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于贾宝玉、林黛玉，“脂评”的概括是“黛玉情情，宝玉情不情”，那么，对于这第三位悲剧主人公薛宝钗，作者却难于在“情”的境界里倾注笔墨，而是着力渲染了她形象性格的冷色调。一方面她居于大观园中“艳冠群芳”的位置，一方面又被赋予了一个“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诗签，对应着她在太虚幻境的册辞“金簪雪里埋”与《终身误》曲中“山中高士晶莹雪”的寓意。“艳冠群芳”的牡丹花，雍容华贵，俗称富贵花。但这朵“牡丹花”的形象性格却呈现出相当错综的冷色。作为一个女儿家，“她从不爱什么花儿粉儿的”；贾宝玉初次拜访她，眼中所见也是“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的衣着；她住的蘅芜苑的室内陈设也是“雪洞一般，一色玩器也无”。连荣府的老太君贾母，也嫌她房里“太素净”，更“忌讳”。然而，这位薛姑娘，却以“淡极始知花更艳”(吟《白海棠》)的诗句，表露了她隐藏于内心的自我欣赏的意趣。如果说这“外延”的冷色调，毕竟还是曹雪芹有所寓意的着力渲染，那么，这位薛姑娘性格内向的复杂组合的冷色，就表现得不那么单纯了。其处世之道虽“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八回)但在大观园的喧笑声中，她又并非贾迎春那样的“二木头”，也没有发出过不和谐音。林黛玉的语带机锋，薛宝钗常常是故作浑而不觉。宝玉遭毒打，她埋怨了薛蟠几句，薛蟠生气，就把那“这金要拣有玉的才能正配”的秘密漏了出来，使她“委屈气忿”得哭了一夜，偏巧被黛玉看见，又“刻薄”了她几句：“姐姐也自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伤”。对这种误解，她没有解释，“并不回头，一径去了”(第二十四回)。可当宝玉一次失言，把她比作了杨贵妃，说她“体丰怯热”，却大大伤害了她少女的自尊，“不由得大怒”！又是针锋相对地回击宝玉：“我倒象贵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作杨国忠的。”又是向小丫头靛儿发脾气：“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又是尖刻地嘲讽宝黛：“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博古通今，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第三十四回)。这是薛宝钗唯一一次违拗“温柔敦厚”的性格表现。它说明薛宝钗也并非“没有脾性”，只不过她通常是加以压制，不形于色而已！薛宝钗同贾宝玉相处，始终若即若离，以避嫌“金玉”之说，但也难免一时忘情。第三十四回，贾宝玉被贾政打成重伤，她来送药给宝玉，一时“情急”，也说了这样的话：“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说过以后，自觉“说的话急了，不觉得红了脸，低下头来”。这不也流露了真情一缕么。薛宝钗的待人接物，也并非只见其冷，倒反而时见温柔体贴，事事周到。如替史湘云筹划“设东”，为未来的堂弟媳邢岫烟赎当……应该说这都表现的是薛宝钗性格的“暖色”，可为什么在不少读者心目中对她有“冷美人”的印象呢？有的红学家甚至喻之为“冷香寒彻骨，雪里金簪埋”！

实际上曹雪芹所揭示的薛宝钗的冷，并不在她日常生活的“表象”，而是表现了她性格内涵的本质特征——冷在违拗自然之性、自然之情。“冷香丸”要医治的是薛宝钗从胎里带来的热毒，这明显的寓有以“冷”治热之意。胎里带来的热，是自然的东西，却要用人为的冷加以控制。这正像贾宝玉的玉是口衔而诞，是他胎里带来的，而薛宝钗的金锁却是人为打造的。所谓“金玉良姻”显然是要用人为打造的锁去束缚自然诞生的玉。而那更深层的意蕴，还在于用封建名教制止叛逆。薛宝钗的“冷彻骨”，就是冷在她在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上，对封建礼教自觉地信奉、理智地遵循。她屡屡劝说贾宝玉要通达圣人之道，关心仕途经济；她告诫林黛玉不要读杂书移了性情，不可救药；她也博学多才，但即使作诗也决不“逾距”；她的诗作，可称为含蓄、浑厚的蘅芜之体，极受“青春丧偶”、“心如槁木”的李纨的推崇，却不为封建叛逆者贾宝玉所喜。

曹雪芹并没有把薛宝钗这样一个复杂组合、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塑造成概念化的“冷美人”，像林黛玉一样，《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同样是活色生香的真的人物。只不过，她这个真的人物却是封建阶级所培养的德言工容俱全的女性形象。曹雪芹也没有把薛宝钗写成宝黛爱情之间拨乱的丑角。但是，如果一个少女被封建教条侵蚀了灵魂，时时不忘给真情“包装”冷色——“浑然不觉”，这就是自身酿成的悲剧了。宝、黛、钗的婚恋结局虽是“人为”战胜了“自然”，“金玉良姻”取代了“木石前盟”，可“人为”毕竟是违拗自然的。“金玉良姻”所得的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失败者固然含恨而逝，“胜利者”也并未得到幸福，而是同归于尽。“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曹雪芹虽然对他所塑造的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典型人物都倾注了巨大的同情，但她们的命运与悲剧，却表现了决不相同的社会人生意义。

骂“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甚至说“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这是贾宝玉的“呆话”之二。
这一“呆话”，实际上宣告了贾宝玉在人生道路和价值观念上与“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等正统教义的分道扬镳，从而使之成了个“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作者于第二回中便曾故施狡狯，以甄(真)贾(假)合一的方法，借甄(真)宝玉的思想说贾(假)宝玉的信仰，道是：“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从而也就告诉我们：宝玉素日所以“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而“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甚至如傅家婆子所议论的，“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而他却还是那么“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此无他，主要是基于对他所心神往之的女儿人格的“敬”，而他所心神往之的女儿人格就是那未为“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等世俗思想所染的人格。

正因如此，所以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说：“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讲谈讲谈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他却不是即刻还击、斥为“混账话”，就是不无愤慨地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深敬黛玉。”这样，贾宝玉对女儿人格的崇尚，便成为他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贾宝玉对宝钗辈好说“混账话”的斥责，便成为他对世俗的批判、历史的批判、正统文化的批判。

宝玉的生死观如是，也就决定了他要以“主持巾帼，护法群钗”作为自己的“一生事业”，其素日行为也就一如脂砚斋所说：“除闺阁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触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当作有心则谬矣。”岂但如此，“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如宁府书房之美人轴)，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是以“情不情”也就成为其思想性格的总体特征。这种“情不情”，警幻仙姑称之为“意淫”；而由于这种“意淫”是以“死名死节不如死于为诸丫鬟充役”为其哲学底蕴的，所以独得此二字的宝玉，“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今日观之，以“尊重”、“关爱”、“体贴”三义释贾宝玉的“意淫”而以“尊重”为骨，我以为是比较切合作者原意的。

贾宝玉的“呆话”之三，是以“爱物”论的形态出现的，道是：“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今日视之，这一“爱物”论是很不妥当的，可谓洋溢着浓厚的贵家公子气，但其主要的意思却是清楚的，就是尊重个性，尊重意志，而假若用当时的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

比如，第二十回写贾环与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输了钱耍赖，还哭。正好被宝玉撞见，而作为兄长，他是这么说贾环的：“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别处顽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个。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去再寻乐顽去。哭一会子，难道算取乐顽了不成？倒招自己烦恼，不如快去为是。”正由于宝玉平日好以这种“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的道理律己并施诸子弟，“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却怕贾母，才让他三分”。
比如，第三十六回“识分定”一段，说宝玉兴兴头头去梨香院找龄官，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袅晴丝”。不想龄官见他到身旁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又从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不一会儿，见贾蔷兴兴头头从外面来，龄官与之情切切、意绵绵的，遂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之关系的完全尊重。所以，兴儿当着尤三姐等的面是这么说宝玉的：“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这就最好不过地说明：其所喜爱者，是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贾宝玉作为贾府的“金凤凰”，他的“不要人怕”、“只管随便”，实即反映了一种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意识，亦即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尽管还很朦胧，但色彩却是鲜明的。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了?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其实，贾宝玉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表明，儒家的仁政理想已在他心中消解，而他理想中的社会又十分朦胧。贾宝玉的精神悲剧是地主阶级贤明派的进步性已经所剩无几，而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胎动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因此，贾宝玉的怀疑论和悲观论虽则与释老的虚无主义划不清界限，却有本质的不同：一个教人消极厌世，寻求内心的调和与自我麻醉，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一个属于“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乃执著的求索精神、明确的是非观念、强烈的爱憎感情，真可谓“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苦恼”之极，想解脱于佛门，那也只是“一时感忿”。这正是早期启蒙主义者的惯常心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苦痛心理。

“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贾宝玉是个“杂学旁收”、博览群书的人。兴儿这里所说的“书”，显然是指《五经》、《四书》与时文八股。照李贽的说法，此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6)。贾宝玉自幼“没有上过正经学堂”，“不习文也不学武”，这意味着他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封建教育，因而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打算，也少受一层那潜流于家塾中的淫风恶习的感染。

然而，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其一，贾宝玉在向林黛玉表示爱情时曾两次自比张生，却从未把自己比做柳梦梅。原因何在呢？照我看，就在于：在爱情生活问题上张生的主动性甚于柳梦梅，在仕途经济问题上柳梦梅则远比张生热切。这就决定了贾宝玉对张生和柳梦梅的实际态度是右张而左柳。其二，不论是张生和崔莺莺，还是柳梦梅和杜丽娘，他们在婚姻问题上虽是封建礼教之道德规范的叛逆者，而在人生道路问题上却又是封建礼教之社会规范的遵循者，特别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柳梦梅不必说，其人生抱负便是“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要是把杜丽娘的婚姻观与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婚姻观做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杜丽娘对柳梦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具有爱情生活上的自主性，其所期望于柳梦梅的是：“盼今朝得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精神金阶对策。”薛宝钗对贾宝玉，“莫言绮穀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在婚姻问题上也具有自主性。其所期望于贾宝玉的是：能改弦易辙，成为蟾宫之客。林黛玉对贾宝玉，“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在爱情生活上更始终是具有自主性，却“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不难看出，杜丽娘的婚姻观与薛宝钗颇类，同林黛玉则大相径庭。贾宝玉否定“金玉良缘”，肯定“木石前盟”，这正反映了他的叛逆不仅仅是婚姻上的叛逆，更主要的是人生道路上的叛逆。所以，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柳梦梅和张生相比，虽有相通之处，却存在着质的不同。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里，那些把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的作品，其中与女子成对照的一般都是学养迂腐或品格不端的某类男子，而不是整个男性社会。那些提倡所谓“帮衬”的作品，其所主张的“帮衬”一般也只囿于处理性爱关系，并未作为一种处理社会伦理关系的准则。《红楼梦》则不然，反映到贾宝玉身上，就是既继承了这些民主性的思想，又把这些民主性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特征是：一方面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一方面是对于女孩子特殊的体恤和尊重。如上所述，这种与对女孩子的特殊的体恤和尊重相映衬的对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实质上反映了贾宝玉对现实社会统治秩序的否定，因为封建主义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其统治权的，妇女所受的压迫实际上反映了宗法等级的压迫。所以，我们说贾宝玉性格的主要特点即所谓“情不情”，就其社会意义说，实则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与人权思想，亦即初步民主主义精神。

由此看来，贾政和贾宝玉在《四书》和“杂书”问题上的对立，具有双重意义。第一，这种对立是历史上，特别是明中叶以来，推崇理学与反对理学斗争的继续。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这种思想资料又是那么丰富，甚至包括儒家经典如《诗经》等的合理内核。第二，这种对立又是现实社会中的民主性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的尖锐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