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曹植作品艺术表现的充分肯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已进入自觉的时代，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事业被充分重视，作家对文学创作有着明确的艺术追求，当时的文学评论非常重视挖掘作家的艺术表现。“批评的自觉，理论的自觉，已经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显著标志。”"这个时期，文学的观念更加明确，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文采是文章艺术美的基本条件，《情采》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声律》《丽辞》《事类》《比兴》《夸饰》等都对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进行了论述，刘勰认为在不违背“五经”雅正文风的前提下，应当注重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文学作品既要有风骨，又要有文采。
刘勰评论作家，能够注意从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作家在艺术上达到的新的高度，他非常重视一个作家在艺术上的特点和其独创性。建安文学比前代文学更讲究文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道出了建安文学的特点：“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建安时期是文学的发展从质到文的时期，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是这个时期的普遍追求。刘勰充分肯定了曹植作品艺术表现上的杰出成就。
刘勰很重视作家诗歌特点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在《明诗》篇中指出：“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三曹和建安七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彼此唱和，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大显身手，形成了建安初诗坛“五言腾踊”的局面。“慷慨任气”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特色，往往能够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其作品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以作家的个人气质为基础而形成了此期文学的独特的艺术风貌，在曹植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因此，刘勰除了对曹植五言诗和表文给予总的评价之外，特别注意到曹植在运用比兴手法和声律对偶等艺术表现方面所作出的独特成就。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刘勰认为比兴是贯穿艺术创作的思维方法，也是修辞手法。刘勰《比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一曰起情与附理，二曰斥言与环譬，介画憭然，妙得先郑之意矣”，黄侃先生称赞刘勰对比兴的辨析之明确，指出刘勰对比兴的阐述主要是继承郑众的传统且明显地予以发展。后孔颖达、朱熹释比兴皆与此同，比兴美刺的涵义俱有，唐代陈子昂强调“兴寄”，白居易提倡美刺、讽喻，实可谓对刘勰比兴论之继承。
刘勰《比兴》篇题云比兴，实侧重论比，刘勰把比分为四类：“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并论及了汉以后兴亡而比盛行的原因。《比兴》篇：“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此处刘勰对曹植的评论是着眼于曹植作品比的手法，曹植、刘桢以下的作家，他们描绘高山大川，刻画云霞风物，没有不运用比拟，来铺张文采的，其作品常常使人惊心动魄，流连顾盼，就是依靠比取得的效果。从行文的逻辑上看，刘勰讲曹植善用比的表现手法，重点是针对曹植的辞赋而言。曹植的赋在整个创作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曹植是建安时期辞赋最多的作家，吴质在《答东阿王书》称其为“赋颂之宗，作者之师”；可见，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著名的《洛神赋》采用了一系列优美动人的比喻，描绘洛神的风神体态，“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洛神的轻盈婉转、婀娜多姿呼之欲出。曹植的《求自试表》：“然而高鸟未挂于轻缴，渊鱼未悬于钩饵者，恐钓射之术或未尽也。”用高鸟渊鱼来比喻吴蜀尚未归附，指出统一方法之不得当，再表要求自试之心愿。
两汉文人诗，比兴少见，曹植借鉴了汉乐府民歌的手法，大量地运用比兴，所以，曹植的诗歌比兴的运用是十分突出的，如曹植后期的名篇《吁嗟篇》通篇以比喻抒情，用转蓬这一植物离根飘荡的特点，比喻自己骨肉分离的孤独和无依；被叶燮《原诗》喻为“汉魏压卷”之作的《美女篇》以美女的盛年未嫁，喻才士的难遇时机而抱负不得施展，比兴兼用；《杂诗》六首皆用比兴的手法等；皆从具体可感的形象中委婉表达其寄寓的情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刘勰在《比兴》篇中，似乎并没有特意关注曹植的诗歌。只在《隐秀》篇中有“陈思之《黄雀》，公干之《青松》，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的称赞，《隐秀》篇残缺不全，这里所选对曹植的评论也仅是明人补录的。不过，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确是一首巧用比兴手法，抒发自己不能解救朋友悲怨的佳作。
“声律”是诗文表达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刘勰看来，文章的声律是从自然的音节中来的，刘勰《声律》篇中对曹植作品的声律调和给予肯定：“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对此解释得很有道理：“此谓陈思、潘岳吐音雅正，故无往而不和。士衡语杂楚声，须翻回以求正韵，故有时乖贰也。左思齐人，后乃移家京师，或思文用韵，有杂齐人语者，故彦和云然。”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在此以吹籥喻陈思、潘岳之文，称其为“宫商大和”，是说陈思、潘岳用的是正声，故作文如吹籥，宫商调和，合于自然之律；以调瑟譬陆机、左思之作，称其为“翻回取均”，是说陆机、左思用的是方音，所以作文要如同调瑟，需要取韵，不能自然合节。由此可知，刘勰扬曹潘而抑左陆的用意很明显。在刘勰看来，方言入韵，会导致“失黄钟之正响”（《声律》）。刘勰在当时提出的声律和谐的原则，论及曹植的作品具有音律谐调、自然合节的特点，标准是比较宽的，与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要求和唐人的格律诗都是不同的。如果以沈约的声律说来要求曹植的作品，曹植的有些作品也是不合律的。
钟嵘的《诗品》（上）称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的作品，大多艺术技巧圆熟，辞藻绚丽。曹植吸取了汉乐府民歌朴实流畅的手法，而又继承了汉代文人诗的典雅、凝练，正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所赞：“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刘勰《才略》誉曹植“诗丽而表逸”，说明其诗歌华丽而章表超逸，表现了曹植驾驭语言的综合才力，尽管刘勰没有具体指出曹植诗歌语言典雅而华丽的表现形式，无疑，就语言的运用来说，除以上所论之外，诗文的对偶工整及练字等艺术技巧无疑是语言藻绘的具体表现。
曹植的诗歌如《吁嗟篇》“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当南而更北，谓东反而西”，《赠丁仪》“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美女篇》“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送应氏》“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等，对偶工整自然而又绮丽清新，后人在追溯五言格律诗的起源时往往要提到曹植诗歌的创作之功。曹植的表语言华丽，骈偶之句比比皆是，《求自试表》：“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用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全文用了七十多个偶句。曹植为文较多地使用骈俪对偶之句，对骈文的形成和盛行有着一定的影响。
刘勰的《练字》篇：“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练字》篇引用曹植的话从用字方面说明了扬雄之作“趣幽旨深”的特点，足见曹植对文学作品用字的体会之深。在《练字》篇中，刘勰提出练字也要避免“重出”，“重出者，两字相犯也”（《练字》），诗歌和骈文的对偶要尽量避免用重复的字。曹植的诗歌很注重用字之精练，如著名的《白马篇》“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同样是射中目标，却分别以“破”“摧”“接”“散”来形象地表现，其炼字之匠心，对杜甫等诗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对曹植的全面评论
在《文心雕龙》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勰是本着“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知音》）的原则，主观上着力对作家能够按照实际的文学成就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掌握了所论作家的大量作品和相关的作家评论的言论，藉此提出新的见解。
刘勰看到“近代之论文者多矣”（《序志》），他列举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指出以上诸文各有其不足，“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序志》），并没有能够“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和“述先哲之诰”（《序志》）;为补以往论文之不足而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之一。他评论作家，也旨在全面地分析和阐释作家的特点，措辞极有分寸：他非常熟悉历代的作品，所涉及的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九代的作品，浩如烟海，刘勰对其语言文采，都能概括地加以说明，即“辞令华采”，“略而言也”（《才略》）。
刘勰论作家，对于那些一向为世人所称许的作家，并不盲目推崇，也不一味赞美，而是更为严格地分析其优缺点。刘勰在评论曹植时，既称赞了他的大才，也没有放过他的小疵。毫无疑问，刘勰非常重视作家的禀赋，而才思敏捷的作家一般来说其创作“文洁而体清”（《体性》），即文辞利落而语言清新流畅，很少有文辞繁缛堆砌之弊，但在措辞方面容易疏于细密，《指瑕》篇说：“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在创作过程中，不论是才思敏捷的还是思虑绵密的在运思上都极难于做到周密，以至于很少没有瑕疵。紧接着，刘勰对曹植的有些作品进行了批评。曹植的文章，是“群才之俊也”（《指瑕》），“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指瑕》）。曹植曾为其父曹操作《武帝诔》：“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又写给魏明帝曹睿《冬至献袜颂》：“翱翔万域，圣体浮轻。”刘勰认为用颇似形容蝴蝶的“浮轻”一词和有点像写昆虫的“永蛰”来指尊贵的帝王，太不恰当了，对曹植的批评细微到作品的用词上。
刘勰认为，值得称赞的诔文应该：“辨絮相参”，“序事如传，辞靡律调”（《诔碑》）。《诔碑》篇，批评曹植诔文：“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他指出，尽管曹植的诔文很负盛名，但文辞冗长繁缛，在《文帝诔》的结尾，大段地陈述自己，违背了诔文的体例。汉末的儒学衰微、思想解放与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密切相关，曹植和建安许多作家一样，为文能够自由而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曹植《赠丁仪》：“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士儒”，所言可说是自身性格的真实写照，置传统观念于不顾，这对于本着宗经思想的刘勰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曹植在《文帝诔》的末尾，情不能已，以百言表白自己，突破了传统诔文的格式，刘勰自然会批评有加。对此，刘师培的评论很有见地：“陈思王《魏文帝诔》于篇末略陈哀思，于体未为大违，而刘彦和《文心雕龙》犹讥其乖甚。唐以后之作诔者，尽弃事实，专叙自己，甚至作墓志铭，亦但叙自己之友谊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违体之甚，彦和将谓之何耶？”刘勰当时所指责的，今天看来，未必是曹植的缺点，但刘勰所论全面乃无可厚非。
刘勰非常重视文章的用典，他提出了行文用典之源：“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事类》），先哲之经典，诸子之书籍，是各种言论的府库，是我们充实见闻之宝库。用典要做到“约”“精”“核”，即“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事类》），积累学问要博，但典时选取事理要注意核实，择取事例时要简约而精练。“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事类》）。用典用得恰到好处，若胸臆语，就像作者自己口内说出来的话一样。《事类》评论曹植，是言以曹植为鉴，用事一定要注重审核，而不能囫囵吞枣，断章取义：“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曹植《报孔璋书》已佚，据刘勰文中所举，是曹植用典失误，刘勰并且指出是相信了司马相如《上林赋》的说法。关于刘勰对司马相如的批评，很多学者有异议，纪昀就指出：“千人万人，自指汉时之歌舞者，不过借陶唐、葛天点缀其事，非即指上二事也。子建固误，彦和亦未详考也。”即言司马相如的意思是讲后世宫廷奏歌约有千万人唱和，并非指原来葛天氏歌的体制，对此，刘勰似乎未详加考辨。但此处指出曹植误用典故，当为确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勰仍然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原则的。
在《序志》篇中，指出“陈《书》辩而无当”，曹植长于文学创作，其文学批评的论文《与杨德祖书》尽管言辞宏辩，而破多于立，对作家的批评未免语气过激，而言“辞赋小道”（《与杨德祖书》），轻视文学之见亦更不足取，刘勰予以批评。
曹丕《典论·论文》言文人之通病：“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在《知音》篇中，刘勰批评“文人相轻”的陋习，感叹曹丕之言并非虚谈，又具体举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的观点：“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即使曹植，也不免“崇己抑人”（《知音》），贬低同时代的陈琳，讥刺刘修，实属“暗于己见，谓己为贤”（《典论·论文》），可谓是更为尖锐的批评。
刘勰重视曹植的创作特长的同时，也指出：“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作家各有所长，难以兼擅，其《论说》篇：“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刘勰一针见血地指出，曹植的《辨道论》，文实冗庸，体制如同抄书，既然能力不擅长写论，宁可搁笔。对作家的长短分析得很具体。
刘勰对曹植诸多的批评并不因为他才高而讳言其瑕疵，刘勰指出的曹植的缺点，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未必都属曹植的不足，但其主观上力求公允的批评原则和严谨的批评作风是值得我们提倡的。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评论较多的作家有屈原、扬雄、司马相如、曹植等，纵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多次对曹植的天赋及杰出的创作才能发出由衷的赞叹，而全书许多评论，从文才到具体作品的得失，有褒有贬，相当全面。以上主要就刘勰论曹植的主要特点进行一些说明，力图为我们总结刘勰《文心雕龙》作家论的特点，研究曹植的文学成就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