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你想太多了，法院如果不让林家上诉，那么林吧不闹翻天了；林的所作所为，林蜜的所作所为，都说明一个道理，“人有作死的自由”，拦不住。

法律高效不能体现在对应有的程序省略上。
我只是想说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制度。这个制度看似人性，其实是浪费司法资源的一大根源。案情细节只有被告心理最清楚，对于法律事实是否成立他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上诉不加刑，就等于是在给被告提供一个侥幸逃脱的机会。我觉得应该这样处理：上诉后如果确定的案情事实与一审相符，罪加一等；如果确定的事实更加严重，罪加二等；如果案情事实不符就减刑或无刑。让被告方自己衡量。
对于林森浩稀释毒液的做法，我是这样看的：
第一，林森浩肯定投毒了。不存在开玩笑和没投毒的问题。
第二，应该是稀释了，只是法律事实不能确定他的稀释行为。更为关键的是，黄洋病重期间林森浩无动于衷为故意杀人提供了佐证。因此，判他故意杀人也并无不妥。
另外，司法不是标尺必须准确无误。有些时候人们的心理认知还是很重要的，有点类似于心证。这就是律师的作用了，如何让法官或陪审团在案情模糊地带倾向于己方。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稀释证据的前提下，如何根据已有的证据推定林森浩稀释的可能性大。
心证就是一个根据已有的事实和最大可能性，推定法律事实的过程。也就是说，法律事实不是客观事实，但法律事实要尽量接近客观事实，“尽量”的含义是：不复制客观事实，也不可能复制客观事实，只要做到用尽了司法智慧即可。林家人又求情又质疑，又在网上攻击黄家和葛俊琦的事实，司法智慧就此而终。
在我国，不象西方那样法治完善，在确定法律事实方面，往往会裹挟着社会舆论的态度。因此，加害者一方的态度非常重要。药家鑫案，我认为药庆卫的做法很不妥当，严重影响了了舆论的认知。同样，林家人更加不妥当，甚至丧失了道德底线。这样说吧，加害一方如果表现真诚，容易得到舆论的谅解，既然是谅解就能找出谅解的理由，这是中国法制的特点。药家鑫案和林森浩案均不能找出谅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