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皇甫氏 皇甫诞，《隋书》卷七一本传说他曾任兵部侍郎、鲁州刺史、比部侍郎、刑部侍郎、治书侍御史、大理少卿、尚书右丞、尚书左丞、并州总管司马，他在隋文帝统治时期所任职事官在中央最高的尚书左丞为从四品，在外最高的鲁州刺史为正四品。
　　河东裴氏 裴肃，《隋书》卷六二本传说他是西魏北周时期大臣裴侠之子，曾任膳部侍郎、朔州总管长史、贝州长史。裴政，《隋书》卷六六本传说他曾任太子率更令、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庶子，位至上仪同三司。裴蕴，《隋书》卷六七本传说他历洋、直、棣三州刺史，拜开府仪同三司。裴矩，《隋书》卷六七本传说他曾任给事郎、民部侍郎、内史侍郎、吏部侍郎，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裴仁基，《隋书》卷七○本传说他曾任汉王府亲信，拜仪同。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河东裴氏四人在隋文帝统治时期所任职事官在中央最高的内史侍郎、吏部侍郎为正四品，在外最高的棣州刺史也是正四品。

河东薛氏 薛胄，《隋书》卷五六本传说他是西魏北周时期大臣薛端之子，曾任兖州刺史、郢州刺史、卫尉卿、大理卿、刑部尚书，检校相州事。薛道衡，《隋书》卷五七本传说他曾任内史舍人、散骑常侍、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吏部侍郎、内史侍郎，加上开府。薛迈，《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说他是薛道衡的兄子，官至选部郎。薛道实，《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说他是薛道衡的从弟，官至礼部侍郎、离石太守。薛世雄，《隋书》卷六五本传说他曾任右亲卫车骑将军，累迁仪同三司。薛濬，《隋书》卷七二本传说他是薛胄之从祖弟，曾任虞部侍郎、考功侍郎。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河东薛氏六人在隋文帝统治时期所任最高职事官在中央的刑部尚书为正三品，在外的郢州刺史是正三品。
　　河东柳氏 柳机，《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是西魏时期曾一度拜相的柳庆之子，曾任卫州刺史、纳言、华州刺史、冀州刺史，进爵建安郡公。柳述，《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是柳机之子，曾任太子亲卫、开府仪同三司、判兵部尚书事，摄给事黄门侍郎事，袭爵建安郡公。柳旦，《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是柳机之弟，历罗、淅、鲁三州刺史，授开府，封新城县男。柳肃，《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是柳机之弟，曾任太子洗马、太子内舍人、太子仆。柳雄亮，《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是柳机从弟，曾任尚书考功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秦州总管府司马、山南道行台左丞，检校太子左庶子。柳謇之，《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也是柳机从子，曾任通事舍人、内史舍人、兵部侍郎、司勋侍郎、光禄少卿。柳敏，《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曾任太子太保。柳昂，《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曾任潞州刺史，加上开府。柳调，《隋书》卷四七本传说他“起家秘书郎，寻转侍御史。”柳辩，《隋书》卷五九本传说他曾任通直散骑常侍、内史侍郎、晋王谘议参军。柳彧，《隋书》卷六二本传说他曾任虞部侍郎、屯田侍郎、治书侍御史、员外散骑常侍，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拜仪同三司。柳庄，《隋书》卷六六本传說他曾任给事黄门侍郎、饶州刺史，授开府仪同三司。柳俭，《隋书》卷七三本传说他曾任水部侍郎、广汉太守、蓬州刺史、邛州刺史，封率道县伯。据《隋书·百官志》记载，河东柳氏十三人在隋文帝统治时期所任职事官在中央最高的太子太保为正二品，在外最高为正三品的华州刺史。

　弘农杨氏 杨尚希，《隋书》卷四六本传说曾任度支尚书、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蒲州刺史，授上仪同。杨异，《隋书》卷四六《杨宽传》说他是杨俭之子，曾任宗正少卿、益州总管长史、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吴州总管，加上开府。杨素，《隋书》卷四八本传说他是杨敷之子，曾任御史大夫、信州总管、荆州总管、纳言、内史令、行军总管，进位上柱国，封越国公。杨约，《隋书》卷四八本传说他是杨素的异母弟，曾任长秋卿、邵州刺史、宗正少卿、大理少卿、太子左庶子，改封修武县公，进位大将军。杨文思，《隋书》卷四八本传说他是杨素从叔，曾任魏州刺史、冀州刺史，授上大将军，封爵正平郡公。杨文纪，《隋书》卷四八本传说他是杨素从叔，曾任宗正少卿、熊州刺史、宗正卿、给事黄门侍郎，判礼部尚书事，封上明郡公。杨玄感，《隋书》卷四八本传说他是杨素之子，曾任郢州刺史。可见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弘农杨氏七人中在中央所任最高职事官是杨素为纳言、内史令，进入权力核心，在外任最高官的杨异为吴州总管，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纳言、内史令为正三品，吴州总管是从二品。

这批关陇士族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大多在中央任太子太保、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尚书左丞、尚书右丞、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民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侍郎、民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司勋侍郎、考功侍郎、虞部侍郎、屯田侍郎、主客侍郎、比部侍郎、膳部侍郎、水部侍郎、内史侍郎、内史舍人、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通直散骑常侍、散骑常侍、通事舍人、给事郎、大理卿、宗正少卿、太常少卿、光禄少卿、大理少卿、御史大夫、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国子祭酒、京兆尹、秘书郎、太子洗马、太子内舍人、太子左庶子、左卫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右领军大将军、太子亲卫等职，在外任刺史、总管以至安抚大使、行台兵部尚书、行台刑部尚书。其中杨素先后任纳言、内史令，苏威官至尚书右仆射，进入中枢决策层。可是这些家族多是西魏北周政权时期的显赫家族，他们祖上甚至本人已经在北周政权中担任较高的官职。

最后一类士族，就是原来居住在南方的士族，包括兰陵萧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南阳庾氏、南阳宗氏、沛国刘氏、吴兴沈氏，下面将他们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的仕宦情况再略作考述：
　　兰陵萧氏 萧子宝，《周书》卷四二本传说他是梁武帝弟鄱阳王萧恢之孙，“开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后坐事被诛。”萧该，《隋书》卷七五本传说他是梁鄱阳王恢之孙，“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萧吉，《隋书》卷七八本传说他是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仅为仪同。萧琮，《隋书》卷七九本传说他是梁昭明太子萧统重孙，被拜为柱国，赐爵莒国公。结合《隋书·百官志》记载，兰陵萧氏四人在隋文帝统治时期所任职事官最高的吏部侍郎为正四品。
　　琅琊颜氏 颜之推，《北齐书》卷四五本传说他才华出众，“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颜之仪，《周书》卷四○本传说他也颇有才识，隋文帝时期曾任集州刺史，进爵新野郡公。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琅琊颜氏在隋文帝时期所任最高官职中央的学士仅为从九品，在外的集州刺史为正四品，而新野郡公虽然是从一品，但这只是爵位而无实权。
　　陈郡袁氏 袁充，《隋书》卷六九本传说他有才识，隋文帝时期曾任蒙州司马、鄜州司马、太史令。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太史令为为从七品，鄜州司马为从五品。

南阳庾氏 庾自直，《隋书》卷六九本传：“自直少好学，沉静寡欲。”“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可见他是以才华被北周政权所任用的。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学士仅为从九品。
　　吴郡陆氏 陆知命，《隋书》卷六六本传说他“性好学，通识大体，以贞介自持。”在隋文帝时期曾任普宁镇将，待诏于御史台。可见他是以普宁镇将的身份待诏于御史台，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普宁镇将仅为正六品。
　　会稽虞氏 虞世基，《隋书》卷六七本传说他“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在隋文帝时期曾任通直郎，直内史省，任内史舍人。而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内史舍人为正六品。
　　在这批士族中虽然在中央有萧子宝官至吏部侍郎，虞世基任内史舍人，因此说隋文帝之所以任用这批南方士族，多是看中了他们的才华和学识，不过他们大多迁徙到关中的时间较晚，没有进入统治中心。特别是他们在隋文帝时期极少有进入权力核心的，再加上他们人数较少，对杨隋政权的中枢决策层难以造成影响，更不能左右重大决策的制定。

　可见，关陇等地的士族虽然较早加入西魏北周政权，有的在西魏时期还曾进入中枢权力核心，相对得到重用，进入北周统治时期实力虽然有所衰落，不过对于继承北周政权所建立的杨隋政权来说，他们到底还是土著势力，不容忽视。还有杨隋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杨坚自言出自弘农杨氏，而弘农地区此前隶属于西魏北周政权。这一区域的士人至少在隋文帝时期还是有实力的，并且多在北周政权时期已经入仕，到北周后期有人甚至有着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力。至于山东士族的处境还不如关陇等地的士族，因为他们离开故土来到关中，原有的政治社会影响大为削弱，在北周政权中的影响力有限，在西魏北周政权时期大多顺从。而原来居住在南方后被俘掠或投奔到关陇地区的士族的处境则更差，在西魏北周政权统治时期没有政治基础，也没有实权。总的来说，生活在关陇地区的士族都没有进入北周政权的中枢权力核心，因此也难以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
　　据上文所考，这些士族进入隋代其政治地位与西魏北周政权统治时期也没有大的变更，虽然有出身于弘农杨氏的杨素拜相，进入中枢权力核心，但是当时他仅为正三品的纳言、内史令，比之从二品的尚书仆射地位略低，而且与他同时任宰相的尚书仆射高颎、虞庆则相比，不论地位还是品级都略低一些，因此他在中枢权力核心中的权力也就有限，较之日后在隋炀帝即位之初的权势则差之远矣。还有苏威虽然曾以从二品的尚书仆射拜相，不过此人过于圆滑，在中枢权力核心始终没有决策权。不过他们这些士族毕竟在中央、地方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特别是他们身为宰相，参与重大制度的制定，虽然他们在中枢权力核心难以与高颎、虞庆则、杨雄等人抗衡，可是他们还掌握一定的话语权，要想完全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也就不难理解隋文帝杨坚统治时期没有改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仍然沿用北周政权察举制度选官的问题了。另外，由于关陇士族和进入关陇地区较早的山东士族早已加入到西魏北周政权中，其中有的在北周末年已经拥有一定的权势，也就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北周政权的一些制度，这也包括选官制度，因此在杨隋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对所有制度特别是选官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

七
　　要弄清楚隋文帝到底采用的那种选官制度的问题，对于北周政权所实施的选官制度有无改变，除了从其中枢权力核心的构成、士族的地位加以分析之外，还必须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别是杨隋统治者所处的地域文化加以考察。至于隋代文化发展到底如何？这即要从华夏文化之核心的儒家经学入手，分析魏晋南北朝乃至隋代經学发展演变。《隋书·儒林传》：
　　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隋书》卷七五《儒林传》，第17051706页。这对于“永嘉之乱”后的学术演变发展作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特别是对于南北方的经学的特点作出了比较中肯的叙述。

就关陇、山东、江左各地区的经学发展演变的情况来看，山东地区的经学发展水准如何？据《北齐书·儒林传》所云：
　　魏天平中，范阳卢景裕同从兄礼于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赵郡李同轨继之，二贤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同轨之亡，复徵中山张雕、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递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

凡是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河北讲郑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权会传郭茂。权会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总，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及李铉、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于李铉、沮、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雕、刘昼、鲍长暄、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度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更兼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铉、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第583584页。这些都说明在东魏北齐统治区经学中，《易》《尚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之学的传承一直没有间断，自然就出现了经学比较兴盛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也就为唐前期经学的发展奠定了相当深厚的基础。

而江左地区的经学发展状况如何？据《梁书》卷四八《儒林传》所云：
　　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玚等首膺兹选。《梁书》卷四八《儒林传》，第661662页。可见在东晋时期，由于正处于草创时期，儒学发展缓慢，就连国子学都没有恢复，进入宋齐时期国子学才重新恢复，但“劝课未博”，至梁武帝天监年间儒学才逐渐出现了一个比较兴盛的局面，“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但是好景不长，“侯景之乱”后，元帝“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馀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07页。。陈霸先建立陈朝后儒学的发展状况，据《陈书》卷三三《儒林传》记载：“高祖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与前文所述的山东地区经学师徒相传、没有间断的局面相比，当然存在着一定差距。

再看关陇地区经学发展状况如何？据《周书·儒林传》所云：
　　及太祖受命，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世宗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铅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圆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济济焉足以逾于向时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帝于是服衮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臨太学。袒割以食之，奉觞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后命輶轩以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周书》卷四五《儒林传》，第806页。从上文看，似乎西魏北周时期经学还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比对山东、江左这两大区域经学的发展演变来看，关陇地区则显得有些逊色。

再则，看隋代学者的地域构成，在《隋书·儒林传》中又对于隋代的一些名儒的学术特点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曰：
　　江阳从容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籍甚当年。彦之敦经悦史，砥身砺行，志存典制，动蹈规矩。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刘焯道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隋书》卷七五《儒林传》，第17261727页。而据《隋书·儒林传》上下文来看，江阳就是元善，河南洛阳人，是北魏末年权臣元叉之孙，“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及叉被诛，奔于梁，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也，“博涉经史”“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何妥是西城人，“八岁游[梁]国子学”，“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及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刘焯是信都昌亭人，“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炫是河间景城人，“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行于世”。在这五位当时的名儒中，籍贯或学术的地域渊源出自山东、江左地区的各有两人，学术出自关陇地区的只有辛彦之一人，而籍贯或学术的地域渊源出自江左地区的元善，不论是从《隋书·儒林传》的评价还是有无著述传世的情况来看，都远不如学术渊源出自山东地区的刘焯、刘炫，只有何妥的学术水准可与刘焯、刘炫相媲美，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南北朝时期江左地区的经学发展略逊于山东地区，这也正好与唐前期经学三大区域的格局中各区域所具有的影响力大致相符。

另外再必须从各地区的整体文化上来分析，对于南北朝时期各地区文化的考述只能依据《隋志》《隋志》又名为《五代史志》，所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的典章制度、风俗、文化，因此对于南北朝时期各地区文化的考述只能依据《隋志》。。先看中国北方的山东地区。据《隋书》卷三○《地理志》记载，从整体上说山东地区大多数地方或“好尚稼穑，重于礼文”，或“有周、孔遗风”，“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或“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或“性尤朴直，盖少轻诈”，“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或“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或“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但是也有的地方如洛阳“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梁郡“巧伪趋利，贱义贵财”，魏郡“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边地“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可见从整体上来看山东地区的文化水准是较高的。
　　再了解南朝统治的江左地区的历史人文概况。据《隋书》卷三一《地理志》所说，该地区“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特别是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并且，“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此大抵然也”。《隋书·地理志》又载江东或“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或“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或“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或“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或“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可见虽然江左一些地区汉文化发展较快，但是由于还有许多地区尚未开发，再加上江左地区在南北朝时期还曾经遭受“侯景之乱”和西魏平江陵两次大的战乱，对该地区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从整体上看，江左地区的文化水准稍逊于山东地区。

最后再看关陇地区，该地区自东汉以来长期的汉羌战争，氐羌大量涌入，此后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胡族割据关陇，并在该地区与汉人杂居，由此造成了《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所言，关陇地区的许多地方仍然出现了“连接山胡”“杂有獠户”“连杂氐羌”的现象以及“女淫而妇贞”“多尚武节”“好祀鬼神”“人尤劲悍”“工习猎射”之俗，特别是该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京兆长安也是“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另外上洛、弘农诸郡以及河东地区在北齐与北周对峙时期基本为北周所控制，亦可归入北周统治区。上洛、弘农诸郡，据卷二九《地理志》也说“与三辅同俗”，“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即“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河东地区，据卷三○《地理志》说：“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这些都制约了该区域汉文化的发展而处于较为落后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必然制约了北周政权的各项制度的实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北周政权为什么没有实行九品中正选官制度了。
　　综上所述，虽然隋文帝杨坚曾于开皇二年正月、开皇七年正月、开皇十八年七月先后三次发布选官诏书，并且有学者据此认定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然而仔细分析这三道选官诏书，其内容实与北周所实施的察举制度大致相同，再比对两汉及唐代的选官制度，可见杨坚所颁布的这些选官诏书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完全不同，既无新的考试科目，也没有考试的内容，反倒与两汉时期所实行察举制度相似，特别是“贡”和“举”这两个关键字词在《漢书》《后汉书》记载察举制度时多次出现，无法作为实行科举制度的论据。再则，通过分析这三道选官诏书发布时间先后的政治军事形势，可以认为杨坚之所以在开皇二年正月、开皇七年正月、开皇十八年七月先后三次反复发布内容相近的选官诏书，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政治诱降的一项手段，是对于即将纳入其版图地区的士人发布一个信号，即只要归顺杨隋政权便可通过察举入仕，进入该政权。至于为什么杨坚要继续沿用北周政权所实施的察举制度，这又与当时中枢最高权力核心的人员组成、士族在该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关联。当然还与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作为统治中心的关陇地区在文化上落后于山东、江左这两大地区，而杨隋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杨坚及其家族恰恰出自这一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缘故，这就决定了该政权一段时间内在选官制度方面不会有大的变化，仍然要沿用北周政权的察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因此说杨坚在开皇年间发布的选官诏书并非是要实行科举制度，而是重申继续实行察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特别是对于即将纳入其版图地区的士人们强调，以后在杨隋政权的统治下不再实行原有的作为门阀政治基础的九品中正制，转而实施察举制度选拔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