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炀帝《建东都诏》所指出的，洛阳“水陆通，贡赋等”，是全国水陆运输的枢纽，储藏、转运漕粮的要地。平陈后天下一统，“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建都关中，由于“关河悬远”、“重阻”，既“兵不赴急”，地方民意政情又“无由自达”。可见隋建洛阳新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况且还有周秦汉晋以来以天下之中的洛阳为都的历史传统(54)。隋炀帝在诏书中特别提到文帝时就欲“创兹怀、洛”，但迄未实现，因而他“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我们看到，文帝开皇四年六月下诏开凿大兴城至潼关的广通渠，以转漕关东谷物供应京师，同年九月又以“关内饥”而“驾幸洛阳”；开皇十四年复因“关中大旱人(民)饥”，再次亲率百官及民众“就食于洛阳”。然而在此前的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京师“库藏皆满”，此后的开皇十七年又称“中外仓库，无不盈积”(55)。可见文帝率官民到洛阳就食，并非国家缺粮，而是囿于运输能力不能大量、及时地运到关中。由此可知炀帝诏称文帝时拟创建东都，绝非虚言。及至唐代，由于长安朝廷的经费特别是军费开支激增，又由于隋炀帝开凿运河，江淮物资的北输堪称便利，作为江淮物资集散中心的洛阳地位日趋重要。然而江淮物资从洛阳运抵长安还有八百多里路程，水运须涉三门砥柱之险，陆路车运则路途迂回资费昂贵。于是高宗显庆二年(657)前承隋炀帝遗轨将洛阳建为东都，其《建东都诏》中所谓“此都心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与当年炀帝《建东都诏》中“水陆通、贡赋等”云云，如出一辙。直到高宗、玄宗朝，每当灾荒民饥或关中粮食供不应求，皇帝百官乃至普通兵民就要来到东都，就近消耗江淮租米及其他物质，武后一朝则基本上居住在东都，故中宗曾有“逐粮天子”之称(56)。溯前觇后，无不表明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大手笔。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营建东都，诏开运河、造龙舟，不到半年即启动一下江都之旅，可见这是一个经过通盘考虑、精心设计的系统工程(57)。然而这个系统工程的最终目的似乎又是直指巡游江都的，上引炀帝自撰歌诗“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似可为证。有如筑长城和秦始皇的暴政联系在一起，开运河、游江都也是与隋炀帝的昏庸联系在一起的。后世认为秦始皇修长城还是“为防胡计，非为游娱”，而隋炀帝则“只为流连之乐”(58)，因此更等而下之。唐人秦韬玉《隋堤》诗“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王泠然《汴堤柳》诗“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功成力尽人旋亡，代谢年移树空有”；陈子昂上书“近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河，自伊、洛属之扬州，疲生人之力……故身死人手，宗庙为墟”云云(59)；皆对炀帝开运河全盘否定。宋代理学家石介诗痛斥炀帝开河亡国，更是情见乎辞(60)。然而对隋炀帝修运河的功过是非作出全面公允评价的也代有其人。唐杜佑《通典》称隋修通济渠、邗沟以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唐人皮日休称隋炀帝修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唐)大利哉!”他又在诗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61)认为炀帝若只开运河而不游江都，其功德当不亚于大禹。宋人卢襄则认为：“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运河)使达于扬州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东南岁漕上给于京师(汴州开封)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吾宋王业之资也。”(62)明人于慎行则称炀帝开运河虽“为其国促数年之祚”，却为后世“开万世之利”(63)。今日学者，如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昇先生，亦称“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以后……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64)。上引可知，自唐以来，对于隋炀帝开大运河旨在游幸江都的主观动机及惨痛后果，无不持批判、否定态度，而对开凿后的客观效果和历史作用，多予以肯定。

对于大运河正面的历史影响，今天的研究者已形成共识，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正如论者所说，“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造了这一运河体系”(65)，特别是在藩镇割据河北、“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唐代后期。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隋唐东都的繁荣，扬州就不会在唐代成为全国乃至东亚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扬一益二”)，也没有汴州、杭州、苏州在唐宋时期的崛起和繁华。如果放眼汉宋间帝国政治中心由西而东(咸阳—西安—洛阳—开封)、自北徂南(洛阳—建康—临安)的移动过程，隋炀帝之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偏爱江都，实顺应了这一基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政治、文化重心相应东渐南移的大趋势。及至一千五百年之后的今日，踏访运河沿线，不难发现，“毗邻运河的村镇”，“发展水平明显地高出离运河稍远”的地方(66)。近日热传的一篇网文中有作者对大运河的致敬：“我的窗下一直流淌着那条京杭大运河，两岸风景日新月异，那床河水却由隋唐缓缓而来，千年不动声色。”(67)这条与隋炀帝的名字紧密相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摇篮成功贯连，迄今仍是世界上最长而且仍在服役的人工运河，是数百万隋代男女民工用生命和血汗凿就的，也可以视为这位志向非凡的“大业炀天子”永久的纪念碑。

对于隋炀帝举办上述工程的动机及功能，亦有稍加辨析的必要。炀帝在《建东都诏》中所述建都理由的合理性，是以江淮租赋物质得以顺利北输的大运河为前提的，而上述系列工程中最被指责的就是开运河。因为自来都认为炀帝开运河完全是出于个人游乐。我们看到，大业七年(611)二月，炀帝下诏伐辽，并从江都乘龙舟走运河通济渠、永济渠北上，凡56日即抵达位于征辽前线的涿郡。当时征自河南、淮南、江南的兵员、物质，包括江淮以南数以万计的水军、民夫，以及戎车、战舰及“攻取之具”、米粮给养等，都是通过运河北运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68)。京杭大运河第一次显示了它巨大而独特的政治军事功能，即在南北间通过水运大批量地转运人员、物资，这是东西走向的黄河、淮河、长江等自然河流所无法胜任的。炀帝因“三下江都”，以及“东西游幸，靡有定居”，劳民伤财，而备遭指责。然而炀帝的“游幸”却并不等于游玩、享乐，他在一下江都前下诏称，“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至少宣称与游乐无关(69)。实际上炀帝之游幸江都，除了眷恋扬州重游故地外，也还有宣示隋朝正统、展现皇帝权威、笼络南方人士的政治文化使命。如前所述，炀帝当年坐镇江都期间，着意拉拢南方文士，同时又与南方佛教、道教界的名僧高道交往密切。由于佛教是南北双方民众的共同信仰，“是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以来的统一力量”，因此他在江都的绥抚工作，有效化解了南人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政治文化隔阂，增强了他们对隋廷的向心力，故被学者称之为“文化战略”(70)。当他被立为太子后，还曾“奉诏巡抚东南”(71)，显然是考虑到他在东南的良好声誉和影响力。在对南方实施文化战略的过程中，年轻的杨广也成了南方文化的接受者、爱好者，甚至被南方人士视为自己的代表。唯其如此，他在当年阴谋夺嫡的过程中，曾计划万一失败，便“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即割据东南，因为这里是他在政治上的发迹之地，文化价值和感情维系所在，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72)，而这也构成了他的南方文化情结由以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如前所述，当他登基伊始，即迅速实施上述系列工程，迫不及待地游幸旧地、旧镇江都；当他大业十二年最后一次巡幸江都时，面对北方乱局，无意西归，再一次筹划割据东南，并得到南人的支持。总之，对于隋炀帝的游幸江都，也不能纯以逸游、享乐概之，联系到他的南方文化情结及其由以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可知其游幸江都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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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的经济、社会背景与大业元年的大型系列工程
如果对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北关系作长时段的观察，在隋文帝重新统一南北之际，就经济文化而言，南方的进步是显著的、空前的。南方在文化上的优势，南北朝后期以南方文化北渐为主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进展显著，与当时军事政治上的北强南弱形成对比。先行研究表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别及其对立，最初并不是南北之间，而是东西之间，此点最初为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所揭示。及至东汉，“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46)。其中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对峙，是秦统一后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南北分裂时代。从东西相抗到南北对立的转换，给中国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东汉以前的统一战争，黄河流域战事结束，统一大业即大抵完成，然而其后，从曹操开始，统一战争的最终成败，则一定要取决于长江流域南北间的最后决战。

南北分立之取代东西分立，其根源还在于六朝时代南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所导致的南北相对地位的变动。最早对之加以系统论析的，可能是明人章潢的《图书编》，他认为秦汉以前，“天下之美，举萃于西北”，无论“冠冕”“风化”(人文)，还是“财用”“户口”(经济)，“才越淮、汉以南，顿然陵替”，“万里南邦仅能当天下四分之一而已”(47)。今人杨远对汉宋间南北户口、县邑设置及其变动所作的统计、考证，所得结论亦与章潢相仿佛(48)。这里我们仅举出两段史料来说明两汉六朝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概其余。其一是《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稻作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火耕而水耨”。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地势饶食”，易于饱暖，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社会贫富分化程度低。其二是《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等传末“史臣曰”，称“江南之为国盛矣”，由于荆、扬二州在刘宋元嘉年间长期承平，“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以至“余粮栖亩”，“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49)。《尚书·禹贡》依据土地价值将九州分为九等，扬州为下下，而刘宋扬州竟然出现了“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的数十万顷良田，连上上等的关中(禹贡雍州)也不能与之相比。对关中、江南作出这样的对比性评价，限于见闻，似前所未见。正是伴随着南方农业生产的进步，与之相应的地方社会势力的发育成长，为六朝政权的成立和维持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更使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加速度发展。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当地文化兼容混合(50)，最后演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我们看到，北方出现了自觉汉化、主动学习南方文化的北族统治者，北魏孝文帝堪称其代表。南北朝后期，北方士人仿习南朝文学、艺术蔚为潮流。如所周知，隋灭陈，在政治、军事上南并于北，但在经学、文学、书法等文化领域，却是北并于南(51)。上述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南北地位此升彼降的变动，正是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得以形成的重要背景。

隋炀帝继位伊始的大业元年，连起大役。首先是营建东都，“月役丁二百万人”，凡314日竣工；开凿运河(通济渠、邗沟)，发河南、淮南民一百数十万，凡171日竣工；巡游江都，为炀帝所乘龙舟舰队服役的水工、两岸翊卫士兵三十万有余(52)。三大工程皆规模宏大，力役繁重，程期严急，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大业年中炀天子”(53)好大喜功、荒残无道的暴君形象，也被认定为炀帝亡国丧身的罪端祸由。然而，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冷静客观的研究分析无不表明，炀帝“大业”年间所兴大役，均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全盘规划的系列工程，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极具战略眼光的千秋“大业”。所谓顺应历史潮流，主要表现在适应六朝以来南方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经济财赋重心逐步南移的大趋势。

正如炀帝《建东都诏》所指出的，洛阳“水陆通，贡赋等”，是全国水陆运输的枢纽，储藏、转运漕粮的要地。平陈后天下一统，“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建都关中，由于“关河悬远”、“重阻”，既“兵不赴急”，地方民意政情又“无由自达”。可见隋建洛阳新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况且还有周秦汉晋以来以天下之中的洛阳为都的历史传统(54)。隋炀帝在诏书中特别提到文帝时就欲“创兹怀、洛”，但迄未实现，因而他“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我们看到，文帝开皇四年六月下诏开凿大兴城至潼关的广通渠，以转漕关东谷物供应京师，同年九月又以“关内饥”而“驾幸洛阳”；开皇十四年复因“关中大旱人(民)饥”，再次亲率百官及民众“就食于洛阳”。然而在此前的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京师“库藏皆满”，此后的开皇十七年又称“中外仓库，无不盈积”(55)。可见文帝率官民到洛阳就食，并非国家缺粮，而是囿于运输能力不能大量、及时地运到关中。由此可知炀帝诏称文帝时拟创建东都，绝非虚言。及至唐代，由于长安朝廷的经费特别是军费开支激增，又由于隋炀帝开凿运河，江淮物资的北输堪称便利，作为江淮物资集散中心的洛阳地位日趋重要。然而江淮物资从洛阳运抵长安还有八百多里路程，水运须涉三门砥柱之险，陆路车运则路途迂回资费昂贵。于是高宗显庆二年(657)前承隋炀帝遗轨将洛阳建为东都，其《建东都诏》中所谓“此都心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与当年炀帝《建东都诏》中“水陆通、贡赋等”云云，如出一辙。直到高宗、玄宗朝，每当灾荒民饥或关中粮食供不应求，皇帝百官乃至普通兵民就要来到东都，就近消耗江淮租米及其他物质，武后一朝则基本上居住在东都，故中宗曾有“逐粮天子”之称(56)。溯前觇后，无不表明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大手笔。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营建东都，诏开运河、造龙舟，不到半年即启动一下江都之旅，可见这是一个经过通盘考虑、精心设计的系统工程(57)。然而这个系统工程的最终目的似乎又是直指巡游江都的，上引炀帝自撰歌诗“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似可为证。有如筑长城和秦始皇的暴政联系在一起，开运河、游江都也是与隋炀帝的昏庸联系在一起的。后世认为秦始皇修长城还是“为防胡计，非为游娱”，而隋炀帝则“只为流连之乐”(58)，因此更等而下之。唐人秦韬玉《隋堤》诗“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王泠然《汴堤柳》诗“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功成力尽人旋亡，代谢年移树空有”；陈子昂上书“近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河，自伊、洛属之扬州，疲生人之力……故身死人手，宗庙为墟”云云(59)；皆对炀帝开运河全盘否定。宋代理学家石介诗痛斥炀帝开河亡国，更是情见乎辞(60)。然而对隋炀帝修运河的功过是非作出全面公允评价的也代有其人。唐杜佑《通典》称隋修通济渠、邗沟以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唐人皮日休称隋炀帝修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唐)大利哉!”他又在诗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61)认为炀帝若只开运河而不游江都，其功德当不亚于大禹。宋人卢襄则认为：“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运河)使达于扬州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东南岁漕上给于京师(汴州开封)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吾宋王业之资也。”(62)明人于慎行则称炀帝开运河虽“为其国促数年之祚”，却为后世“开万世之利”(63)。今日学者，如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昇先生，亦称“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以后……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64)。上引可知，自唐以来，对于隋炀帝开大运河旨在游幸江都的主观动机及惨痛后果，无不持批判、否定态度，而对开凿后的客观效果和历史作用，多予以肯定。

对于大运河正面的历史影响，今天的研究者已形成共识，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正如论者所说，“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造了这一运河体系”(65)，特别是在藩镇割据河北、“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唐代后期。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隋唐东都的繁荣，扬州就不会在唐代成为全国乃至东亚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扬一益二”)，也没有汴州、杭州、苏州在唐宋时期的崛起和繁华。如果放眼汉宋间帝国政治中心由西而东(咸阳—西安—洛阳—开封)、自北徂南(洛阳—建康—临安)的移动过程，隋炀帝之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偏爱江都，实顺应了这一基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政治、文化重心相应东渐南移的大趋势。及至一千五百年之后的今日，踏访运河沿线，不难发现，“毗邻运河的村镇”，“发展水平明显地高出离运河稍远”的地方(66)。近日热传的一篇网文中有作者对大运河的致敬：“我的窗下一直流淌着那条京杭大运河，两岸风景日新月异，那床河水却由隋唐缓缓而来，千年不动声色。”(67)这条与隋炀帝的名字紧密相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摇篮成功贯连，迄今仍是世界上最长而且仍在服役的人工运河，是数百万隋代男女民工用生命和血汗凿就的，也可以视为这位志向非凡的“大业炀天子”永久的纪念碑。

对于隋炀帝举办上述工程的动机及功能，亦有稍加辨析的必要。炀帝在《建东都诏》中所述建都理由的合理性，是以江淮租赋物质得以顺利北输的大运河为前提的，而上述系列工程中最被指责的就是开运河。因为自来都认为炀帝开运河完全是出于个人游乐。我们看到，大业七年(611)二月，炀帝下诏伐辽，并从江都乘龙舟走运河通济渠、永济渠北上，凡56日即抵达位于征辽前线的涿郡。当时征自河南、淮南、江南的兵员、物质，包括江淮以南数以万计的水军、民夫，以及戎车、战舰及“攻取之具”、米粮给养等，都是通过运河北运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68)。京杭大运河第一次显示了它巨大而独特的政治军事功能，即在南北间通过水运大批量地转运人员、物资，这是东西走向的黄河、淮河、长江等自然河流所无法胜任的。炀帝因“三下江都”，以及“东西游幸，靡有定居”，劳民伤财，而备遭指责。然而炀帝的“游幸”却并不等于游玩、享乐，他在一下江都前下诏称，“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至少宣称与游乐无关(69)。实际上炀帝之游幸江都，除了眷恋扬州重游故地外，也还有宣示隋朝正统、展现皇帝权威、笼络南方人士的政治文化使命。如前所述，炀帝当年坐镇江都期间，着意拉拢南方文士，同时又与南方佛教、道教界的名僧高道交往密切。由于佛教是南北双方民众的共同信仰，“是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以来的统一力量”，因此他在江都的绥抚工作，有效化解了南人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政治文化隔阂，增强了他们对隋廷的向心力，故被学者称之为“文化战略”(70)。当他被立为太子后，还曾“奉诏巡抚东南”(71)，显然是考虑到他在东南的良好声誉和影响力。在对南方实施文化战略的过程中，年轻的杨广也成了南方文化的接受者、爱好者，甚至被南方人士视为自己的代表。唯其如此，他在当年阴谋夺嫡的过程中，曾计划万一失败，便“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即割据东南，因为这里是他在政治上的发迹之地，文化价值和感情维系所在，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72)，而这也构成了他的南方文化情结由以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如前所述，当他登基伊始，即迅速实施上述系列工程，迫不及待地游幸旧地、旧镇江都；当他大业十二年最后一次巡幸江都时，面对北方乱局，无意西归，再一次筹划割据东南，并得到南人的支持。总之，对于隋炀帝的游幸江都，也不能纯以逸游、享乐概之，联系到他的南方文化情结及其由以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可知其游幸江都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上述可知，同为魏末六镇起事中发迹的第一代武川镇酋豪，名在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列并分别被尊为周、隋、唐三朝“太祖”即皇朝奠基者的宇文泰、杨忠、李虎，他们的后代，依次为第二代(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第三代(废太子杨勇、隋炀帝杨广)、第四代(唐太宗李世民)，亦即先后建立北周、隋、唐三代王朝的开国皇帝(周指实际执政于西魏并为北周奠基的无冕之君宇文泰)的儿子辈，均成为南朝文学的崇尚者、模仿者，在文化形象上与他们的父辈及以上世代完全不同，从中可以概见当时北方文学南朝化风气之盛。同为关陇集团核心层的武川镇军阀后代隋炀帝与唐太宗，亦同为北朝末年兴起的文学南朝化风气所化。然而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的隋朝唐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所标榜的仍为西魏北周所提倡的周、孔王道，因而在文学理论上要极力遏止南朝轻艳文风的流行，并诉诸行政手段加以抵制。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流行的江左文风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这从唐初由高官领衔的修五代史的史臣，称庾信为“词赋之罪人”，“庾信体”“以淫放为本”，是“亡国之音”，即可见一斑(83)。那么，作为南朝文学的爱好者，同时又身为关陇集团政权最高政治代表的隋炀帝、唐太宗，如何兼顾他们的文学趣尚和关陇集团政权所秉持的治国原则呢?

鸣笳临乐馆，眺听欢芳节。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彩凤肃来仪，玄鹤纷成列。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
前四句辞藻华美，形象艳丽，急管朱弦，无非郑卫之声，清歌白雪，自是歌妓美色。然而第三联典雅华丽词句中的彩凤、玄鹤，本来是对应于古典道德音乐的意象，放在这里已有失协调，最后两句却“直接说教且文辞质朴”，拖着一条有违全诗主题、语境的“儒家训诫的尾巴”(91)。我想诗中的违和与不协调，正是一个标榜唯好周孔之道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南方宫体文学的钟爱者内心紧张、分裂的流露。牟润孙先生曾指出，唐太宗不但自己对南方文化爱好甚笃，而且又寄望于喜欢接近南人、爱好江左文学的爱子魏王泰，盼其绍述己志，一度欲立为太子。“不意阻于基本之关陇胡汉集团势力，竟不能实现，遂于废立太子(废太子承乾、徙魏王泰、改立晋王治)时有失态之状(拔刀自刺、投床泣涕)”(92)，对唐太宗矛盾紧张的内心世界分析论证得极为深刻，上揭太宗诗中所体现出的紧张、分裂心理，可与之相互印证。宫体诗因多状描宫中女性的情态容色，故又称艳诗，太宗也有此类作品(见下文)，但存世的太宗诗中则往往以间接的隐喻方式出之，如上揭《帝京篇》中的诗句“清歌凝白雪”，以及“萍间日彩乱，荷处香风举，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建章欢赏夕，二八尽妖妍，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佩移星正动，扇掩月初圆”等，均为刻画宫女面容艳丽、服饰精致、舞姿婀娜之句。至于《采芙蓉》“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赋帘》“惟当杂罗绮，相与媚房栊”等等，就更接近于“艳诗”了，与唐太宗自己标榜的“中和”、雅正已相距甚远。宋神宗称“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为文，此亦识见无以胜俗故也”；苏轼称“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郑獬称“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明王世贞称“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93)。所论唐太宗诗为徐庾文体，乃受时代文学风气影响使然，应是客观公允的。

隋炀帝在诗文创作上，唐初史臣魏征即给予“并存雅体，归于典制”的高度评价，已见前述。唐太宗亦称炀帝“文集实博物有才，亦知悦尧、舜之风”，只是不理解何以“行事”却相反(94)。今日论者则谓“炀帝是一位有深厚美学意识的人”，他虽与唐太宗同时代、同阶层且同登至尊之位，其诗文自然也深受江左文风影响，但他的诗却能“经常成功地捕捉南方诗歌的声色之美”，“产生出一种动人的清新和优美”(95)。魏征所举炀帝的“雅体”、“典制”之作姑且不论，止举炀帝《春江花月夜》二首，以概其余：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舍花气，春潭瀁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