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配合科举的扩大，推动了书面知识对经验知识的胜利。进士科对明经的胜利，将科举变成了智力测验。苏轼宣称：无论怎样改变试题，筛选产生的结果都差不多。就程序公正而言，宋代的科举至少比唐代更加公正。然而，更大的公正反倒引起了更多的怨言。隋炀帝初开进士科的时候，社会仍然普遍认为门阀统治理所当然。文学之士只要得到次要官职，就已经心满意足。武后解放政权，宋仁宗扩大录取名额，刺激了野无遗贤的幻想，将科举变成了全民性质的博彩活动。无论政权如何解放，名额如何增加，总是赶不上报考人数的增加，尤其永远无法追上博彩罗曼司的夸张渲染。科举神话给华夏世界留下了三道永难愈合 的创口。百业的凋敝。吏治的败坏。宗教的衰颓。
“法的精神”对全社会都会产生间接的规训作用。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组织资源丰富，培养了同样坚强的行业自治团体。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骑士的荣誉感，才会产生干将莫邪这样的传奇，形成悠久的行业传统和精湛的技艺。科举社会的精神是同侪互为敌国、世代形同陌路，唯恃才智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刺激。大凡高度依赖团队协作和传统熏陶的行业，无不向粗陋的实用主义退化。除了血缘家族以外，鲜有技艺的传承。即使家族的积累，也无法抵抗散沙社会特有的灭绝性战争。“野无遗贤”不仅抽取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剥夺了剩余人员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热爱钻营智慧、鄙视劳动伦理。反观瑞士诸州和日本诸藩的工匠，家世往往比领主更为悠久，视职业荣誉感胜过生命，仿佛预先为工业时代做好了准备。扁平社会的宗族没有门阀的凝聚力和礼法传统，在和平时期富不过三代，在战争时期灭绝或流散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幸存。门阀大族千里长征、化家为国的传奇，已成绝响。积累难而破坏易，宋明以降的社会生态自然每下愈况。散沙社会提前演化产生了大众民主时代的粗鄙，却没有大众民主的力量。
腐败是吏治国家的固有特征，严重程度与扁平化倾向成正比。贵族和门阀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入仕通常是为了政治目标，收入通常并不依赖俸禄，随时可能因政见不合辞官归隐。平民冒险家一旦失去官职，就会一无所有。家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婚姻都押在科举的赌博上面。教育和进京的开支对门阀而言并不重要，他们经常为朝廷和地方提供免费的服务；却往往要消耗平民冒险家几代人的积累，因此他们通常处在根本输不起却又多半会输的状态。他们如果侥幸得手，拒绝补偿妻子和家族的牺牲就是罪大恶极，因此没有比拒绝腐败更不道德的举动了，这种行径几乎相当于军人临阵倒戈。岳飞在学徒年代曾经依靠家族的资助，就将并无节操可言的亲族塞满了军队，没有辜负“岳家军”的名号。他的贤能体现于不肯徇私，保存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杨再兴杀害了他胡作非为的弟弟岳翻，他居然肯重用杨再兴，证明他确实名不虚传，不肖之徒肯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贤与不肖之徒的差别并不在于腐败与否，因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依靠腐败维持的。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和金元杂剧体现了这些冒险家的白日梦，堪称心理变态的展览馆。赌徒的人格和道德从来都是高度扭曲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犹如一幅漫画。东周贵族通常为政治哲学和爱国主义而斗争，六朝隋唐的门阀通常为种族和地缘而斗争，宋明的士大夫通常为美差肥缺而斗争。
门阀时代的宗教是平等主义的主要庇护所，在思想界的地位相当于寒人武夫在政界的地位，集中了平民阶级最佳智力资源和最大希望。晋唐佛法之盛，与此不为无关。唐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当中，佛经十倍于儒。新儒家对佛教的反击限于士人的小圈子，论哲学的精密和复杂，并不足以比肩印度。灭佛运动时间甚短，地域比北魏的同类迫害更小，不应造成更大的影响。何况，这些打击都不能触及佛教的思想创造力。然而，晚期佛教的最大特点就是思想创造力的衰退。译经的热忱消退，伪造的经文却层出不穷。学派纷争销声匿迹，代之以禅宗的后现代式逃避主义。寺院的组织资源和周围的社会同步退化，终至僧侣等价于走投无路的游民。在这些环环相扣的系统演变中，人才的消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玄奘一流人物如果生在苏轼的时代，很难不成为智力测验的胜利者。慧能及其继承人纵然放弃宗教，科举能力也不会比陈友定一流人物强多少。唯识论对前者的天然吸引力，跟后现代主义对后者的天然吸引力一样自然。佛教在官府眼中的地位，通常等同于僧侣精英在士人精英眼中的地位。禅宗的门徒确乎不大可能赢得谢灵运或梁武帝的智力兴趣，明清的佛寺倒是很有可能引起明太祖或清高宗的邪教动员猜忌。佛教和白莲教之类的民间信仰难以区别，本身就是阶级地位下降的证据。
贵族来自部落长老和武士，积累资源的无文时代远远长于人类已知的文明史，犹如参天大树的根须远比枝叶茂盛。只有在他们生长过的地方，才会存在产生文明的基础。门阀能够控制清议，士绅却是科举制造的产物。学阀积累资源，通过士族变成门阀，需要数百年时间，衰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寻租资格，只能造就几代人的富贵，然后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消亡。

如果贵族是造就共同体的苍松翠柏，门阀是荫庇地方的灌木丛林，士绅就是一季一枯荣的野草。然而，即使野草也有保护土壤的功能。野草虽然取代了灌木，仍然不失为抵抗沙漠化的最后屏障。他们衰败的地方，沙甸就从枯萎的草根下露出狰狞的面目。靖康以降，大江南北就形成了草原和沙漠的尖刻对比。士绅统治的两浙在和平时期是儒雅风流之乡，在战争时期是自卫团体和复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北的碎片化小农直接面对官府或盗贼，像婴儿一样任人宰割。他们在和平时期不知礼义、不重亲情，浸淫流民文化的残忍和狡黠，以致王船山准备开除他们的华夏资格；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京师陷落后立刻投降，毫无心理障碍地为敌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