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兰瓣型理论的基本内容、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向(二)
2018-04-18马性远艺兰斋
二、瓣型理论的演变过程
自“孔子幽谷赞兰”、“句践种兰渚山”、“屈原持节佩兰”以来,中国兰花就进入了中国文人的视线,兰花以“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品德和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人们所崇敬。
在唐代以前,人们对兰花的认识是整体的,不分个体,不取名称。唐代以后,人们在艺兰过程中逐渐对兰花的个体的特质有了新的认识。北宋黄庭坚(1045-1105)对兰花有深入的研究。在谪居涪州时他养了许多兰花,并在观察兰花个体时发现了诸多不同点。于是,他在《书幽芳亭》中将“一干一花,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香不足者,蕙。”对兰与蕙作了大类的界别。这一论断成为中国兰花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唐、宋开始,人们慢慢地注意对兰蕙个体的研究。1233年,福建漳州府的赵时庚撰写了《金漳兰谱》,第一次将兰花分成了白兰与紫兰两大类,并命名、列述了32个建兰园艺品种,为后世的艺兰家体供了“素瓣”的概念,并为后世人开创了兰蕙取名的先河。1247年,王贵学编著的《王氏兰谱》对建兰的品评、栽种各法描述更为详实,书中有品第、灌溉、分拆、泥沙等章节。他在《品第》一节中又增补了6个建兰新品种。
1412年,由段宝姬题名的《南中幽芳录》中将38种云南兰花的花形作了“五瓣如梅”、“花形似蝶”、“如蟹爪”之类的形象比喻。这些形象的比喻为后人描述兰花的形态打下了基础。
冯京弟(簟溪子)在《兰史》上将建兰的品位与挑选人材的“九品十八级中正制”联系了起来,也将兰分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为瓣形理论奠定了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
元末明初时,江浙地区仍崇尚建兰之素心,对盛产在当地的兰蕙品种还熟视无睹。陶望龄(1562—1609)在《养兰说》中说:“会稽多兰,而闽产者贵。”一般人家只养建兰,以“大叶白”为主。
直到明中期,由于江浙兰蕙“花幽草巧,堪能入画”而被兰界重视,并开始在江南地区盛行。江南地区是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兰花也与书画、古玩一样,得到文人与商人的空前重视。但由于缺乏统一鉴赏标准,无法判定兰蕙的品位高低。虽然人们也探索出一些规律,但一直没有人系统总结。直到清初,鲍绮云在《艺兰杂记》中根据前人的经验提出了“瓣型”的概念后,赏兰才有了品评的标准。由于兰蕙欣赏的推崇者是文化人,就自然地将孔子关于“君子”的标准作为品兰的标准。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重”者,庄重也,“威”者,威仪也。“庄重”就成为兰花唯一的品赏标准。“重”与“威”在兰花花朵中的直接体现就是花瓣厚实,花型端正。
许霁楼在《兰蕙同心录》自序中有一断精彩的对话,揭示了兰花的鉴赏理念的:“道光中年,家大人酷嗜兰蕙,余随侍左右。咸丰初,富春张圣林、虞山叶畹香携奇花来,余见之喜曰:固此香不同,此品大都物以罕而见珍,设世俱梅、荷、水仙等瓣,当奉鸡爪线条为至宝。二老答曰:否、否,人之见重,以品物亦然,如鸡爪线条者或翻、或卷,无端严品。圣人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岂读书人数典而忘其祖耶。”
因此“人以端严为重,兰亦以端严为贵,不独以罕见而为世所珍”这一理念成为瓣型理论的文化基石。
清顺治年间(1644—1660)在江苏苏州发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春兰。它不仅外三瓣铜钱般的圆,型如梅花瓣,且捧瓣起白头,颜色翠绿。于是,人们就将它命名为翠钱梅。它是中国兰花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只瓣型花。从此兰花有了“梅瓣”的称呼。
清乾隆(1736—1795)年间,兰界终于迎来了一只标准的梅瓣花——宋锦旋梅。此花端正的花容、厚实的花瓣、圆整的中宫、翠玉般的花色,令人叫绝。此品由浙江绍兴宋锦旋选出,因此人们称它为“宋锦旋梅”,简称“宋梅”。宋梅的出现,使瓣型理论找到了一个标准梅瓣的范本。
时隔不久,蕙花中也出现了二只赤杆标准梅瓣花。一是在江苏常熟程姓医师选出的瓣紧质厚,短圆阔大、合背捧心、尖如意舌的赤转绿梅瓣花,被命名为“程梅”。二是在江苏浒关万和酒肆选出的外瓣短圆,豆壳形分窠捧瓣,大圆舌的梅瓣花,被命名为“万和梅”、亦叫“关顶”。
嘉庆(1796—1820)年间,浙江余姚高庙山发掘出了第一只标准的春兰水仙瓣花“龙字”。人们将它与宋梅并称为“国兰双壁”。
此后,又陆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梅、荷、水仙、素心、团瓣、超瓣等江浙兰蕙新品种,瓣形理论也在艺兰的历史长河中慢慢完善。
到清中后期,据杜文澜《艺兰四说》记载,江浙兰蕙已选育了近90余只品种。其中“兰之佳品三十余种,蕙之佳品六十余种”。但“自庚申兵乱之后,强半消亡,所存者瓯兰(春兰)十一种,兴兰(蕙花)九种。”
1876年袁世俊编著的《兰言述略》在“花品”中列出了名种32款,并将瓣型花的优劣顺序排列为:“梅瓣素第一,水仙素第二,荷花素第三,梅瓣第四,水仙第五,荷花第六,团瓣素第七,超瓣素第八,柳叶素第九。”
《兰言述略》卷三“名贵”篇中列出了江、浙兰蕙品种共98只。正如当时的艺兰家朱诗南的诗所云:“近日艺兰喜看头,为寻梅瓣尚时流,老夫万事皆知足,但原春风香满楼。”
随着兰花瓣型理论的出现与深入探索,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艺兰著作。除前面提到的外,还有冒襄的《兰言》、继光的《翼谱丛谈》、方时轩的《树蕙篇》、刘文淇的《艺兰记》,杜筱舫的《艺兰四说》、屠用宁的《兰蕙镜》、张光照的《兴兰谱略》等等。这些著作不仅逐渐完善了瓣型理论,而且对如何莳养兰蕙的方法,挑选瓣型花的经验与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总结记载。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操作的方法。
到清中后期,瓣型理论已基本完善。根据这一理论,艺兰界对兰蕙的花朵各器官的形状、颜色,花型的整体结构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逐渐淘汰了“团瓣”与“超瓣”之说,将正格花瓣型统一立为荷、梅、水仙和素心四类。
袁世俊编著的《兰言述略》、柏子堂编著的《兰蕙真传》、周怡亭编著的《名种册》《种兰法》、方时轩编著的《树蕙篇》、恽氏的编著《兴兰集》、孙侍洲编著的《心兰集》、区金策编著的《岭南兰言》、陈研耕编著的《王者香集》、查彬编著的《采芳随笔》、沈沛霖编著的《品兰说》、黄氏编著的《兰蕙图谱》、罗文俊编著的《艺兰记》、杜文澜编著的《艺兰四说》、杨子明编著的《艺兰说》、朱氏编著的《朱氏兰蕙图谱》、程氏编著的《兰蕙图谱》、岳梁编著的《养兰说》等大量兰花著作,进一步完善了瓣型理论。
民国时期也是中国艺兰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瓣型理论又进一步完善:团瓣与超瓣不再单独设立瓣型类,收根的团瓣与超瓣分别被纳入梅、荷、水仙之中。
兰花的瓣型理论经过二、三百年的探索后已非常完善。据1923年出版的《兰蕙小史》统计,民国初年的十余年间,根据瓣型理论选育了近百只兰、蕙新种。民国初年到抗战胜利近四十年时间里,发现并保留的兰蕙品种占所有中国兰蕙存世品种的一半以上。
从民国至今的百余年时间里,瓣型理论始终是国内外艺兰家鉴赏国兰的理论依据。特别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瓣型理论早就深入人心。

2018-04-18马性远艺兰斋
二、瓣型理论的演变过程
自“孔子幽谷赞兰”、“句践种兰渚山”、“屈原持节佩兰”以来,中国兰花就进入了中国文人的视线,兰花以“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品德和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人们所崇敬。
在唐代以前,人们对兰花的认识是整体的,不分个体,不取名称。唐代以后,人们在艺兰过程中逐渐对兰花的个体的特质有了新的认识。北宋黄庭坚(1045-1105)对兰花有深入的研究。在谪居涪州时他养了许多兰花,并在观察兰花个体时发现了诸多不同点。于是,他在《书幽芳亭》中将“一干一花,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香不足者,蕙。”对兰与蕙作了大类的界别。这一论断成为中国兰花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唐、宋开始,人们慢慢地注意对兰蕙个体的研究。1233年,福建漳州府的赵时庚撰写了《金漳兰谱》,第一次将兰花分成了白兰与紫兰两大类,并命名、列述了32个建兰园艺品种,为后世的艺兰家体供了“素瓣”的概念,并为后世人开创了兰蕙取名的先河。1247年,王贵学编著的《王氏兰谱》对建兰的品评、栽种各法描述更为详实,书中有品第、灌溉、分拆、泥沙等章节。他在《品第》一节中又增补了6个建兰新品种。
1412年,由段宝姬题名的《南中幽芳录》中将38种云南兰花的花形作了“五瓣如梅”、“花形似蝶”、“如蟹爪”之类的形象比喻。这些形象的比喻为后人描述兰花的形态打下了基础。
冯京弟(簟溪子)在《兰史》上将建兰的品位与挑选人材的“九品十八级中正制”联系了起来,也将兰分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为瓣形理论奠定了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
元末明初时,江浙地区仍崇尚建兰之素心,对盛产在当地的兰蕙品种还熟视无睹。陶望龄(1562—1609)在《养兰说》中说:“会稽多兰,而闽产者贵。”一般人家只养建兰,以“大叶白”为主。
直到明中期,由于江浙兰蕙“花幽草巧,堪能入画”而被兰界重视,并开始在江南地区盛行。江南地区是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兰花也与书画、古玩一样,得到文人与商人的空前重视。但由于缺乏统一鉴赏标准,无法判定兰蕙的品位高低。虽然人们也探索出一些规律,但一直没有人系统总结。直到清初,鲍绮云在《艺兰杂记》中根据前人的经验提出了“瓣型”的概念后,赏兰才有了品评的标准。由于兰蕙欣赏的推崇者是文化人,就自然地将孔子关于“君子”的标准作为品兰的标准。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重”者,庄重也,“威”者,威仪也。“庄重”就成为兰花唯一的品赏标准。“重”与“威”在兰花花朵中的直接体现就是花瓣厚实,花型端正。
许霁楼在《兰蕙同心录》自序中有一断精彩的对话,揭示了兰花的鉴赏理念的:“道光中年,家大人酷嗜兰蕙,余随侍左右。咸丰初,富春张圣林、虞山叶畹香携奇花来,余见之喜曰:固此香不同,此品大都物以罕而见珍,设世俱梅、荷、水仙等瓣,当奉鸡爪线条为至宝。二老答曰:否、否,人之见重,以品物亦然,如鸡爪线条者或翻、或卷,无端严品。圣人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岂读书人数典而忘其祖耶。”
因此“人以端严为重,兰亦以端严为贵,不独以罕见而为世所珍”这一理念成为瓣型理论的文化基石。
清顺治年间(1644—1660)在江苏苏州发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春兰。它不仅外三瓣铜钱般的圆,型如梅花瓣,且捧瓣起白头,颜色翠绿。于是,人们就将它命名为翠钱梅。它是中国兰花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只瓣型花。从此兰花有了“梅瓣”的称呼。
清乾隆(1736—1795)年间,兰界终于迎来了一只标准的梅瓣花——宋锦旋梅。此花端正的花容、厚实的花瓣、圆整的中宫、翠玉般的花色,令人叫绝。此品由浙江绍兴宋锦旋选出,因此人们称它为“宋锦旋梅”,简称“宋梅”。宋梅的出现,使瓣型理论找到了一个标准梅瓣的范本。
时隔不久,蕙花中也出现了二只赤杆标准梅瓣花。一是在江苏常熟程姓医师选出的瓣紧质厚,短圆阔大、合背捧心、尖如意舌的赤转绿梅瓣花,被命名为“程梅”。二是在江苏浒关万和酒肆选出的外瓣短圆,豆壳形分窠捧瓣,大圆舌的梅瓣花,被命名为“万和梅”、亦叫“关顶”。
嘉庆(1796—1820)年间,浙江余姚高庙山发掘出了第一只标准的春兰水仙瓣花“龙字”。人们将它与宋梅并称为“国兰双壁”。
此后,又陆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梅、荷、水仙、素心、团瓣、超瓣等江浙兰蕙新品种,瓣形理论也在艺兰的历史长河中慢慢完善。
到清中后期,据杜文澜《艺兰四说》记载,江浙兰蕙已选育了近90余只品种。其中“兰之佳品三十余种,蕙之佳品六十余种”。但“自庚申兵乱之后,强半消亡,所存者瓯兰(春兰)十一种,兴兰(蕙花)九种。”
1876年袁世俊编著的《兰言述略》在“花品”中列出了名种32款,并将瓣型花的优劣顺序排列为:“梅瓣素第一,水仙素第二,荷花素第三,梅瓣第四,水仙第五,荷花第六,团瓣素第七,超瓣素第八,柳叶素第九。”
《兰言述略》卷三“名贵”篇中列出了江、浙兰蕙品种共98只。正如当时的艺兰家朱诗南的诗所云:“近日艺兰喜看头,为寻梅瓣尚时流,老夫万事皆知足,但原春风香满楼。”
随着兰花瓣型理论的出现与深入探索,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艺兰著作。除前面提到的外,还有冒襄的《兰言》、继光的《翼谱丛谈》、方时轩的《树蕙篇》、刘文淇的《艺兰记》,杜筱舫的《艺兰四说》、屠用宁的《兰蕙镜》、张光照的《兴兰谱略》等等。这些著作不仅逐渐完善了瓣型理论,而且对如何莳养兰蕙的方法,挑选瓣型花的经验与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总结记载。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操作的方法。
到清中后期,瓣型理论已基本完善。根据这一理论,艺兰界对兰蕙的花朵各器官的形状、颜色,花型的整体结构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逐渐淘汰了“团瓣”与“超瓣”之说,将正格花瓣型统一立为荷、梅、水仙和素心四类。
袁世俊编著的《兰言述略》、柏子堂编著的《兰蕙真传》、周怡亭编著的《名种册》《种兰法》、方时轩编著的《树蕙篇》、恽氏的编著《兴兰集》、孙侍洲编著的《心兰集》、区金策编著的《岭南兰言》、陈研耕编著的《王者香集》、查彬编著的《采芳随笔》、沈沛霖编著的《品兰说》、黄氏编著的《兰蕙图谱》、罗文俊编著的《艺兰记》、杜文澜编著的《艺兰四说》、杨子明编著的《艺兰说》、朱氏编著的《朱氏兰蕙图谱》、程氏编著的《兰蕙图谱》、岳梁编著的《养兰说》等大量兰花著作,进一步完善了瓣型理论。
民国时期也是中国艺兰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瓣型理论又进一步完善:团瓣与超瓣不再单独设立瓣型类,收根的团瓣与超瓣分别被纳入梅、荷、水仙之中。
兰花的瓣型理论经过二、三百年的探索后已非常完善。据1923年出版的《兰蕙小史》统计,民国初年的十余年间,根据瓣型理论选育了近百只兰、蕙新种。民国初年到抗战胜利近四十年时间里,发现并保留的兰蕙品种占所有中国兰蕙存世品种的一半以上。
从民国至今的百余年时间里,瓣型理论始终是国内外艺兰家鉴赏国兰的理论依据。特别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瓣型理论早就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