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襄公的褒贬，皆起于泓水之战。这场战争中，宋襄公一次次放弃取胜良机，导致宋国惨败，他本人也大腿受伤，一年后死去，称霸天下的梦想，随之破灭。
不知不觉中，宋襄公成为“恪守规则，不计成败”的代名词。贬低他的人崇尚变革，褒扬他的人呼唤规则，围绕他的争论，超越了泓水之战，超越了军事领域，有了永恒价值。

要理解宋襄公，似乎要从宋国人的独特身份说起：他们是殷商后裔。
睢阳城基 数千年不移
宋国曾是中原重要的诸侯国，但由于历史上黄河一次次的泛滥，使原本10多米高的城墙，被黄土完全覆盖，以至于在春秋战国各大诸侯国的都城中，宋国都城最后一个被找到。
商丘市阏伯台西侧百多米，一块石刻铭牌安闲宁静，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国故城”字样。站在石碑旁环顾，周围地势平坦，寻不到一点故城模样。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联想到郑韩故城。位于新郑的郑韩故城，至今仍有高大绵延的城墙。宋国、郑国都曾是中原重要的诸侯国，其城墙规模应该差别不大，缘何宋国城墙不见踪影？

“宋国城墙，就在我们脚下。”指着平整的地面，商丘市文物局副局长刘昭允说。刘先生曾参与故城发掘，对故城十分了解，据他介绍，历史上黄河一次次的泛滥，将豫东原有的地面深深淤埋。原本10多米高的城墙，被黄土完全覆盖，其顶部距离现在地表最浅处，也只有一米左右。
正因为被黄土完全淤埋，在春秋战国各大诸侯国的都城中，宋国都城最后一个被找到。这座先秦名城的发现者，是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
张光直是台湾省台北市人，大学期间师从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这几位大家都是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成长起来的，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张光直对商文明情有独钟。他后来去美国发展，成为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张光直多次到北京，希望与中方有关部门合作开展田野发掘。1990年，他前来商丘，进行地质勘察和磁力测试，了解基本考古信息。1994年1月，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与中方有关部门签订合作协议，随后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奔赴商丘。他们带着张光直从美国选购的商丘的卫星照片，美国队员包括地质考古和地球物理方面的探测专家。
张光直的目标是早期商文明遗址。但豫东的考古环境极其独特，挖下去数米，地下水奔涌而出，必须边排水边发掘，耗资巨大。挖到10多米深，见到春秋时期宋国城墙根儿之后，无法继续下挖。

1997年10月，张光直已身患重病，仍执意亲来商丘发掘现场考察，当时是用担架抬上火车，用轮椅推到场地的。3年多后，老人在美国病逝，没能找到先商都邑遗址，成为他生平一大遗憾。
即便如此，持续三年多的考古发掘仍收获巨大，在今商丘市地面下，从上到下依次发现了明弘治十六年归德府旧城、宋代应天府城、隋唐睢阳城、秦汉睢阳城，以及春秋宋国都城。宋国都城呈长方形，东墙长2900米，南墙长3550米，西墙长3010米，北墙长3252米，总面积10.2平方公里，是今天归德古城面积的10倍。

数座城叠压，基址两千多年不移，验证了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不同于西方突变、断裂的文明发展模式，中国文明呈现连续性模式。既然睢阳城址数千年不移，就有理由相信，西周初年，周王朝之所以将微子启分封于商丘，是在承续先商的根基。

殷商遗民立国商丘
灭掉商朝，周王朝并没有将商朝王族赶尽杀绝。作为纣王庶兄的微子启被封于商丘，国号为宋。但被灭国的痛苦，数百年难以消解，复兴殷商，一直是宋国上下最大的梦想。
武王伐纣，灭掉商朝，没有将商朝王族赶尽杀绝，仍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于今安阳，以奉其宗祀。后来武庚叛乱被杀，周王朝另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宗祀。
这是当时的规矩。一个正统王朝建立，要先做好三件事：“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样才能使“天下之民归心焉”。所谓兴灭国，即分封灭亡之国，如周王朝封夏代之后为杞国，商代之后为宋国；继绝世，即承继绝祀的世族，如分封黄帝、尧、舜之后；举逸民，即提拔隐逸的人才为官员。
所以汤武革命，都没有赶尽杀绝，按《公羊传》的说法，是“善善（彰扬善行）及子孙，恶恶（惩处恶行）止其身”。

微子启与萁子、比干，是殷纣王时三位贤臣。比干死谏纣王，被剖心而死；萁子苦谏纣王不听，佯狂披发；微子启多次劝谏未果，说道：“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逃亡。
武王伐纣，攻占殷商都城时，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微子启在商丘建立的宋国，既继承了殷商深厚的文化传统，但被灭国的痛苦，数百年难以消解，直到宋襄公时，“亡国之余”的沉重记忆，仍让他难以释怀，复兴殷商，成为他最大的梦想。

宋襄公的殷商复兴梦
宋襄公是宋国的第二十位国君，虽然历史上关于宋襄公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即位后，宋襄公对内重用贤能，对外追随齐桓公，表现还是相当突出的。尤其是“亡国之余”的沉重记忆，让他始终怀抱复兴殷商之梦想……
宋国立国三百多年后，宋襄公成为第二十位国君。即位之时，这位年轻的国君就赢得了宋国内外一片喝彩声。
让他赢得掌声的，是一个异常重大的举动：“让国”。
宋襄公，名兹父，是宋桓公的嫡长子，他有一个庶兄名叫目夷，字子鱼，贤明能干。公元前652 年，宋桓公一度病危，兹父对桓公说：“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目夷不敢受命，当时就推辞说：“弟弟能以国君之位相让，什么能比这种仁德更重要呢？这是我远远不及的，况且我即位做国君，名不正言不顺”。第二年,宋桓公病逝，兹父即位，是为宋襄公。

此时是春秋初期，正是礼崩乐坏之际，各诸侯国对外交战，内部相互倾轧，为了争夺国君之位，父子相争、兄弟相残之类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屡见不鲜。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襄公让位之举，被视为一种“仁者”的姿态，自然赢得广泛的赞赏，即位之初，这位新国君即名动诸侯。

宋襄公即位后，重用目夷，任命为相，主持国政。兄弟齐心，宋国大治。
后来有人质疑宋襄公“让国”之举，找出各种证据，证明此举显示了宋襄公的“虚伪、狡诈”；但也有人为之辩解：让个梨，夸个没完，让国君之位，被骂虚伪，难道只容得下“小仁小义，容不得“大仁大义”？

仔细审视历史，会发现宋襄公即位之后是相当成功的。他对内重用贤能，对外追随齐桓公，力助桓公完后霸业，成为桓公霸业最可靠的盟友。齐桓公对他信任有加，临终将太子托付给他。这个托付，无意中让宋襄公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殷商复兴的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