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皆生发出一种难以揣摩、难以一言论定的模糊色彩，透露了一位身在空门、心在红尘的异样女子孤寂、落寞、躁动、失衡的心理轨迹。这一切都是不能也不宜落实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一定要把妙玉的这种情怀加以挑明，那不仅亵渎了这位高标傲世的女子，也亵渎了《红楼梦》观察人与表现人的朦胧美。

与以往甚至以后的古代小说相比较，《红楼梦》观察与表现女性的视角有了大的转换。女人已不再是男人某种政治行为、舆论行为或传宗接代行为的工具，已不再是男人成功路上的灾星或祸水，已不再是男人皮肤滥淫的性对象，已不再是不得志男人镜花水月般的精神补偿。红楼女子已构成斑斓多彩瑕瑜互见的人的世界。《红楼梦》观察与表现女人的范畴也有了大的拓展与突破。它不再拘泥于在婚恋故事、传奇故事、三从四德故事中衡估或赏鉴女人，而是在更加普泛的生存状态中，像发现男人一样去发现女人的真善美才学识以及自然本真生存状态的被压抑、被扭曲、被剥夺与被毁灭。《红楼梦》观察与表现女人的兴奋点尤有大的变化与超越。它不热衷于构建什么德、才、貌三绝的女人王国，它痴迷地描摹并郑重地托出一个“耳鬓厮磨的”、“亲见亲闻”的、寻常本真的、原汁原味的姐姐妹妹世界。
由此，《红楼梦》对女人的观照已远远超出女性问题圈。它将穿着女装的“人”的人生困惑，展示给人们看，从而，激起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诸如性格、命运，主体意志、客观法则、自我价值、社会责任……及其相互关系的种种思考。

《红楼梦》中具有全方位脊梁性质的人物，是贾宝玉。这是一个背离了主流文化和宁荣二公价值期待的“异样孩子”。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曹雪芹大于贾宝玉。但曹雪芹关于如何做男人的种种思考、种种探索、种种新锐与前卫的智慧火花以及面对种种传统文化的无尽困惑与艰难选择，都倾注到了贾宝玉性格之中。于是，便有了贾宝玉的“囫囵不解”，便有了“可解处又说不出理数”，便有了那十一种“说不得”，便有了“古今未有之一人”的定评。(18)
从文化承传看，贾宝玉是个杂家。典籍文化与习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借助于种种传播渠道，共同熏染、养育了他。
从价值取向看，贾宝玉又是难以一语论定之人。如果一定要把这种难以一语论定的状态加以道破，则可称之为：一个对列祖列宗的价值期待既有背离又有认同，但背离大于认同，积极背离又大于消极背离的良性不肖子弟。
从小说史角度考察，贾宝玉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过渡，是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一个实现传统价值达到极致的艺术载体)到鲁迅笔下的狂人(一个怀疑传统价值达到极致的艺术载体)之间的一座炫人眼目的桥梁。

值得称道的是，《拍案惊奇》里还有一篇极特殊的作品，叫做《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小说指名道姓地描写了大理学家朱熹为了报私仇，竟诬陷台州太守唐仲友与妓女严蕊有私，使严蕊受到严刑逼供。作者以极轻蔑的态度尖锐地揭露了朱熹的“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假道学面孔，却热情地歌颂了妓女严蕊的高尚品格。在晚明反理学思潮中，用小说直斥“朱夫子”，这是绝无仅有的一篇。

在小说中对以理杀人给妇女带来悲惨命运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描写，是稍早于曹雪芹的吴敬梓之讽刺文学杰作《儒林外史》。小说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写了个真道学先生王玉辉，笃信纲常名教，女儿丧夫，他鼓励女儿绝食殉夫，实践夫为妻纲的信条，他的老妻为女儿惨死终日哭泣，他还嘴硬地说：“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样一个好题目死呢！”说完，竟仰天大笑而出。实际上他内心也十分痛楚，忘不掉女儿的惨死，“出来散闷，凄凄惶惶，看到穿白衣的少女，就滚下泪来。”正如鲁迅所说，《儒林外史》“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深刻”(《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不就是戴震所控诉的鲜血淋漓的“以理杀人”的残酷真相么！当然，《儒林外史》更伟大的现实意义，在于他对清代科举制度以及官场黑暗的深刻揭露与批判，所谓“秉承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鲁迅)。

被世界文学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曾终生沉迷于科举青云，而使他名留青史的，却是半世塾师生涯中写下的四十余万字、五百多篇繁简不一的文言短篇集《聊斋志异》。那一组组优美动人的故事，充溢着理想与浪漫的情调。虽写的是花妖狐魅，但这些“佳鬼佳狐”的爱情，却是那样的大胆真挚、瑰丽缠绵，如《婴宁》、《小翠》、《小谢》、《翩翩》、《晚霞》、《娇娜》、《香玉》、《葛巾》、《莲香》、《连琐》、《宦娘》、《辛十四娘》、《白秋练》、《聂小倩》、《绿衣女》、《荷花三娘子》、《鸦头》、《花姑子》、《西湖主》、《阿英》、《阿绣》、《吕无病》、《小梅》、《神女》、《素秋》、《黄英》、《竹青》、《锦瑟》、《梅女》诸篇，占据着《聊斋志异》名篇佳作中的最大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蒲松龄的写情之笔，也可以称之为文言的“人情小说”。这些花妖狐魅作为女主人公，不只具有美艳的外形，还被描写得款款多情、和易可亲，令人忘为异类。作者虽借托“志怪”，写出的却是血肉人生的真情至性。作者的浪漫主义创作艺术，也有助于他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们无拘无束地打破封建礼教的陋规，摆脱封建伦理的束缚，而表现出更真更美的人性与爱情，升华出诗一般的境界。

总之，《聊斋志异》中这一大群优美的精灵，在蒲松龄的笔下，都在与人交通的奇异曲折的爱情生活中，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意态风情，各有自己的一段旖旎风光。她们勇敢、泼辣、热烈，甚至放肆，却又融合着世俗人情，所表现出的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活的人物、活的性格、活的灵魂，洋溢着反礼教、争自由的反抗精神。《聊斋志异》就是文言的“三言”、“二拍”，只不过在爱情的审美品位上有着更高的境界而已！《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的顶峰之作，蒲松龄作为“拟古体”的写情圣手，继续发扬了晚明文学的人文精神，热情歌赞了男女青年的婚恋自由。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是以白话章回的形式，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深度与广度上，反映了这一时代新潮的人文主题。

我很同意已故作家管桦在散文《曹雪芹与女性》中所抒发的他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感受和认识：“那些少女们的低语、笑声和哭泣，反映了你的灵魂的遥远的深度和广度，你永远是善良生命的爱抚者，奴隶的爱抚者，刚烈和柔弱女性的爱抚者，你的人道主义不是恩赐，不是怜悯，而是对于同样属于人类的女性的尊重。”

脂砚斋评语里有一句名言是“黛玉情情，宝玉情不情”，姑且不说黛玉情情，只说宝玉的情不情。这是曹雪芹在“情”的境界里的新开掘，也是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最富有时代内蕴的个性特征。简言之，就是说贾宝玉的“用情”，表现在所有女孩子身上。这从他在大观园的生活中可以鲜明地体会到。有相识的，有不相识的，有领情的，有不领情的，他都能设身处地“倾情尽心”地体贴她们，尊重他们，爱护她们，这可说是贾宝玉的“多情”，但又并非男女的情爱。不过，又确非一切女性都是贾宝玉体贴、用情的对象。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王善保家的、欺侮藕官的婆子、虐待芳官的干娘、追打春燕的亲妈，以至致金钏儿和晴雯于死地的他的生母王夫人，都以她们践踏大观园少女们生命感情的行为，给贾宝玉带来了深沉的愤怒和痛苦。对此，贾宝玉也多次形象地说明过自己独特的看法：未出嫁的女孩子是颗无价的珠宝；出了嫁，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变成“死珠”或“鱼眼睛”了。到了“逐司棋”事件中，他对冷酷无情的周瑞家的竟直率地喊出了这样的诅咒：“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可见，贾宝玉的“用情”，不仅有他的标准，而且显示了鲜明、丰富的时代历史的人文内涵。

侠人的《小说丛话》对此曾有这样一段评论：“《红楼梦》一书，贾宝玉其代表人也。而其言曰：‘贾宝玉视世间一切男子，皆恶浊之物，以为天下灵气悉钟于女子。’言之不足，至于再三，则何也？”曰：“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言以寓其生平种种之隐痛也。凡一社会，不进则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昭然，故一社会中种种恶业毕具。而为男子者，日与社会相接触，同化其恶风自易，女子则幸以数千年来权利之衰落，闭置不出，无由与男子之恶业相熏染。虽别造成一卑鄙龌龊绝无高尚纯洁的思想之女子社会，而其尤有良心，以视男子之胥戕胥贼，日演杀机，天理亡而人欲肆者，其相去犹千万也。”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

如前所说，晚明人文思潮最鲜明的旗帜，就是以“自然天则”的“本体”、“本心”、“真心”、“童心”，反对“做出来”的“理”。这体现在明清文艺思潮中，就是我所谓的“情潮”的涌动。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以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们各有各的“情”的诠释、“情”的赞歌，但都离不开李贽的“自然人性”的内涵，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曹雪芹的“儿女真情”，则不只抒写了宝黛爱情的“至情”境界，而且表现了至真、至美的震撼心灵的魅力。
“还泪之说”、“木石前盟”，就隐寓着自然之性、自然之情。《红楼梦》为宝黛的儿女“真情”谱写的虽是一曲苦涩的悲歌，但他们的“真情”的生成和发展，以及其悲喜愁嗔的种种表现，在小说中都是大波小澜，跃然纸上，可谓千回百转。但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的镂骨铭心的绵绵爱恋之情，不仅毫不涉及风月，更无郎才女貌的俗套，甚至也没有借助于杜丽娘和柳梦梅般的梦里情怀。即使那复杂细微的感情纠葛，也显示了一种现实人生的真情至性的境界，而在读者心目中升华出“新鲜别致”的情之美感。如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第二十三回《妙词通戏语，艳曲警芳心》、第二十六回《潇湘馆春困发幽情》，以至第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这对少男少女从小儿女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渐入爱境，无论是生活世界还是内心世界都被表现得前所未有的“琐碎细腻”了！而这两情之间的生成和发展虽经常出现曲折和波澜，有喜、有悲、有口角、有猜疑、有试探、有“半含酸”、有“悲寂寞”，甚至像“情重愈斟情”那样的轩然大波，或者像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那样赤裸的爆发，都有血有肉，“绝假纯真”，既富于生活情趣，又充分展现了一个儿女之情的真境界，也是儿女真情的新开掘。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还从未见过这样真实、细腻的两情描写，而曹雪芹也正是在这“儿女真情”的描写中塑造了所谓“黛玉情情”的贵族少女的叛逆形象。

封建礼教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林黛玉却偏偏有这封建阶级不需要的“才”，而且在大观园众姊妹中经常大展其才，得到她的知己贾宝玉的赞赏和敬佩，但却无封建阶级所要求的“德”。正是因为这样，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还特别进行了一番针对她的“说教”：“你我只该作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捡那正经书看看也罢了，最怕是见了这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可林黛玉偏偏走的正是这样“不可救的”路！
封建礼教要求于闺阁淑女的是“温柔敦厚”，林黛玉却生就的伶牙俐齿，锋芒毕露。她“专挑人的不是”，“见一个打趣一个”，“嘴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在贾府里虽说外祖母“十分疼爱”，却不见有哪位长辈说过这林丫头可爱。
封建的婚姻制度，是男婚女嫁，媒妁之言，父母作主，而林黛玉却“读书”而不“明礼”，自己进行了爱情选择，爱上了朝夕相处的贾宝玉，全身心地沉溺在感情海洋里，而且经常在口角、猜疑、试探中毫不掩饰地暴露感情，置礼教规范于不顾。
封建婚姻需要的是成为男人附庸的“贤良”女性，可林黛玉却从没有像薛宝钗那样劝过贾宝玉致力于功名利禄、仕途经济，甚至包括贾宝玉都认为很珍贵的东西，譬如北静王送给贾宝玉的“鹡鸰香串”，本是皇帝的“御赐”，当贾宝玉十分珍重地转送她时，她却掷而不取地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视贾宝玉以外的男人为须眉浊物，和贾宝玉唱的是一个调子。
像这样一个不合乎礼教规范的少女，怎么能博得荣国府内帏的欢心呢？但却理所当然地要成为贾宝玉的知己！寄人篱下的孤苦身世，极其敏感的气质，富于才华而又鄙视庸俗、卑劣与虚伪，再加上那无法向人诉说的儿女真情的折磨，使她短短的一生，一直在这势利的贵族之家里过着凄风苦雨的生活，这造成了她多愁多病和性格悲凉的一面。但这样的性格特征，恰恰反映了封建的人际关系和封建礼教加在一个贵族少女身上的压力。她那以花自喻的悲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道出了她挣扎苦斗中的多少内心痛苦！而不能顺应环境的林黛玉，又不肯“安分随时”，不愿隐蔽感情的锋芒。她的锋利的言辞、脱俗的情趣、奇逸的文思、自由的向往，都成了她向礼教的摧残和命定的“金玉良姻”对抗的武器，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她却仍然不肯向龌龊的环境妥协和屈从。她以孤傲的灵魂向天发出战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并写下了借古非今的《五美吟》以明志。她哀叹西施的“红颜薄命”，歌颂虞姬、绿珠的壮烈殉情，赞赏红拂卓识李靖、敢于私奔不受“羁縻”，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大胆地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情思，表现了她和贾宝玉共同的叛逆封建名教与封建精神道德的热烈追求。因而，曹雪芹在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儿女真情”中不仅突出了真和美，而且开掘出了情投意合两心默契的新境界，这就使得他们的爱情悲剧，具有了直接通向现代婚恋自由的撼动人心的时代精神，把明清文艺思潮中的“情潮”推上了顶峰。
同时，曹雪芹婚恋观的进步意义，又不只是表现在他对宝黛“儿女真情”的热情赞歌里，也不仅表现在通过宝黛爱情悲剧来控诉封建礼教对叛逆者的戕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在曹雪芹的笔下，所有青春少女都在经历着不幸的命运，即使在宝黛爱情悲剧中，也还有另外一个悲剧人物存在，那就是薛宝钗。否则，《红楼梦》十二支曲里也不会有那样一曲《红楼梦引子》的“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的结束句了。

毫无疑问，薛宝钗也是《红楼梦》塑造得十分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而且也该是作者所赞颂的“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诚不若彼裙钗”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