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劍》中的八路軍副总指挥和参谋長，李雲龍的師長和旅長

黄克诚回忆庐山会议：每晚吃六粒安眠药都睡不着

全會會場在盧山人民劇院即原来蒋某人的“盧山軍官训练團”的旧址。会场里分散着摆了许多藤椅，大体有前、中、后之分，毛的位置在舞台下面正中，靠近的就算前排。出席会议的有中委75人，候补中委74人，另有14人列席会议。还是毛先讲。他说，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國民经济指标和所谓“路线”问题。前一个问题，毛只捎带了几句，重点讲所谓“路线”问题：
“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懐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會議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總路线，要有批判總路线的言論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判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鄭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産風’、高指標，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三级所有制等。九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ZZ局擴大会不過瘾，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會，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黨代表大會嘛。明春准备开黨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9月、10月开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辯論吗？现在要求民主，这种形势，开頭没摸清楚，看来是这么回事。盧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會。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开几天小组會，再开几天大會，最后做出决議。”

毛又重复了他经常讲的两个问题：“团结”和“允许犯错误”，再次举出阿Q，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等等。毛的这篇讲话，不但为全会确定了“反右傾”这一主题，还将彭徳懐等人的问题，上升到了路綫閗争的高度。

也许是因為刚上山的一些人还不完全了解盧山发生的严峻情势，毛让劉在4日晚主持召开一个“通氣會”，由在山上的其他几位常委同志向刚上山的人介绍7月初以来的閗争形势，特别是连续两天ZZ局常委会对彭等人批判的情况。
1959年劉在盧山會議會場是在會上最先讲话的，讲得最多的是林。
林将毛的讲话作了概括后，又借其他常委的话说道：“我们几个人的意见大体差不多，就是揭发彭思想意识方面深层次的东西，彭个人品质方面的东西，包括组织观念方面的东西。彭是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我的直接印象，彭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兒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特别是对主席，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彭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後流芳百世。彭非常嚣张，頭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個大英雄。彭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彭觉得他自己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又借用毛的话说：“主席这次对他的问题，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套，在这次会议暴露出来，是我们黨内一种右倾的政治危险，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那会动摇、破坏我们的總路线、大躍進。另一方面从長遠来说，彭是我们黨里面的一个重大隐患，主席说，去年（1958年）5月间讲黨的分裂问题，主要是指彭……”

這個晚上的通氣會，从19点半到23点，林的讲话占了一多半时间。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在别的常委仍称彭为同志时，林已经改口，通篇他没有叫一个“彭徳懐同志”，而是以“這個人”或“他”来代替。林敏感的政治標尺已经将彭划入了“另册”了。
在当时的情况以至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毛的巨大权威性和感召力，使得黨内没了不同意见，极不正常的众口一辞，人们逐渐习惯不是从实际中认识问题而只是从毛的讲话里寻找差距了。言必称“主席”如何讲，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盧山上对彭的批判，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不和谐”的聲音，都是根据毛和常委會定的调子，把矛頭一致对准了彭徳懐。即使有共鸣，也不敢再做声；彭孤掌难鸣，有口难辩，陷入了被“口诛笔伐”的悲惨境地，而追逼“反黨集團”更是“水深火热”……

然而，盧山上的閗争并不像毛理論指導的那样平稳。常常是毛會上说“来點火”，下面顿时火光一片；像林、康生那样的野心家，常常是“火中取栗”，别具用心。盧山上的閗争是無情的。黄克诚在20多年后的“自述”中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盧山會議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時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彭總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機會主義还不要紧，“反黨”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這個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國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頭。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樂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屎大淋晚年”问题一出，會議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黨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証，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論，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實，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僞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難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會，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實。以后，彭、黄、张、周等人被定成了“反黨集团”，并被认定是“高饶反黨集团”的继续。这些人被保留了原先在中委会中的職務，但都被调离了國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