人在短时间完成。他们能收集到的材料也很有限，无法互相印证。归根结底，这是史学不发达、没有竞争和良性环境的结果。
另外相当一部分的史书写作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权力机构，各个团体（王国、教会、城市、诸侯）长期处在竞争关系，由此产生的各种“官方史书”辩护色彩较强，作者对史料的取舍有严重的倾向性。当然，这对后世了解作者所在派别的思想和利益诉求很有帮助。还有一部分史书写的是救赎史，描写人们如何在上帝的计划中最终获得救赎，尽管作者经常从创世讲起，但是其视野往往不超过他所在的地理区域。随着中世纪西方日益世俗化，这类史书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