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北史》的失实，我们翻阅《周书》《资治通鉴》的对应内容，就更加清楚了。《周书》卷十九《杨忠传》：“武成元年，进封随国公”，《周书》卷八《静帝纪》大象二年十二月，“随国公杨坚进爵为王”，次年二月，“随王杨坚称尊号，帝逊于别宫。隋氏奉帝为介国公”；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陈纪四》光大二年七月，“周随桓公杨忠卒，子坚袭爵”，《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四《陈纪八》太建十二年十二月，“周以大丞相坚为相国，总百揆，……进爵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为随国”，《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纪九》太建十三年二月，“隋王始受相国、百揆、九锡，建台置官”。
《周书》《资治通鉴》的记载，无疑证明了《隋书》《北史》相关部分的失实；又有值得注意者，即《周书》卷八《静帝纪》大定元年（581）二月甲子“随”王杨坚既称尊、五天后的二月己巳“隋”乃奉周帝为公，以及《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太建十三年（581）二月突然称杨坚为“隋王”，并进而做出“周主……禅位于隋”的结语。
综上所考，我们已能判定：杨忠的封爵是随国公；杨坚的封爵，先是随国公，后是随王。又随王杨坚既代周，国号为“隋”；而号国为“隋”的正式时间，是581年二月甲子。

581年二月甲子这一天，41岁的杨坚在长安备极繁忙：既自相府常服入宫，受9岁的周帝宇文阐转奉的册、玺，又改服纱帽、黄袍，入御临光殿，服衮冕，受群官拜、三呼万岁，即皇帝位，又设坛于南郊，遣使紫燎告天，又“告庙、大赦、改元”……新国家的大号，也在这一天正式登场亮相，频频使用。此大号，就是突然出现的“隋”。
问题在于，杨坚是以随王的身份位登大宝的；既登大宝，又因何改定国号为“隋”呢？此事在《隋书》《北史》《周书》等史籍中都未见说明，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有唐末李涪，《李涪刊误》卷下“洛随”条云：
随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文帝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
又南宋徐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古无隋字”条：
隋字古无之。文帝受禅，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
其后，元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时也指出：
杨忠从周太祖，以功封随国公；子坚袭爵，受周禅，遂以随为国号。又以周、齐不遑宁处，去“辵”作“隋”，以辵训走故也。

以上三家的解释，大体为后人所遵从，并且相承至今。今更分析之，又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在杨坚看来，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都是短命的皇朝，分别只有17年、23年、28年、25年的国运，他自然不愿意自己的新皇朝也随踵其后，奔走不宁，天命短促；而“随”字，不仅有“随从”“跟从”短命的前朝的暗示、隐喻，更要命的是，其“辵”字偏旁，也能理解出立足不稳、慢慢走失了运气的意思，此真不吉莫大焉。这应该是杨坚在登基前夕毅然决然地不用“随”的根本原因。
其二，杨坚对新皇朝的另一政治“符号”——年号，也十分留意。杨坚受禅，年号开皇。考《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道教“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又《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道经下》云：“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如此，开皇年号其实取自道家语，寓有亿万斯年的美义。再者开皇年间，据《隋书·地理志》所记，置有隋康、隋兴、隋化、隋昌、隋安、隋建等县，也是出自类似的心理。既然年号、地名都这样讲究，作为新皇朝的国号，杨坚当然不可能不细加斟酌。

不过尽管如此，新皇朝的国号也不能漫无边际地任意选择。历史发展到这时，已经形成了禅代前朝、更建新朝，即沿用前朝封爵为国号的习惯，所谓“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的确，在杨坚之前，如曹丕的魏、司马炎的晋，南朝刘裕的宋、萧道成的齐、萧衍的梁、陈霸先的陈，北朝高洋的齐、宇文觉的周，都是无不如此；具体到杨坚，大概也无意于背离这个传统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这样看来，杨坚对于新皇朝的国号，其实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他只能沿袭原有的封爵名号，或在原有的封爵名号上稍做文章，而杨坚最后交出来的文章，就是弃“随”取“隋”。
按弃“随”取“隋”的好处在于：首先，避去了杨坚感觉晦气的“辵”旁；其次，“隋”与“随”在字形、字音方面变化不大，而且“随”字本来就可以省笔写作“隋”；最后，“隋”与“随国公”“随王”的封爵能够衔接起来，从而合乎当时“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的传统习惯，又进而显示出此一新皇朝也是渊源有自的。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隋”是杨坚仔细斟酌出来的、表达改变国运短促之宿命的、颇有讲究的新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