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 so happy”在《也无风雨也无晴》附的采访里才出现，这还因为不是沈昌文而是采访者整理成文才留下的，似乎也是整本书唯一（至少为数不多的）外语。只有这么一句，还这么简单，看起来沈昌文应当不怎么懂外语，其实不然。书里他就提到，他是学过俄语（能翻译）、德语的，法语书么也能翻着词典读，去过美国，会一点世界语，编书时甚至还读了北欧小语种的书。不过这些段落，都有点“i'm so happy”的妙处：
会俄语的同事评价俄语“有什么难的”，语法书那么薄，背都背下来了；德语班先教“鬼”，再教“人”，后学“鬼走路”，接着“人走路”，阶级斗争用词频率都能替代语言规律了；北欧小语种，或许他早有机会专业学习了，不过“挣不了钱”，还是算了。至于如何使用外语，就更妙了：他做三个人的秘书，一位喜欢中外混杂，那么拉开椅子时就用俄语说一声请坐，两位从不如此，那就只用中文。
这种态度，用上海话说叫“识相”。识相本来就是上海人的精神，张爱玲说上海人“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她举的例子是广告、公告、打油诗，现在这些东西大家都差不多，不过只要偷偷听一通上海人打电话就全明白了。
扯远了，沈昌文当然算上海人，上海的爹爹家，上海的生活经验。不过他跟宁波关系更好，他做学徒时，宁波老板娘喜臭，食物要放到长了蛆，边挑边吃，到了他的老年，求蛆而不得，食臭只恨没了那种趣味。现代文明讲卫生，看了要皱眉头的，我这个广西人听别人说螺蛳粉臭是会生气的，想必宁波人也很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现代文明也不大能接受气功，他偏要说，一说就一大堆，跟气功无关的话题也得扯几句，甚至出版生涯一大憾事是没能出版惠兰女士的瑜伽气功丛书。哪有一点出版行业的文人样子。
我们说文人，新式的从“莎杨娜拉”、“费厄泼赖”里走出来，旧式的被贬低惯了，总冒出“穷酸”这个词。沈公的“i'm so happy”，不酸，更不要穷。他也爽快承认：自己不是个文人，做不了学问，眼里多是功利。真是俗透了，但也就是这点诚实的俗，反而可爱。
朋友说我读这书是浪费生命。没想到我不仅浪费生命读了，还浪费生命写了。至少，我可以说：浪费生命，i'm so happy！
2018.12.6 凌晨
会俄语的同事评价俄语“有什么难的”，语法书那么薄，背都背下来了；德语班先教“鬼”，再教“人”，后学“鬼走路”，接着“人走路”，阶级斗争用词频率都能替代语言规律了；北欧小语种，或许他早有机会专业学习了，不过“挣不了钱”，还是算了。至于如何使用外语，就更妙了：他做三个人的秘书，一位喜欢中外混杂，那么拉开椅子时就用俄语说一声请坐，两位从不如此，那就只用中文。
这种态度，用上海话说叫“识相”。识相本来就是上海人的精神，张爱玲说上海人“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她举的例子是广告、公告、打油诗，现在这些东西大家都差不多，不过只要偷偷听一通上海人打电话就全明白了。
扯远了，沈昌文当然算上海人，上海的爹爹家，上海的生活经验。不过他跟宁波关系更好，他做学徒时，宁波老板娘喜臭，食物要放到长了蛆，边挑边吃，到了他的老年，求蛆而不得，食臭只恨没了那种趣味。现代文明讲卫生，看了要皱眉头的，我这个广西人听别人说螺蛳粉臭是会生气的，想必宁波人也很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现代文明也不大能接受气功，他偏要说，一说就一大堆，跟气功无关的话题也得扯几句，甚至出版生涯一大憾事是没能出版惠兰女士的瑜伽气功丛书。哪有一点出版行业的文人样子。
我们说文人，新式的从“莎杨娜拉”、“费厄泼赖”里走出来，旧式的被贬低惯了，总冒出“穷酸”这个词。沈公的“i'm so happy”，不酸，更不要穷。他也爽快承认：自己不是个文人，做不了学问，眼里多是功利。真是俗透了，但也就是这点诚实的俗，反而可爱。
朋友说我读这书是浪费生命。没想到我不仅浪费生命读了，还浪费生命写了。至少，我可以说：浪费生命，i'm so happy！
2018.12.6 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