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形成若干股较强的力量，彼此往往产生各种联系，或矛盾对立，或合体双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相互关系有所不同，敌对势力所在的区域和来往的交通路线也有区别。因此，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必须依据现实的形势来安排国防部署，在不同的区域、地点设置战略防御枢纽。北朝后期，我国内地存在着三大基本经济、政治区域，即关中（或曰关陇）、山东和江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股割据势力及其政权代表——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和陈朝。隋王朝的建立，是关陇地主集团灭齐、平陈，先后征服山东、江南势力的结果。隋统一全国后，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使关陇地主集团在新政权里占据支配地位，享受诸如荫庇后代等种种优惠和特权，而山东和江南士人却受到排挤和歧视。例如，隋文帝曾罗织罪名，诛除原北齐归降的山东籍大臣李德林、李孝贞、高励、房恭懿、王頍等；在北齐旧境推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清查户口，检括被当地豪族隐匿的人丁，借以削弱他们的经济力量，增加朝廷的赋役。开皇九年（589）二月，隋文帝在平陈之后，立即宣布在江南重建乡里基层组织，又听从苏威“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的建议，实行检括人口，撤换了全部陈朝的地方官吏，“牧人者尽改变之”。

据《隋书》卷2《高祖纪下》所载，隋朝政府在统一全国之后，曾在开皇九年四月和开皇十五年（595）二月两次下令禁止天下私造兵器，但是规定“关中、缘边，不在其例”，体现出对关陇地区特殊的照顾及对其他区域民众的不信任。开皇十八年（598）正月，隋文帝又下令严禁江南地区民众私造大船，并且检括当地旧有船只，长度超过标准者一律没收。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以上种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山东、江南豪族地主的利益，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隋朝建立前后，上述两个地区屡次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例如，杨坚篡周建隋时，尉迟迥、司马消难等起兵反对，山东州县纷纷响应，“两河遘乱，三魏称兵，半天之下，汹汹鼎沸”，仅在相州一处，“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

开皇十年至十一年（590——591），江南又出现反隋暴乱，“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充分表明当地人士对隋朝的仇恨。文帝派遣杨素等率关中重兵镇压，方才平息。隋炀帝即位后，其弟汉王杨谅不满，起兵反抗，获得了北齐故地人士的支持，如炀帝诏书所言：“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因此，隋朝在拟定战略防御计划时，把山东、江南的政治势力列为主要的假想敌，将这两个地区看作有可能爆发叛乱的敌对区域，其中又以地广人众、物产丰富的山东为甚。如隋文帝在平定三总管之乱后，“颇以山东为意”；隋炀帝在下令营建东京的诏书中也说他所惦念的，是“南服遐远，东夏殷大”。

山东或江南如果发生叛乱，朝廷首先要考虑京师长安及其所在的根据地——关中地区的安全，需要扼守叛军入关的要道，阻止其威胁王朝腹地的军事行动。其次要出兵到当地镇压，恢复并巩固原有的统治。如炀帝所称“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但是，隋朝的重兵屯于关中，一旦上述两地出现事变，遣师赴难要跋涉千里乃至数千里，有鞭长莫及之弊。若是不能及时赶到，有可能会使叛乱愈演愈烈，酿成大祸，以致无法收拾。此外，叛军如若抢先进占豫西和晋南地区，利用黄河、崤函的天险，封锁关中兵力东进中原的道路，将其禁锢在潼关以西，那么形势对隋朝统治集团来说就更为不利了。

鉴于以上缘故，关陇集团——隋朝统治者对洛阳给予了特殊的重视。洛阳处在“天下之中”，即山东、江南和关中三大经济政治区域交界的中间地带，属于“四通五达之衢”，是全国水陆运输的中心枢纽。三大区域之间往来的主要交通干线——黄河、豫西走廊、晋南豫北通道——都要经过河洛地区。对隋朝政府来讲，在洛阳一带设置巨仓坚城，屯驻重兵，既能够作为关中的有力屏障，阻挡东、南方向的来敌，又可以及时出兵，镇压两地可能发生的叛乱，故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如《读史方舆纪要》卷46《河南一》载顾祖禹所言：
河南阃域中夏，道里辐辏。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范雎亦云：“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秦氏观曰：“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御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矣。

另外，洛阳地处伊洛平原，灌溉便利，周围有山河环绕，具备防御作战的自然条件。《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三》曰：“（河南）府河山控带，形胜甲于天下。武王谓周公：‘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此言洛阳形胜之祖也。《史记》，吴起谓魏武侯：‘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南，羊肠在北。’汉高祖初定都，群臣谓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河乡伊洛，其固足恃。”隋炀帝也是看到当地的山川形势后才做出建立东都的决定，见《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一》：“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综上所述，从北周统一北方至隋炀帝即位，洛阳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由中央政府派出机构——“行台尚书省”的驻地变为陪都，甚至在作用上超过了京师长安。北周灭齐后，曾在其故都邺城（相州）、晋阳（并州）设置行宫与六府官，以加强对其旧境的统治。见《资治通鉴》卷173陈宣帝太建九年（577）二月：“周主于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置总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宫及六府官。”胡三省注：“相、并二州，皆有齐旧宫及（尚书）省，故仍置宫，若别都然。置六府官，以代省也。六府官，盖仿长安六官之府。”两年以后，周宣帝又下令，“以洛阳为东京，发山东诸州兵治洛阳宫，常役四万人，徙相州六府于洛阳”。

隋代北周之际，平定了尉迟迥在相州的叛乱，并在开皇三年（583）正月于洛州设置了河南道行台（尚书）省，《资治通鉴》卷175载：“又以秦王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领关东兵。”胡三省注：“洛州，治洛阳。”行台尚书省，是仿照中央的行政办公组织在外地设立的机构，处理所属地区的政务。《隋书》卷28《百官志下》曰：“行台省，则有尚书令、仆射，兵部（兼吏部、礼部）、度支（兼都官、工部）尚书及丞各一人，都事四人。有考功、礼部、膳部、兵部、驾部、库部、刑部、度支、户部、金部、工部、屯田侍郎各一人。每行台置食货、农圃、武器、百工监、副监各一人，各置丞、录事等员。”在洛州设置行台省，表现出对该地区的重视。
开皇六年（586）五月，隋文帝又令太子杨勇“出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旧齐之地”，即把洛阳作为震慑山东的政治、军事基地。

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05）在洛阳开始营建新都，次年落成徙居，改洛州为豫州；大业三年（607）又改称河南郡，五年（609）改东京为东都，反映其政治地位的逐步升级。东都洛阳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一直是由亲王担任的。如炀帝即位之初，命太子杨昭留守长安，让次子杨暕为豫州牧，后改称河南尹。杨暕失宠后，由炀帝少子杨杲继任。杨杲年幼，不能理事，在炀帝出巡时又多次随行，炀帝遂令皇孙（原太子杨昭之子）越王杨侗留守东都，与重臣樊子盖、段达等人共事。实际上，炀帝即位之后，由于种种缘故，不愿居住在长安，常在东都安居，或频频出巡、征伐，晚年迁居江都（扬州）；而百官或随行或在东都留守，他们的家属也多留在洛阳。参见《隋书》卷61《宇文述传》：
及（雁门）围解，车驾次太原，议者多劝帝还京师，帝有难色。述因奏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可也。”帝从之。
《隋书》卷70《李密传》载杨玄感曰：
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
由此可见东都政治地位的重要。总之，隋炀帝将洛阳作为陪都，又以它为战略核心枢纽，营建构筑了规模巨大的防御体系；这一举措，是由当时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区域隐伏的对抗形势，关陇贵族地主所奉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利于防守的地形、水文条件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