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隋文献独孤皇后，名伽罗。据《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载：“文献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本传载独孤伽罗“河南洛阳人”，当系采孝文迁洛革衣服之制与改变迁洛代人籍贯的说法。其实，独孤伽罗父系并未予孝文迁洛之列，独孤信亦只是在北魏末年才由代北南下。
《北史·独孤信附子罗传》记，“初，信入关后，复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顺、陁、整；崔氏生隋献皇后。”独孤文献皇后母崔氏，源出北朝大族崔氏。《周书·崔彦穆传》记曰：“崔彦穆字彦穆，清河东武城人也，魏司空、安阳侯林之九世孙。曾祖，魏平东府谘议。祖蔚，遭从兄司徒浩之难，南奔江左。仕宋为给事黄门侍郎，汝南、义阳二郡守。延兴初，复归于魏，拜颍川郡守，因家焉。后终于郢州刺史。父稚，笃志经史，不以世事婴心。起家祕书郎，稍迁永昌郡守。隋开皇初，以献后外曾祖，追赠上开府仪同三司、新州刺史。”清河崔氏是永嘉之后未曾南迁而留居中原的典型的汉族大姓，其族门大枝繁，然而大多以“德业儒素”整饬家族，故门风甚张文化之帜，而其婚姻嫁娶原本亦是极重门第，讲求人伦的。但随着鲜卑贵族对中原地区等级婚姻制度的适应与肯定，胡汉上层通婚成为孝文“汉化”历程凸显之时尚后，清河崔氏的婚姻网络亦开始以女适胡族的形式渗入了魏晋以来胡汉混血以为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

独孤伽罗父亲独孤信，史载其先祖为拓拔鲜卑三十六部“部落大人，与魏俱起”（注：《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传》。）。此“三十六部”系沿自《魏书·序纪》所谓酋长毛时“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之说。《魏书·序纪》所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系经过整饬的拓跋鲜卑早期部落，或者部落群的情况，它大概包括拓跋鲜卑的本部以及“相合的同盟氏族与部落”两部分。后者大致反映了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混聚过程中吸纳异族他姓的情况。即《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篇》所记，“有三十六部，则诸国之从魏者”。独孤氏“属于匈奴族姓”（注：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周书·独孤信传》记，“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服之。”检《魏书》、《周书》、《北史》等，均不见独孤信先人伏留屯、俟尼、库者传，而独孤信及其长子罗均籍称云中，可见独孤信及其族属当系未入中原尚居代北的独孤部。其未改姓，当即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未改姓的，多是部落未解散的，且多是未迁至洛阳而仍留在边镇的人。此种人以高车为多，但不限于高车。如斛律氏、贺拔氏、库狄氏都是。斛律氏未见改姓，贺拔氏据《魏书·官氏志》后改为何姓，然在边镇的如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仍姓贺拔。”（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六镇问题》，黄山书社1987年版。）独孤信及其族属未改姓约略同于贺拔允等人情况。北魏文成帝和平中（公元460-465年），独孤信祖俟尼“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遂滞身边镇，至库者为领民酋长，说明滞留代北的独孤信族属仍保留一定的部落性质，这亦是他们未有更易籍贯、改变姓氏的原因之一。易言之，民族融合的“汉化”进程与氏族的迁徙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从和平中徙镇武川，迄北魏末假六镇之乱，独孤信挺入中土，独孤信族久滞“胡化”甚重之区六七十年间，地域、种族、风俗所在当必影响其与时俱进的“汉化”进程。史载独孤信母、库者之妻曰“费连氏”，费连氏即《魏书·官氏志》所记四方诸姓“四方十六姓”之一的西北胡族种姓；独孤库者姻结代北之地他胡，“胡胡混血”使其能保有较强的胡族血统，但却处身于一时“胡汉混血”的所谓“汉化”之潮流。于此不难看出，魏晋以下胡族汉化之社会变迁亦并非整齐划一，即同一氏族之内也有因地域之不同而有汉化发展快慢程度之区别。地域之不同往往表现为一种文化生态环境的限隔，而打破这种限隔，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则往往是入居中原的胡姓氏族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尔后才有自觉或不自觉化合于经济文化均居高势能地位之汉族的所谓“汉化”之选择。魏晋南北朝胡、汉政治文化之关系有以打破限隔而实现民族融合的社会变迁正是如此情势。独孤信由边镇之乱而闯入中原，辗转其地积功显身，终成西魏“八柱国”之一，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后与汉族大姓清河崔氏联姻，不仅可视为代北后进中土之胡族通婚汉族以彰“胡汉混血”民族融合之余韵，且亦可窥见西魏及周“关陇集团”初创阶段种族与地缘关系中所含纳的政治、文化特征。

独孤伽罗生于大统九年（公元543年），父死之年[孝闵元年（公元557年）]“时年十四”，亦正是其出阁之年。是时，正值宇文鲜卑禅西魏建周之际，政局动荡使独孤氏家族无脱权力斗争漩涡的裹挟。史称，西魏权臣宇文泰直至晚年尚未决定嫡嗣之传承：“明帝（宇文泰庶长子毓）居长，已有成德；孝闵（宇文泰三子觉，正室元氏所生）处嫡，年尚处幼。乃召群公谓之曰：‘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大司马即独孤信，明帝敬后父也。”（注：《周书》卷二五《李贤附弟远传》。）宇文泰“欲立子以嫡”而有碍于“名重”集团间之独孤信，是独孤信已无法回避宇文泰身后的权力斗争。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月，宇文泰病笃召其侄宇文护，“谓护曰：‘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于云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六梁敬帝太平元年。）。宇文护秉政，拥立是年三月即立为世子的宇文觉嗣位，为宇文禅魏建周作了准备。但集团内部“群公各图执政”（注：《资治通鉴》卷一六六梁敬帝太平元年。）的矛盾冲突亦相应激烈起来，斗争在“关陇集团”内部最高层的“八柱国家”间展开，一方为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及南阳郡开国公赵贵；一方为常山郡开国公于谨及所支持之宇文护（注：八柱国爵号，因时而有不同之改封。此所记称爵号均为初封名号，下同。），这是“关陇集团”内部所爆发的第一次高层政局斗争。因当时尚有山东高齐、江左萧梁之存在所加诸的外部压力，故这场斗争未演为大的血洗场面而表现为一种有节制的处置。史载诛赵贵等仅“罪止一家”（注：《周书》卷三《孝闵帝本纪》“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诏”。）；独孤信亦只是“赐死”一身而已，缘此，宇文泰精心营构的以六镇入关军事贵族为核心的“关陇集团”得以继续存在。但是，斗争中所暴露出的“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冲突，却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以家族及其所联姻之外族为单位的权力斗争还将继续下去，这一点对于已届晓事之年而颇有干政之志的独孤伽罗影响亦是深刻的。

联姻皇室是魏晋以下以迄南北朝士族门阀坐大门庭的一个重要途径（注：参见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载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门阀政治要在仕婚，以婚而言则要在当朝显贵家族，故独孤信诸女婚姻均缔构于一时贵族之家以至北周皇室。独孤信长女为宇文泰长子周明帝宇文毓之后，四女为李唐先君李昞之妻，唐立而追册为后，七女独孤伽罗为隋文帝杨坚之后，是独孤信与北周皇室及关陇“郡姓”一时大族的广泛政治联姻的有效缔构，亦反映了这个新兴军功家族在北朝政治舞台上的显要位置；申论之，其婚姻圈上显明的六镇豪门色彩则标明其家族对于“关陇集团”核心层面的有力渗透，因此，宇文护不得不“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过，逼令自尽于家”（注：《北史》卷六一《独孤信传》。）而了结独孤信恶等赵贵的“谋反”之罪。
　　肇建于西魏大统七八年而衍至唐初高宗、武后年间约百年之久的“关陇集团”，在宇文泰死后并没有改变其集团内部联姻以构建、固结新统治体系的政策，但婚姻关系之变化则渐呈消褪鲜卑化色彩的趋势。独孤信诸女之婚姻，从代北宇文鲜卑，到陇西李氏、弘农杨氏，联姻逐步转向关陇地方的汉族大姓，“胡汉混血”的历史主题已由独孤信本人的父统，转向了女适汉人的母统。入周之后，“关陇集团”鲜卑化色彩的减弱（注：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宇文氏之府兵及关陇集团》。），与当时统治集团“胡汉混血”婚姻中父统与母统的易位之变甚有关系。父统代北“虏姓”的独孤伽罗与关中“郡姓”弘农杨坚的结合开其先例，尔后，李唐创业之初期君主，如李渊所娶窦氏即纥豆陵氏、李世民所娶长孙氏，亦皆胡族血统，是婚姻范围虽不出代北、关陇两大区域，但婚姻缔构的实况却以“胡汉混血”中父统与母统的易位显示了关陇集团内部氏族升降过程中民族关系的变化；胡族母统的政治势力只是以外族因子的身份织入了汉族父统的新氏族政治势力之中，氏族升降过程中民族关系的变化正是以不改变“胡汉混血”的历史主题而逐步完成由胡化而汉化的历史进程。

独孤伽罗在初婚之际与杨坚约有“誓无异生之子”（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这是保护传嗣血统一性的政治契约。自此，杨坚所有五子皆为独孤伽罗所出。独孤伽罗重视家族血统，严防嫡庶于婚姻缔构之际，使代北独孤氏与弘农杨氏的政治性联姻得到严格控制，目的是保证家族政治权力的稳定过渡，这对开皇朝的政治大局，尤其是东宫储位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独孤伽罗严防嫡庶的婚姻观，归趋的亦正是汉民族宗法政治的范畴。而杨坚亦有“倚琵琵，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讬言夫妻之义”（注：《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对独孤伽罗作“人伦”儒化规讽之举；立国之后，复诏令“博学有高节”的江南才女范氏入侍其旁作“讲读”（注：《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凡此均说明有“雅好读书，识达古今”（注：《北史》卷一四《隋文献独孤皇后传》。）之令名的独孤伽罗，在时代蕴含着多元文化整合主题的大趋势中，具有汲取和混合汉文化的积极倾向。这使不失胡风之强健而复加汉化之博雅的独孤伽罗卓异于北朝以来的宫廷女性。
　　北周初，代北独孤氏家族因独孤信“赐死于家”而受到打击；明帝二年（公元558年），周明敬后早卒，独孤家族失皇室奥援，门庭几阒寂无声。大统年间显赫的“柱国”之家开始消隐于政坛，故适嫁弘农杨氏的独孤伽罗亦“每谦卑自守”（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而与时进退。相应于姻族的衰落，大统十六年（公元556年）前已届身府兵十二大将军之列的杨忠，则在准确测定其于周初权力斗争的位置之后，保持了弘农杨氏继续上升的势头（注：参见拙作《记隋文帝先君杨忠》，载《文史知识》1993年第11期。）。天和三年（公元568年），杨忠病卒，临终前示意杨坚勿预周皇室权争，史称有识。杨坚袭爵，秉父旨超然于权臣宇文护与武帝宇文邕间的斗争。天和七年（公元572年），武帝于宫中杀宇文护，改元建德，“始亲览朝政”（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一陈宣帝太建四年。），结束了宇文护专擅朝政的局面。是年四月，武帝立长子宇文赟为皇太子，遂即聘纳杨坚与独孤伽罗所生长女为皇太子妃。弘农杨氏姻结宇文皇室承续了代北独孤氏联姻皇族的传统，这对固结与张大家族的政治势力极为有利。史称，“武帝娉高祖长女为皇太妃，益加礼重”（注：《隋书》卷一《文帝本纪上》。）；并多方回护集团内部对杨坚的政治攻讦（注：《隋书》卷一《文帝本纪上》。），弘农杨氏于是安然于皇权的呵护之下。

从独孤伽罗对杨坚的影响，以及独孤氏家族与宇文皇室的姻戚前缘，则弘农杨氏终能联姻皇室是和独孤伽罗的作用分不开的。易言之，独孤信死而诸子不显，代北独孤家族势力遂以外族混合于弘农杨氏，这无疑给弘农杨氏脱颖于关陇集团诸家族创造了条件；家族集团混合后引起的氏族势力变化，无疑亦正是皇室究心关注而试图以婚姻纽结网罗之所在，故以为弘农杨氏联姻皇室与独孤伽罗之作用分不开。“关陇集团”是各个贵族家庭的结合体，在权力斗争的杠杆作用下，他们凭藉复杂的内部通婚而不断发生着氏族的升降。质言之，富有军功贵族传统、主要以世袭贵族为组织构件的关陇政治集团，对于家族势力的依托往往包含其姻族势力。这大概亦正是“宇文泰之胡汉六镇关陇集团，实具关中、代北两系统之性质”（注：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所以产生之“婚姻圈”的一个原因。

北周宇文赟是个生性乖戾的帝王，其乖戾、暴虐的行径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关陇集团中氏族升降的趋势亦预示了种种王朝嬗替的迹象。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整个精神世界处在颠倒、狂燥、恐惧状态中的宇文赟又一反成制相继册立四个皇后，与杨后并匹；旋而，又欲赐死杨后“逼令引自决”（注：《北史》卷一四《宣皇后丽华传》。）从“五后并匹”到酝酿赐死杨后，宇文赟借打破后制及无罪加罪之非常手段，相继推出他旨在削弱弘农杨氏权势的措施。显然，武帝以来弘农杨氏家族权势的上升，已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力量的倾斜。倾斜破坏平衡则必将危及皇权，因此捍护皇权必去震主之臣，削强宗必去其皇亲之依，宇文赟推出了“并后”、“赐死”的非常举措。弘农杨氏面临着帝王的不测之怒，家族命运悬于千钧之重，在此危急关头，独孤伽罗一展其北方妇女的强健风慨，毅然闯宫“诣阁陈谢，叩头流血”（注：《北史》卷一四《宣皇后丽华传》。），反复陈情于宇文赟，使杨后得免于赐死之难而家族得免于株连之厄。独孤伽罗“闯宫卫后”，中止了宣帝宇文赟削弱乃至藉此而铲除弘农杨氏势力的“计划”，使杨坚及其家族能守全于宣帝之朝，其影响涉及周隋禅代历史变局之关键。这是独孤伽罗氏以一介妇人身第一次投入政坛斗争漩涡的记载，其直面君王、忤逆龙麟的勇气与风慨，除了凭借其代北混血冠姓的显赫家族地位及其长姐联姻帝室的旧情外，亦当与其涵养北方游牧文化中强健独立之精神汲汲相关。挥洒“恒、代遗风”，颇具北朝妇女典型意味的独孤伽罗氏，与“主中馈”、“略无交遊”，“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的江东妇女是大异其趣的（注：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治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其时代使然，亦更是民族文化使然。指明这一点，不仅对独孤伽罗是有意义的，而且对周隋禅代及隋文帝朝若干政治都具有背景认知的意义。

三
　　中国古代后宫之制，秦汉时期有所谓“汉兴，因秦之称，帝祖母称太皇太后，帝母称皇太后，正嫡称皇后”（注：《通典》卷三四《职官第十六·内官》。），是秦汉相沿，正位宫闱者有皇后之称；尔后，“秦、汉以下，代有沿革”（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后宫内职屡有变化，西“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注：《南史》卷一一《后妃传上》。），是西晋采汉魏正源置创三夫人。刘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置贵妃，进贵嫔、贵人，以为三夫人”（注：《通典》卷三四《职官第十六·内官》。），名号不同，但正后之下置三夫人则相沿不替。“其江左四代，互相沿袭，无大异同。”（注：《通典》卷三四《职官第十六·内官》。）是永嘉之后，所谓汉魏正制流行、演变于南朝的情况。相较于衣钵汉魏法统以创后制的南朝，北方王朝则因其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而另呈一番风貌。拓跋鲜卑初莅中国有所谓“妃后无闻”（注：《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后宫乏制时期。尔后，南方士族王肃北奔（在太和十七年，见《北史》卷四二本传），孝文帝力行汉化而有“改定内官”（注：《北史》卷一三《后妃传》、卷一四《后妃传·论》。）之举措。但“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注：《北史》卷四二《王肃传》。）。其后宫制度亦如是。故杜佑纂揖前史，指陈北朝后制曰：“自后魏以下，班号谬乱，不足为纪。”（注：《通典》卷三四《职官第十六·内官》。）

北朝后制不乏进阶汉魏正源之步，但不及南朝条贯清晰，这是当时民族混合渐趋汉化的历程的表现。宇文鲜卑立足关中，采姬周制度以傅合胡汉混合之政治现实，虽云“内职有序”（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其实亦是徒有具文。史称“太祖（即宇文泰）创基，修衽席以俭约；高祖（即宇文邕）嗣历，节情欲于矫枉”（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宇文邕“节情欲于矫枉”，事在后宫减员，“矫枉”之典则出诸北魏太祖道武拓跋珪以下迄孝文改制之前拓跋鲜卑“子贵而其母必死”（注：《北史·后妃传·论》曰：“昔鉤弋少子幼，汉武所以行权，魏世遂为常制，子贵而其母必死。矫枉之义，不亦过乎！”《北史·后妃传·宣穆皇后刘氏传》记，“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后宫制度。如所周知，北魏母后擅权前后不乏其例，前者如桓皇后惟氏“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者如冯后“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注：均见《北史》卷一三《后妃传》各本传。）。母后主政，妇女于权力结构中的实质地位，是拓跋鲜卑脱胎于发展不完全之氏族制的必然体现，因此，日趋封建化的拓跋鲜卑统治者采取了一种“不亦（为）过乎”（注：《北史》卷一三《后妃传》、卷一四《后妃传·论》。）的矫枉过正性的后宫制度——子贵母死的常制。质言之，“子贵而其母必死”的后宫制度当是拓跋鲜卑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措施；而宇文邕“节情欲于矫枉”的后宫状况亦反映其制度未能尽归汉魏而不得不杂揉于鲜卑遗风的实际。北周初后宫“废置益损，参差不一”（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倡言复制于姬周，其实杂揉于胡俗。至宣帝宇文赟“不率典章，衣袆翟、称中宫者、凡有五”（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五后并匹，尽坏典制，以至史论众口一辞曰：“太祖之祚忽诸，特由于此。”（注：《周书》卷九《皇后传·序》。）这便给杨坚禅周以后的后制创建提供了殷鉴。

杨坚建隋以后，封建中央制度建设开始了涵融南北朝而进趋“汉魏前制”（注：参见〔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2章《隋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进程。史论，“高祖思革前弊，大矫其违，唯皇后正位，傍无私宠，妇官称号，未详备焉。”（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是杨坚初创有隋后制，只有革除宇文周末年后宫“五后并匹”之现象，而于制度本身则未暇稽本归源；故开皇二年，复有“略依《周礼》”，“又采汉、晋旧仪”（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的后宫制度的厘定。但开皇世后制虽有采汉晋、依《周礼》之名，实际情况却未能如是。史载，“初，文献皇后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妬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开皇世后宫框架，因所谓独孤伽罗的“嫉妬之心”而未能尽归汉魏前制之实。此论集矢于独孤伽罗之“私德”，而后世不谙一时之风习臆作贬斥，如宋“胡玫堂兄弟极论《关睢》专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独孤亡隋为证”（注：《朱文公集》卷四八《答吕子约》之三○，转引钱钟书《管锥篇》。）。如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专列“隋独孤后妒及臣子”条，曰：“古来宫闱之妒，莫有过于隋独孤后者。”前者以“燮隆王化”之后德责诸独孤，后者则无视史局流变强作僵硬比较，相继接踵于唐人而失论于独孤伽罗。但后世失论当有别于唐人富含政治需要的批判，它们主要表现为，一种外在于具有胡汉混血民族融合背景特征的独孤伽罗的主观分析，表现为一种外在于周、隋迄唐初百余年具有胡汉混血民族融合背景特征的“关陇集团”的现实政治的主观分析。

如前揭，杨坚“五子同母”皆为独孤伽罗所出；第五子杨谅开皇元年已封汉王，是独孤伽罗于杨坚未禅周为帝前已与其共生五子，此后则相守誓约“无异生之子”，而杨坚为帝后，迄开皇世20余年，“后宫宠幸，不过数人”（注：《隋书》卷六二《裴肃传》，仁寿二年，杨坚谓裴肃曰：“后宫宠幸，不过数人。”）。史称“时独孤皇后性妬，后宫罕得进御”（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宣华夫人陈氏传》。），即杨坚偶有所染亦为独孤后强行阻遏，甚者则于背后杀所宠幸之女。事在开皇十九年（公元589年）六月。时杨坚避暑仁寿宫，宫中有北周胡族名将尉迟迥孙女，“先没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迫及上，叩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注：《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文帝开皇十九年。）是独孤伽罗正位中宫后，确有防闲宫闱之严；然所谓“性妒”之心理则有其社会历史之根源。

独孤伽罗父独孤信之先人为鲜卑三十六部部落大人，即拓跋鲜卑混聚其部落联盟之北边胡族，其风俗习尚当同于鲜卑而无大异。“鲜卑之俗，贱妾媵而不讳妬忌，（独孤）后固虏姓，高祖亦渐北俗，又性本严正，非溺情嬖妾者流。”（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隋室兴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是独孤伽罗之“性妒”本有其民俗之渊源，故行“妒”而不讳见容于“亦渐北俗”的杨坚。产生于社会全部经济关系之上的风俗，往往比经济本身的变更具有更大的惰性。拓跋鲜卑入主中原渐化于封建经济时代而其具有氏族经济时代的风俗则不变。《北史·后妃·宣武皇后高氏传》记，“初，孝文（即元宏）幽后之宠也，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孝文时言于近臣，称妇人妬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迄北魏解体权移他胡，其风亦盛行不替。东魏元孝友系拓跋皇室后裔，其上孝静帝（即元善见）表云：“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注：《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临淮王谭附孙孝友传》。）是北魏而下迄于两魏并立之北朝后期，内涵鲜卑、诸胡风俗的女性妒风乃有其社会的广泛性，而影响及于固为虏性的独孤伽罗自亦在事理之中。申论之，受北朝后期鲜卑遗俗影响的独孤伽罗，终能“行妒”防闲于开皇世之中宫，亦在于有隋统治阶级中坚乃一胡汉混合之军事贵族集团——“关陇集团”为其背景，因此婚姻之际她可以不避妒忌之嫌与杨坚相“誓无异生之子”；因此，正位宫闱母仪天下后她可以不避妒忌之嫌而责及臣（如高颎）、子（如长子杨勇）纳妾远嫡之事（注：事见《隋书》本传及《廿二史札记》卷一五《隋独孤后妒及臣子》。）。

富涵社会历史背景及民族习俗渊源之北朝“妒风”，于风慨雄健“高祖甚宠惮之”（注：《隋书》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的独孤伽罗身上有较强之体现，这使开皇世傍依汉魏的后宫制度形同虚设。因之，后史颇多讥刺，并由“燮理阴政”不能兴于隋之椒房而指斥独孤后“擅宠移嫡，倾覆宗社”（注：《隋书》卷三六《后妃传·论》。），进而责难杨坚“听哲妇之言，惑奸臣之说，溺宠废嫡，讬付失所”（注：《隋书》卷一《文帝本纪上》。），已种有隋覆亡之根。是论不仅无法高瞻到真正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历史规律，而且恣意褒贬亦遮蔽了对于独孤伽罗的真切审视。质言之，旧史观的偏见遮蔽了初唐史家对于独孤伽罗，这样一位富有双元文化背景人物的公允评价。
　　独孤伽罗行“妒防”于中宫，干政事于朝阙，“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注：《隋书·独孤皇后传》亦记，文帝“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舆而进，至阁乃至。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云云。），风慨雄健、识断不疑，体现的是鲜卑游牧文化的影响，这与弘农杨氏“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也。《易》曰：‘无悠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注：《后汉书·杨震传》。）的家训相去甚远；然相去甚远的观念冲突却由于时局的变迁而见容于“性严重”（注：《隋书》卷二《文帝本纪下》。）的杨坚，其间，除去独孤伽罗显著的“八柱国后”的家族地位外，关键乃在于有隋的政治构成乃是一胡汉混合的统治集团，而杨坚先世久居北镇亦渐染北俗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