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前，我刚刚取得本科学位的时候，物理学文献对我来说就像是浩瀚神秘的大海，我必须仔细计划才能独自出征探索。如果不知道人们已经获得了哪些知识，我该如何探索新的未知？幸运的是，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我得到了资深物理学家的指点。虽然我充满顾虑，但他们依然坚持认为我应该立刻开始做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学习所需的知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竟然真的奏效。通过努力，我迅速取得了博士学位——虽然我对物理依然知之甚少，但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没人知道一切，你也无需强求。
继续借用大海的比喻，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是：在水中遨游时，你应当勇闯波涛最汹涌的海洋。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时，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想去研究广义相对论而不是我所从事的基本粒子物理，因为前者的原理早已为人熟知，而后者对他来说就像一团乱麻。我立刻意识到，若真是出于这个理由，他恰恰应当做出相反的选择，去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因为混乱意味着该领域仍有可能诞生充满创造性的工作。而事实也是一样：尽管当时的粒子物理的确非常混乱，但那以后，在众多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的努力下，它逐渐变得清晰，所有关于粒子（好吧，几乎所有）的知识汇总成为一个美妙的理论，这就是著名的“标准模型”。所以我的第二点建议就是追寻混乱——因为这就是方向所在。
我的第三个建议或许听起来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不要害怕浪费时间。在课程学习中，学生所面对的问题通常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除非教授过于严厉），此外，这些问题的科学意义通常并不重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结课、考试。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无从知晓哪些问题真正重要，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甚至问题能否被解决也充满悬念。20世纪初的时候，包括洛伦兹和亚伯拉罕（Max Abraham）在内的几位物理学领军人物都试图建立电子理论，这些努力部分是为了理解为什么地球在以太中运动的效应始终无法测得。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研究的这个问题本身就错了。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会有人成功地建立起电子理论，因为量子力学还没被发现。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才深刻地意识到正确的问题是运动对时空测量的影响，这使他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在实际科研的大部分时间中，正是因为你无法确定哪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所以你在实验室中或书桌上度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注定要被浪费的。如果你想要拥有创造性，首先就要接受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创造性的事实，接受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停滞不前。
最后，学习一些科学史，至少学习你所研究的学科分支的历史。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会在你的科学工作中产生直接的实际用途，更是为了防止培根、库恩和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过于简化的模型阻碍你的研究。治疗科学哲学之“毒症”的良药，莫过于多了解一些科学史。更重要的是，科学史会让你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所在。科学研究不太可能让你变得富有，你的朋友和亲人也往往不能理解你的工作。而且如果你在类似基本粒子物理的领域工作，你甚至不能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迅速转变成应用而获得成就感。但是，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将成为科学史的一部分，你将获得极大的满足。
回顾历史，我们看看一百多年前的1903年。那时大英帝国首相或者美国总统是谁，现在看来还有多重要呢？而真正重要的是，在麦吉尔大学，卢瑟福和索迪（Frederick Soddy）正在研究放射性的本质。这项工作（当然！）有实际用途，但更重要的是它在文化上的影响。理解了放射性，物理学家才得以解释为什么太阳和地球内核在数百万年后依然在持续发热，从而打消了对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测算的地球太阳年龄最后的质疑。从那以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只能要么放弃相信《圣经》中的“真理”，要么放任自己在违背理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这，只是从伽利略到牛顿、达尔文再到现在，一股不断持续的历史潮流中的一小步：人类不断前行，也从宗教的教条中逐渐苏醒。只要随便阅读一份今天的报纸，就会知道这项工作依然远没有完成，但这是一项推动文明的工作，科学家完全有理由以此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