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平五千”钱,俗称“金错刀”、“错刀”,青铜质,货币,新莽时期文物,通长约7.40厘米,圆径约2.7厘米,重29.00克,上部外圆方穿,下部呈刀状。195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移交给河南博物院。
“一刀平五千”钱是西汉末年王莽于西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第一次币制改革时所铸的一种高额、异形钱币。由“刀环”与“刀身”两部组成。环如大钱,有内外廓,面文穿上下分别以黄金错“一”、“刀”二篆字,直读,字面与钱面平齐;身形如刀,刀身有周廓,面文“平五千”三篆字,阳文。素背。其中“平”是“值”的意思,即表示一枚刀币价值等于五千枚当时的五铢钱,二枚兑换黄金一斤[1]。币面铭文“一刀平五千”五字书写流畅,气势生动,毫无呆滞之感,承袭了战国时期币面铭文“一笔过”的特征。
“一刀平五千”钱于西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始铸,新莽时期公元9年王莽第二次币制改革时废止,一共才用了二年。因制作精致,形态奇美,发行流通时间短,现存世量非常少,故具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同时也是研究西汉末期钱币史的最好物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刀币是继自然贝币和金属贝币之后流通使用的古代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割据邦国开始制造并使用刀形币。西汉末年,政治昏暗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流离失所,各地谷价暴涨,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初始元年(公元8年),大贵族、大地主的代表人物王莽篡汉,改国号“新”(又称为“新莽”)。
王莽信奉儒学,是复古主义者。其掌权后,为增强新政权经济财力,支付庞大的军政开支,在货币问题上实行托古改制,从货币单位到形态,均模仿战国古币。从王莽摄政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到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在短短的八年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平均两年一次。每次改变币制都是大幅度的跳跃,很少有继承性。
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其摄政期间就进行第一次货币改革。除当时流行的五铢钱外,还仿先秦货币而发行了三种新货币,即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因新币的面值远远高于它的制造成本,致使“民多盗铸者”。金错刀、契刀所示的面额与实际重量相差悬殊。王莽在推行新币措施时,还实行“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实际上是禁止民间的黄金流通,因此,金错刀在生产时就陷入被禁止的危境。
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正式篡权建立新政,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 因忌“刘”字有金刀,遂废止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这两种虚值大钱以及西汉使用的五铢钱,发行“小泉直一”的小钱,与原有“大泉五十”的大钱二品并行使用。因此,一刀平五千流通的时间仅有两年。
在实行大小钱制的第二年(公元10年),王莽宣布进行第三次货币改革,行“宝货制”。“宝货制”内容为“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共二十八品。“宝货制”,钱币的种类、品级太多,除其中的“钱货六品”(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及“布货十品”(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还能部分流通外,其余根本行不通。王莽无可奈何,不得不放弃他的“宝货制”,最后通行的货币与始建国元年一致,只有面值为一的小钱和面值为五十的大钱二品。
到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对金银龟贝币情有独钟的王莽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废止大、小钱,新铸“货布”、“货泉”二品并行,货币换算比值仍不合理。货泉为圆钱,文曰“货泉”,重五铢,直一;货布形制仿先秦布币,重二十五铢,当货泉二十五。
王莽的每一次币制改革,几乎都是用减轻币重,加大面值,压低旧币价值等手段来搜刮民脂民膏,使广大小农和小工商业者受到很大的损失。王莽成为币制改革最大的得益者,他在几次币制改革中采用以小换大、以轻换重、以铜换金,甚至强制掠夺等手段,获取了大量财富[2]。
王莽虽为政不善,但铸钱堪称一绝,其“金错刀”因其形态奇异,制作精美,在当时即深受人们喜爱。后来的文人雅士为此留下了许多诗词佳句。东汉的张衡在《四愁诗》里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唐朝李白在《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曰:“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唐代杜甫诗有:“金错囊徒罄,银壶酒易赊”。韩愈在《船诗》曰:“尔持金错刀,不入鹅眼贯”。可见文人雅士对王莽“一刀平五千”钱情有独钟。可以说,“金错刀”的名贵与古雅,使它成了后世历代人眼中财富的象征。
一刀平五千流通时间短,存世量极少,为历代钱币收藏家所青睐。清代学者、钱币收藏家戴熙曾感叹:“(王莽)为古今第一铸钱手。人皆有一绝,莽为钱绝。”王莽时的钱币,以其精致的造型和独特的风格受到钱币收藏家们的珍视。从文物角度看,莽钱确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是钱币在它问世时并不是文物,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经济工具。如果货币政策不正确,则即使钱币铸造得很精美,也仍然会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恶果。王莽的货币政策就是如此[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