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蒙古人建立了横亘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帝国，他们先后攻灭西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制礼作乐是中原王朝建国立制的首要任务，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蒙古统治者赋予了元朝礼制不同于汉族政教的特殊色彩。学界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①但对汉族文化与元代礼制的关系似乎并未深入。本文选取经筵作为切入点，通过比较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态度和制礼活动，探讨元代礼制中蒙汉因素的冲突与融合，试图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迥异的思想文化特性角度，阐释元代礼制的特性。
①目前关于元代礼制的研究以烧饭、祭礼、太庙、宴飨等专门礼仪为主。主要有王国维《蒙古札记·烧饭》，见《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陈述《论辽金元“烧饭之俗”》，《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贾敬颜《“烧饭”之俗小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宋德金《“烧饭”琐议》，《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蔡志纯《元代“烧饭”之礼研究》，《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那木吉拉《“烧饭”、“抛盏”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高荣盛《元代祭礼三题》，《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高荣盛《元代“火室”与怯薛/女孩儿/火者》，见《元史浅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马晓林《元代国家祭祀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吴丽娱主编、刘晓《礼与中国古代社会·元代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

一、元代经筵与经筵书目
1260年，忽必烈建元中统。为有效地统卝治中原地区，元廷开始采用汉法。当然，即使是受到朝廷倚重的汉臣也明白，汉法得以推行的前提是“国朝成法”，也就是在蒙古原有的制度基础上“附会汉法”，尤其是科举选才的停滞，代之以出身仕进，即所谓“根脚”，无疑都构成汉卝族知识分子笔下所描绘的黯淡时代，而这在蒙古统卝治者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施政方针。与此同时，蒙古人深知熟悉农耕文明的重要性，因此，向帝王介绍汉卝族文化精要的经筵，就引起元廷高层的兴趣及关注。
经筵是为帝王研读经史而设立的御前讲席，原是中原汉卝族王朝的宫廷教育制度之一。②经筵始于皇帝读书时需要有人在旁“从容近对，延访大义”，到北宋仁宗朝正式确立经筵制度。③经筵讲官对经典的选择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皇帝的思考和决策。
蒙古帝国的统卝治者在进入中原之前，已开始延请汉儒讲问治道，“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论定大业，厥有成宪”，［3］“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定元年（1324），泰定帝正式设立经筵，“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5］⑥44此时经筵俨然成为皇帝和重臣共同参与的重要活动，而进讲的官员也不局限于汉人，蒙古、色目儒士也位列其中，这种氛围应该是泰定帝朝以前就形成的。此后明宗“凝情经史，爱礼儒士”，［6］卷9文宗设奎章阁学士院，成为专职经筵机构；顺帝时改奎章阁为宣文阁，经筵之制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喜而慕焉”。［4］238此举并非因为对经筵之制有所了解，仅是出于了解汉卝族文化的实际需要。已有研究指出，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仍不断向儒臣问取汉籍经典大义，之后元代经筵的发展与诸帝自身的汉文化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仁宗较先帝成宗、武宗具有更高的汉文化水平，他留意汉卝族文化，广泛涉猎经史，对儒家思想很有心得；其子英宗在他影响下也留意汉卝族文化，史载英宗自太子时即沐濡儒风。泰定帝正式设立经筵，“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5］⑥44此时经筵俨然成为皇帝和重臣共同参与的重要活动，而进讲的官员也不局限于汉人，蒙古、色目儒士也位列其中，这种氛围应该是泰定帝朝以前就形成的。此后明宗“凝情经史，爱礼儒士”，［6］卷9文宗设奎章阁学士院，成为专职经筵机构；顺帝时改奎章阁为宣文阁，经筵之制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
①船田善之《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认为，这种区分并非等级制而只是为了区分管理。（《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2期）
②有关元代经筵的研究有：王风雷《元代的经筵》，《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卝帆《元代经筵述论》，《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陈东《中国古代经筵概论》，《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陈高华、张卝帆、刘卝晓《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二章，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姜海军《经筵制度与蒙元政卝权的儒化、汉化》，《五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等。
③学者对经筵产生的时间有不同看法，此处不展开研讨。
元人巙巙说：“天下事在宰相当言，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台谏不敢言则经筵言之。备位经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愿足矣。” ［5］3414-3415巙巙是西域人（康里），其父不忽木师事著名儒士许衡，“衡每称之，以为有公辅器”，“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其学，先躬行而后文艺”。［5］31⑥4、3172史称巙巙“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5］3413从巙巙话中可以知道元代的经筵还成为规谏皇帝的重要手段之一。总体来说，元代虽由蒙古人主政，但中原王朝经筵的基本形式得到延续，经筵制度得以继承。
有关元代经筵进讲的书目，史载有：王鹗（1190-1273）“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5］3756徐世隆（1206-1285）“取《书》所载帝王事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我将听之。’书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5］3769王思廉（1238—1320）“尝进读《通鉴》”；［5］3765“会诏左丞许衡、学士窦默及京师诸儒，各陈经史所载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选进读之士”；［5］3857-3858“（商）挺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纂《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以进”。［5］3740成宗“召公（韩公麟）读《资治通鉴》、《大学衍义》”；［7］372大德十一年（1307）六月，仁宗命节译《大学衍义》，与《图像孝经》、《列女传》一起刊印并颁赐群臣；［5］536自仁宗和英宗始，经筵的教材基本定型为，《尚书》、《大学衍义》、《资治通鉴》以及帝王之学。①从书目来看，蒙古皇帝主要通过蒙文翻译的经典学习汉卝族文化元典，这些译本虽由汉儒选出，但显然并不指望他们能深入掌握基本典籍，只是有针对性的概览，因此传统的五经，除《尚书》和《易》被单独列出外，其余被择要编为二十八类进讲。而蒙古皇帝最感兴趣的是帝王之学，指名要听“前代帝王嘉言善政”，并不讲究其出处，可见正心之学比御民之术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是元代经筵十分明显的特征。
①关于元代经筵书目的最终确定，参见张卝帆《元代经筵述论》，《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有关元代经筵进讲的书目，史载有：王鹗（1190-1273）“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5］3756徐世隆（1206-1285）“取《书》所载帝王事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我将听之。’书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5］3769王思廉（1238—1320）“尝进读《通鉴》”；［5］3765“会诏左丞许衡、学士窦默及京师诸儒，各陈经史所载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选进读之士”；［5］3857-3858“（商）挺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纂《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以进”。［5］3740成宗“召公（韩公麟）读《资治通鉴》、《大学衍义》”；［7］372大德十一年（1307）六月，仁宗命节译《大学衍义》，与《图像孝经》、《列女传》一起刊印并颁赐群臣；［5］536自仁宗和英宗始，经筵的教材基本定型为，《尚书》、《大学衍义》、《资治通鉴》以及帝王之学。①从书目来看，蒙古皇帝主要通过蒙文翻译的经典学习汉卝族文化元典，这些译本虽由汉儒选出，但显然并不指望他们能深入掌握基本典籍，只是有针对性的概览，因此传统的五经，除《尚书》和《易》被单独列出外，其余被择要编为二十八类进讲。而蒙古皇帝最感兴趣的是帝王之学，指名要听“前代帝王嘉言善政”，并不讲究其出处，可见正心之学比御民之术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是元代经筵十分明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