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字典——成书于东汉许慎之手的《说文解字》解释“医”的意思是“治病工也”。因此“医家”及其“技艺”，自然属于“百工”范畴。
这与当代之人对于医生职业、医学科学、医疗技术的一般看法显然具有极大差距，甚至难以认同。但没有其他办法，还是只能提请读者时刻记住：千万不要“以今绳古”。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医工”与其他手技娴熟、直接营造品物的各种“工”又确实大不相同：其匠心独运在望色摸脉（诊断）与施针用药（治疗），巧夺天工于肉身再造（祛疾）与性命双修（养生）；使无嗣者生，疾苦者愈，衰者复壮，弱者变强，皆是其心血与智慧凝聚而成的“作品”。因而《汉书·艺文志》称这类知识与技艺皆为“生生之具”。更何况“医工之技”又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人伦道德密切相关，如此便在极大程度上淡化了其隶属“百工”的本质。但这毕竟是后世的事情，而且即便是到了汉代与三国，只要想想前面业已介绍过的公乘阳庆、淳于意、华佗等人，或“不肯为人治病”并“无令子孙知其术”，或是“耻以医见业”的言行举止，便不难体会隶属“百工”的医家，其身份地位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都是十分卑贱的。故而唐代大文豪韩愈一语概之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8)。尽管这时在宫廷的太医署中已然有了掌管医疗教育的博士、助教等官职，但真正从事治疗工作者仍然称为“医工”。宋代以后，知识分子将医学研究视为“吾儒格物穷理之一端”，作为事君奉亲、保身长全、惠民救难——尽忠尽孝、修身齐家、践行仁道的学问与本领，从而为提升医学与医家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使得医学的理论研究备受重视并得到发展。只有了解这一层，才能明白诸如享誉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何以会将自己的医学著作名为《儒门事亲》；才能把握所谓“儒医”的本质固然含有学识与医德方面的要素，但同时也是一种满足自身心理需求的“辩护”。大名鼎鼎的李时珍毕竟是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才弃儒从医；即便是在明治维新后，已全面引进西方科技与政治的东瀛之国，恰当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之年（ 1890）的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中，士族的比例也仍然是以医学为最低，而农、法、文、理、工诸科中士族出身者的比例则依次递增。习文、理、工三科者，或近乎或超过习医者的两倍。足见医学及医家的社会地位能够与其他科技领域平起平坐，不过是晚近之事。
图 71 　送医图敦煌莫高窟 296洞壁画。我国古代医生的行医方式主要是个体开业，凡有病家来求，即往应诊。此图所绘为医生被邀前往病家送医药的情景，在城市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前，应该是最为普遍的诊疗方式。
总之，在医家与医学地位如此低下的先秦时代，当然不会形成精英业医，从而促进其理论成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