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以唐天子为共主的天下秩序向强藩竞逐时代过渡的大变局中，原本独立性最高、军力最强的河朔三镇，选择何种政治取向，不仅在各藩镇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更对当时实际的政治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面对中央失驭的乱世，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扩张地盘，进而争衡天下或许是任何一个具有政治野心人物的当然选择。时任魏博节度使的韩简便是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时僖宗在蜀，寇盗蜂起，简据有六州，甲兵强盛，窃怀僭乱之志，且欲启其封疆。”中和元年（881），韩简以讨黄巢为名，挥师南下，攻取河阳诸葛爽，逐之，“因北掠邢、洺而归，遂移军攻郓”。诸葛爽曾在唐廷与黄巢之间多次摇摆，时受黄巢之命为河阳节度使，韩简攻取诸葛爽大约尚属师出有名，但其后北掠邢、洺，侵入昭义地界，南攻曹、郓，杀郓帅曹全晸则无疑属于公开与朝廷作对的举动。不仅如此，韩简更有“引魏人入趋关辅，诛除巢孽，自有图王之志”。韩简的野心激起了邻藩的警觉，曹全晸败后，其牙军将领朱瑄收合残卒，坚守郓州，韩简攻围半年而不能拔。诸葛爽又复取河阳，逐魏博守将赵文。而在魏博军队内部，连续数年的征战，更激化了牙军与节帅之间的矛盾，中和三年（883），韩简与诸葛爽大战于新乡，偏将乐彦祯率牙军奔归魏州，韩简大败，忧愤而亡，乐彦祯借机取而代之，执掌魏博。

韩简试图凭借魏博武力争衡天下的举动，违背了唐廷与河北强藩共同遵守河朔故事的政治默契，所谓河朔故事的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以往学者较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委官吏等脱离唐廷控制独立性的一面，但对于河朔藩镇通过拥立唐天子来获得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一面尚关注不够。李德裕曾指出“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专制镇冀长达一个世纪的王廷凑家族更将“下礼藩邻，上奉朝旨”，作为维持家业不坠的秘籍。即使在唐廷威望已荡然无存的昭宗晚期，刘仁恭所谓“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之语，亦可窥见唐廷的正式承认是节帅统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以此而论，河北藩镇对于唐廷亦存在着深刻的依附性，因此韩简挑衅邻藩，擅杀朝廷节帅，甚至取唐天子而代之的野心，实质上是在改变河朔藩镇自长庆以来形成的与朝廷和睦共处的政治传统。若从军事上而论，南取河阳可以威胁洛阳，进而争衡天下，而昭义所属的邢、洺二州不但是唐廷楔入太行山脉东麓的战略支点，更是威胁魏博乃至河朔三镇半独立地位的心腹之患，韩简的策略并无问题。战争之初，魏军亦节节胜利，不过魏博军力虽强，其节帅的政治合法性仍源于唐廷的授予，从目前可以读到的河北节帅、军将的墓志、神道碑中我们不难发现忠义意识依然在河北地区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韩简公然挑战百余年来形成的以唐天子为共主的政治秩序的举动，即使在魏博镇内恐怕也很难得到军士的支持。

其次，魏博军队的地域依附性使之缺乏出境作战的动力，前辈学者的研究都已注意到魏博牙军是一支具有极强自利色彩的职业雇佣军。所谓“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魏博牙军的基本特征是一支以依靠丰厚给赐作为生活来源的雇佣兵，以在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成员大都系魏博本地人，父子相袭，世代为兵，内部非常团结，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因此魏博牙军的政治取向是自利性与地域性的，不惜通过改易主帅来获取经济利益，他们在保卫魏博本土时，由于与乡里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但长时间出境作战，则为魏博牙军所深恶痛绝。所谓“况我六州，历代藩府，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于外郡，生不如死”，便是这一心态的生动写照。
因此，节帅本人的扩张目标与牙军保守的地域性格之间的矛盾，往往成为藩镇内部发生动乱、改易节帅的导火线。如德宗时，田悦“阻兵四年，身虽骁猛，而性愎无谋，以故频致破败，士众死者十七八。魏人苦于兵革，愿息肩焉”。田悦虽能抗衡朝廷的连年讨伐，但长期战争损害了魏博军队的利益，终为部下所杀。韩简则重蹈了田悦的覆辙，他自中和元年出师，至中和三年败亡，历经三年。长期作战带来的军费开支压力摊薄了牙军从战争中获得的收益，而出境作战使得乡土观念极重的牙军被迫远离故土，加之战争中的伤亡，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节帅与牙军之间的矛盾。在“三军屡谏不从”的情况下，韩简依然一意孤行，魏博牙军临阵退却，转而拥立乐彦祯为主帅，寻找一位更能保障牙军利益的代理人便不足为奇了。

韩简希望借乱世争雄天下的想法，在当时的强藩中颇为普遍，如卢龙李匡威“恃燕、蓟劲兵处，轩然有雄天下意”，但其扩张性的道路却与魏博军队保守的地域性格相冲突，最终招致了失败。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自唐中期以来便以武力著称的河朔雄藩为何未能在唐末的乱世中取得主导地位，反而被朱温这样初期实力平平的藩镇取得了天下。河朔藩镇内部的保守性与地域依附性，使之满足于半独立的政治地位及既得的经济利益，缺乏进一步争竞天下的动力，这也是中唐以后包括河朔三镇在内，各藩镇内“经济性骚乱”频发的根本原因。
取韩简而代之的乐彦祯自然要汲取前任败亡的教训，一改韩简积极扩张的战略，回到遵从河朔故事的政治传统上来，这从乐彦祯如何处理与唐廷、邻藩的关系中便可窥见一斑。光启二年（886），关中再乱，僖宗奔兴元。朱玫拥襄王煴僭帝位，“诸藩节将多受其伪署”。在此乱局中，乐彦祯派遣李山甫出使镇州王镕，“欲合幽、邢、沧诸镇同盟拒贼，镕厚谢，卒不克”。乐彦祯联盟河朔三镇共同行动的初衷虽未实现，但比之于韩简利用僖宗幸蜀之际，“自有图王之志”的野心，乐彦祯在同样面对僖宗出奔的政治机遇时，采取了“下礼藩邻，上奉朝旨”的稳健态度。

乐彦祯时代尚有另两个为史家所注目的举动，一是扩建魏州城：“彦祯志满骄大，动多不法。一旦征六州之众，板筑罗城，约河门旧堤，周八十里，月余而毕，人用怨咨。”乐彦祯大筑罗城，滥用民力，激化了魏博镇内矛盾，为其最终的覆亡埋下伏笔。但在唐季乱世，藩镇普遍修筑城池，高沟深垒，以求自保，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割据荆南的高季兴，先以“荆南旧无外垒”，始城之，后又“增筑西面罗城，备御敌之具”，湖南马殷也曾增筑岳州。而出土的碑志中，亦可以找到相关记载，如王审知墓志云：“创筑重城，绕廓四十余里，露屋云横，敌楼高峙，保军民之乐业，镇闽越之江山。”刘敬瑭墓志中提到，他曾奉命“重修城垒，固护军州。板筑左厢，数旬功就”。乐彦祯修筑罗城，本是出于增加魏州防御力量的考虑，并非过分之举。值得注意的倒是乐彦祯修筑罗城以自保与韩简积极扩展地盘的行动相比，更体现了其保守、防御性的政治策略。二是中和四年（884），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经过魏州赴任时，被乐从训袭杀。此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王铎为唐末名臣，有破黄巢之大功，本与乐彦祯无嫌，据《北梦琐言》记载，乐彦祯招待王铎本甚为殷勤，后因其子乐从训贪其资装侍妾，幕僚李山甫报不第之恨而袭杀之，并非基于政治原因。袭杀朝廷重臣，无疑是挑战天子权威的举动，但此事只能被视为乱世中强藩跋扈的极端个案，对于王铎随身携带巨额财富的觊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杀之，正是河朔藩镇跋扈、自利性格的体现。王铎死后，乐彦祯上奏以盗杀为掩饰，知其并无公开对抗朝廷的打算。从以上三事可知，乐彦祯治下的魏博已经放弃韩简时代争雄乱世的扩张战略，转而回归割据一方的河朔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