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上引《隋书·百官志》可以发现，隋文帝所置内侍省是一个独立的内侍机构。如果将其与北齐内侍机构相比较，则不难发现，隋内侍省所属诸局及诸官称与北齐极相似。前节考北齐内侍机构言及，北齐内侍由两大系统组成，一为中侍中省，掌进御侍奉、传宣帝命，即所谓“出入门[插图]”；一为长秋寺，掌宫廷管理，即所谓“掌诸宫阁”。这种两分法，大体上是按照职能种类来划分的。前者侧重于直接与主子打交道，如进药、进食、侍奉左右，传宣诏命等职责自然也包含在内。而后者更重在宫中后勤管理诸职，有具体的工种和职权范围。而隋代内侍省就是承袭北齐内侍制度并进行精简、归并而来。《唐六典》卷一二《内侍省》更直言，隋“内侍则旧长秋，内常侍则旧中常侍也”。这也就说明隋代内侍省合并了北齐中侍中省与长秋寺的职能，集“出入门閤”与“掌诸宫阁”为一体了。北齐、隋内侍机构主要职官、局署的对应演变关系如镇楼图所示。

通过镇楼表格可以发现，隋内侍省高层管理机构大体自北齐中侍中省脱胎而来，而诸局署大体综合北齐长秋寺与中侍中省之部分事务性部门而来。所谓“内侍省”者，乃隋讳“忠”字，将北齐“中侍中省”前一“中”字改为“内”，后一“中”字略去。因此，隋初实质上是将北齐长秋寺并入中侍中省，并将中侍中省改称为内侍省。我们发现，隋代内侍省虽是整合北齐中侍中省、长秋寺而来。但管理层是以中侍中省为主，而局署则是以长秋寺为主。而《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又言“后齐制官，多循后魏”。且《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所载太和十七年（493）《职员令》中，中侍中之官品高于大长秋。所以，中侍中省与长秋寺并立，且前者政治地位高于后者的格局，极有可能在北魏已经存在。隋文帝以内侍省为内侍机构，实际上是自北魏、北齐一脉相承演变而来。
值得提出的是，隋文帝所置内侍省的主要职官、局署虽然大体自北齐而来，但北齐内侍机构毕竟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中侍中省与长秋寺两个部门组成。隋代将内侍机构整合成单一的内侍省。这种模式却不是沿袭北魏、北齐，而是从北周、梁陈而来。今试论之。
隋代以前，内侍机构分属不同系统是汉代以来的常态。查《续汉书·百官志》，少府系统与大长秋（含太后三卿）系统皆置内侍。少府系统之内侍如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小黄门“关通中外”，中黄门“给事禁中”。同为少府系统中的内侍如掖庭令“掌后宫贵人采女事”，永巷令“典官婢侍使”，御府令“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鉤盾令“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等。是东汉少府已包括侍奉传宣、宫廷管理之职能。而大长秋（含太后三卿）系统之内侍，皆为皇后、太后宫中所置。可见，东汉内侍虽分为两大系统，大体以少府系统为重。

但东汉少府系统中的中常侍、小黄门、中黄门等内侍因沟通内外，顾问应对的执掌而成为东汉乱阶。此已为学人所熟知。这部分职官自汉末袁绍诛十常侍后，在魏晋南朝乃改用士人，曹魏甚至罢废了中常侍。于是少府系统中沟通内外、顾问应对的内侍职能在魏晋南朝逐步从宦官权职中剥离出来，只剩下宫廷日常管理的职能。至于大长秋系统，两晋大长秋“有后则置，无后则省”。刘宋、萧齐承之未变。及至萧梁，情形乃为之一变，《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载萧梁内侍制度曰：
大长秋，主诸宦者，以司宫闱之职。统黄门、中署、奚官、暴室、华林等署。此制又为陈所沿袭。观萧梁大长秋，正是东汉以来少府系统中宫苑日常管理之职与黄门诸职的整合。由此大长秋也由时置时罢的中宫侍奉机构成为常规化的管理宫苑的内侍机构。于是在汉晋南朝系统中，萧梁首先设置了单一的内侍机构。
同时期的北朝一系内侍制度的演变则与魏晋南朝迥异。蜀汉、十六国之前赵皆以刘氏后裔自居，未改东汉旧制，因此少府系统内如中常侍、小黄门等沟通内外、顾问应对等内侍之职一直保留着。此后石赵、北魏竞相仿效，特别是北魏内侍本自拓跋内行官，本就有侍从、应对之职。于是此等职能最终在魏、齐组合成中侍中省。这也是首次以“省”来作为内侍机构类别的名称。而东汉少府系统中涉及宫苑管理的内侍之职与大长秋系统最终整合成长秋寺。观《隋书·百官志》所载北齐长秋寺的职官在《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太和十七年（493）《职员令》中已大体齐备。由此可知，北齐中侍中省、长秋寺并置的格局，实乃远承蜀汉、十六国一脉，近承北魏内行官制度而来。

而北周内侍制度则于此一脉络异趣。前节考北周内侍制度言及：北魏以六官制度对官制进行改革，使得内侍机构成为一独立机构，不再像北齐那样分属中侍中省、长秋寺两个部门。从这一点上来说，萧梁、北周分别先后在南朝、北朝对内侍机构做出了同样的调整，即使内侍诸职归并入同一部门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隋文帝置内侍省，乃借北齐之形制，而取梁陈、北周之精髓。今试举数例以佐证、申论之。
（一）史载，隋开皇元年二月甲子受周禅，当日即“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而在实际上，这种变革并非朝夕而就，至少在内侍制度上就是如此。刘则就是“开皇元年，释褐除内小臣。三年，转宫闱局丞”，而内小臣是典型的北周六官式的内侍之官。又，杨约于“高祖受禅，授长秋卿”。长秋卿是梁及北齐的职官。然查诸史志，并无明载隋文帝初年设有内小臣、长秋卿者。宋虎“开皇二年又除南安太守……其年诏追授内常侍”。而内侍为地方官，是北朝旧习。这也就说明了在周隋鼎革之初，隋之内侍制度尚一度沿用北周六官之制，后渐向萧梁、北齐制度趋近，逐渐减少鲜卑职官运作色彩，最终定型为史志文本所载的制度架构。

（二）表中所列宫闱局为隋置，“掌宫内门之禁及出纳神主，并内给使名帐，粮廪事”，故无所承袭。而隋内侍省之内尚食局，唯《隋书·百官志》载之，或沿自北齐中侍中省之中尚食局，然《唐六典》《通典》均不载，似开皇之后不久即裁撤。若由此延伸开来，我们会发现，隋代内侍省裁撤的北齐内侍机构的诸局署中尚有中尚药局及诸宫署等。这就使得隋内侍机构的职权相对集中，于是将侍奉皇室与宫廷管理合并为单一体系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可以说，这种内侍体制是在北齐内侍制度基础之上吸取梁陈、北周内侍模式进而改制的结果。而从深层次看，则是自北魏以来部落制度中侍从卧内与参谋帷幄不分的内行官状态，一步步走到北齐的中侍中省与长秋寺分立，也就是侍奉君主与宫廷管理的分立状态。隋则再度吸取南梁陈、北周之制，将单纯的宫廷侍奉管理合并独立为一个机构。从这个角度说，由北朝到隋，内侍机构的变更大体是逐渐精简，其功能也是日趋向单纯的宫廷管理和内廷侍奉发展的，像北朝的那种侍奉卧内、参与帷幄之职，逐渐在制度文本上消失，而已有的汉化成果则尽量予以保留并发展。所以隋在合并北齐中侍中省与长秋寺的同时，保留了皇后行用内侍（原长秋）印之制。因此可以说，隋代内侍省的出现，既是对梁陈、北周内侍机构单一简易理念的仿照，也是对北朝内侍模式，特别是北齐制度的继承并加以损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