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药不分

医是为了找出疾病，即作病性病位病因病机解析；药是为了解决疾病，即通过药物组合解除疾病的症候。
可见医与药是相矛盾的而不可以混淆的。

医与药所凭据的对象都是人体，无论是医分析疾病还是药治疗疾病，都是以人体为根据的。
但是医与药所针对的人体的区别就在于是活人还是死人！这就是医与药的最本质的区别！

活人是具有生命意识的，古人称之为形神相保，而死人是没有生命意识的，即只有形而没有神。
死人才能进行生理解剖，如果解剖活人，活人也就成了死人了。也就是说生命意识是不可能进行解剖分形的，因为它是“虚无”而不是“实有”，即不是实体性的存在，但它又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活人可以进行生理解剖，但是解剖后生命意识也就没有了，即便再组合还原而生命意识也是回不来了，所以说活人一经解剖也就不再是活人了。
生命意识(神)是人的形体的系统化涌现，第一是保持系统要素的完整性，不能进行分割，二是保持系统要素之间的连续性，这种有机联系是系统自组织与自协同的核心。即便将分割后的组织器官原封不动地进行复原，但组织器官之间的连续也是无法完全恢复的。
所以说生命意识的生成是具有非加和性的，即一加一大于二，而生命意识就是二以外的额外生成的一种客观存在，但它是虚无的，如果是实有的就会破坏一加一等于二的自然法则了。

医学只能是生命医学，医学是为活人服务的，不是为死人服务的，完全建立在生理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的医学，是不配称生命医学的，没有生命关怀的医学也是没有意义的。

二)罗素悖论

罗素悖论简单点说，就是裁判员和运动员需要进行身份剥离，不能既是裁判员(理发师)又是运动员(需要理发的人)，如果既是理发师又是需要理发的人呢，就会形成矛盾。
复杂点讲就是个体与集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不可以混淆，比如人归属于人类这一集合，但人类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虚无的类名，也就是说人是实体性的存在，但人的集合即人类反而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个体(运动员)是实指，集合(裁判员)是虚指，二者放在一起就会产生矛盾而形成悖论。
当然先秦名辩之学对于集合(以类取以类予)的研究非常深刻，对于无穷，连续，集合的阐述已远远超出了现代数论的认知水平。

罗素悖论与中医药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神与形是不同态的，神是集合化的虚无的存在，是人体的裁决者，它不会下场而成为运动员。而运动员是人体的组织器官，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它们不是裁判员。
而生理解剖分形对象是运动员，但可惜没有裁判，没有指令没有规则没有约束，所以也就不可能组织出有效的活动。

也就是说生命意识(神)的缺席是以生理解剖为依据的还原医学的根本上的缺憾，而这一缺憾让还原医学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而只剩下药物学的意义与价值。
中医有两大流派，一派以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本，现代称之为经方派；一派以《黄帝内经》为本，现代称之为时方派。至于针刀之术，一直都是居于辅助地位的，针灸快捷可急救于前，手术主要用于组织性坏死的清理而善后的，所以不能单独进行分流。
经方派与时方派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人体分形基础，内经是以五脏六腑等生理解剖为依据的，而伤寒是以阴阳四象六经等非生理解剖分形为依据的。
也就是说张仲景的医学才是真正的生命医学，而内经为本的时方派与西方还原医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经方与时方的区别还在于，是以医统药还是以药统医。
以医统药是要求以理立法，以法组方，以方选药，是以理论为核心的，哲学性思想与方法是至高无上的裁决者。
以药统医是以药立法而组方的，药或者说特效药才是核心，不需要甚至否定哲学性理论的裁判的存在与地位。

经方学习者不仅需要医理贯通，还需要药理圆通，最后才是基本药物知识，需要以理服人，用医理来驾驭药物，所以经方派并无特效药物一说。
经方派用的是方，时方派用的是药，时方派只需要基本药物知识就敢给人治病，西医开药还是时方派开药的方式都差不多，只要药症相符就可以了。
经方派讲方症对应，而不是药症对应，药证对应很单一也很直接，但方症对应比较复杂，往往是某一症候群，药物的针对性也是间接的。

三)方是方 药是药

方剂是一个系统化的集合，包含多味药物，药物与药物之间具有五行结构关系，主次配比关系的，能够相互协同与制约，而能产生出单一药物所不能具备的非加和性协同效应。
而这种协同效应才是经方的灵魂！经方讲究的团体协同效应，而不是个人力量，所以经方用药不讲个人英雄主义的，而是要团队合作，不仅要参与执行者，还得有裁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