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他的第一句话总是：“ 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两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来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
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
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联大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珍视。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1983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长久努力思考出的东西才可靠”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也非毫无兴趣。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
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 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
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
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当时每人必须阅读的书。
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若干年后，金岳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过关就比较快，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1982年，八十七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还自我安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人 物 志
金岳霖(1895-1984)
浙江人，生于湖南，字龙荪。１９１１年考入清华学堂。１９１４年考取官费留学生。１９２０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１年到英国学习。１９２５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１９５５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他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现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他的著作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其中，《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摘编自《笔杆子》　刘超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八十年代，陈钟英先生编篡了林徽因的诗文集，完成后特意拜访了八十八岁高龄的金老。此时的金岳霖，身体十分衰弱，行动不便，记性也大不如从前，很多人都不认识了，很多事也不再记得，每次只能与人交谈十分钟左右，就睡去了。
陈钟英先生取出编好的样本请金岳霖过目，金岳霖爱不释手的摩挲着，继而陈先生取出一张泛黄的林徽因的照片，向他询问拍摄的时间背景。
金老接过来，凝视着，眼睛发亮了，嘴角渐渐下垂，似乎要哭了。再见故人面，金岳霖仿佛有千言万语更在喉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了。许久，金岳霖方抬起头，小孩求情似的对陈钟英说：“给我吧！”陈先生答应翻拍了送他，金岳霖生怕别人食言或忘记似的，冲人拱着手一再叮咛，并提前致谢。
陈先生看金老兴致不错，便凑近他耳边问，可否为文集写点东西附上？
金岳霖迟迟没有开口，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翻腾，最后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说完，金岳霖便垂下头，合上了眼睛，自顾自地沉默了。仿佛一生的疼痛都暗藏在这份沉默里。
隔着岁月的纵深，任随世事起落，人聚人散，金岳霖始终站立在林徽因的身后，不曾离开！

还没看完，但是看到只有only one 老师，only one 学生的时候，感觉很好笑。赶鸭子上架。

“相当多的人都变着法儿从老人那儿掏出他和林徽因之间的种种故事。可是，他一直咬紧牙关不松口，不吭声。”
对于金岳霖来说，一些私人的事情，而且不是仅仅关于自己一个人的，还是关于梁思成，林微因这两个名声在外的人，一些私人的事情，不愿意说，是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
但是到了那些想套话的人的眼里，就是嘴硬，略微的有点顽固，不配合。
看来那些套话的人，也不是什么平凡之辈，打算拿伟人的一些事迹做文章呢。伟人也被他们利用了，话语权在他们手里，描白还是描黑由他们发挥。


关于套话，这东西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我听说过，季羡林，是大家吧，是名人伟人吧，信徒众多吧，国家的首领也会晤过他，挺尊重他的吧。
然后老了奄奄一息了，然后根据我老师的说法，叫，季羡林在最老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时候，据说被人严格的监视着，不许他说一点越距的话。
有些东西人们年轻时鼎盛时不会说的，然后快离开人世了，没有后顾之忧了，然后就打开话匣子，就什么话都说了，什么话都敢说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哥白尼在死后才公布日心说。
然后为了防止季羡林说些不该说的话，就严格监视，严格防备着。
这种是，你可能想说，是可能，也不是一定非说不可，在你可能想说的时候，特地的堵住你的嘴巴。
所以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嘴巴是有规矩的，有些话你不想说也得说，有些话你想说却不能说。
而那些操控你的嘴巴的人，也是有实力有背景的人，也不是平凡之辈。
所以说，当初给金岳霖套话的人，也不是平凡之辈。
关于金岳霖，梁思成，林微因这三个人的敏感话题，关于这三个人的名声节气的话题，这个话题如果搞臭了，那这三个人的名气也臭了一大半了。这样的话题，一般人敢问吗？一般人敢刨根问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