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是位于喜马拉雅的山地的穷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每年有三四个月降水集中的雨季，接下来才是漫长的旱季。这样的国家要想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就必须得有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
所以，尼泊尔政府很重视。上世纪八九十年，在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资金支持下，由专业工程师设计，在尼泊尔建设了一堆现代化水库和水渠。当然，由于财力和建设能力的不足，有些地区还是保留了传统灌溉系统。
于是，尼泊尔境内有了现代和传统两套水利系统。哪套系统运行得更好一些呢？
出人意料的是，现代化的那套系统反而运行得不好。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呢？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特洛姆，请注意，这是一位女性，目前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经济学家，她为研究这个问题，深入走访了尼泊尔。下面我们要说的观点，就是她的发现。
水利灌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分配过程。河流的上游，一般水量充沛，可以种植产量较高的水稻；到了河流下游，往往经常断水，只能种旱地作物，产量比较低。如果不建水利设施，大家也就只能这样了。
但是如果上下游的农民都想提高产量，想要修建灌溉系统，那这个利益就必须重新分配，为啥？
传统社会搞的那些水利设施，技术含量低，往往就是石头和灌木垒起来的，是经不起洪水冲击的。每到雨季结束，大水冲了几个月，这些设施基本上都要维修加固。
这个工程量可不小，需要上下游民众一起配合，才能及时完成。所以在尼泊尔农村，传统的灌溉系统，从设计、建设到维护，基本上没政府什么事，都是农民自发在参与。
你会发现，下游农民更积极，因为这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对上游农民来说，因为要指望下游农民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在用水时候，就不敢只顾自己，更不敢恶意截水。经过长期博弈，下游农民，反倒成了维修水库的主力，上游农民则要负责清理水渠的淤泥。
有趣的是，世世代代以来，上下游的农民合作无间，他们反而达成一种默契，在田地里实行“轮耕制”：今年上游种水稻，下游种小麦、荞麦；明年上游种小麦、荞麦，下游种水稻。
上游农民的地理条件明明更好，有更充足的水源，却要每隔一年，种一次产量更低的作物。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背后蕴含的协作体系，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这也是奥斯特洛姆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传统灌溉系统，看起来落后潦草，不堪一击，基本还是够用的。因为，这是人和人之间亲密协作，妥善维护的结果。
接下来看现代化的水库。
当政府和慈善机构募来一笔巨款，雇佣专业工程师，用混凝土建设起宏伟的现代化水库，事情就发生变化了。看起来是好事，但事情却往糟糕的一面发展。
现代化水库建设起来后，经由水渠向上下游灌溉。这时候，下游农民就处于更被动的地位。现在的水库都是钢筋混凝土，非常坚固结实，蓄水功能很好，几乎不需要维护，所以上游农民就不需要下游农民的劳动力了。这时候，下游的农民当然就傻眼了，因为他们向上游要水的筹码消失了。
这时候上游农民才不管下游农民的死活呢，他们可以一直种产量最高的水稻，可以大水漫灌，不担心浪费，也不在乎下游农民抗议。
所以，长久形成的民间秩序就崩坏了，仇恨蔓延，原来世代交好的两个村子，经常会发生械斗。
从整体看，水库的建设并没有改善当地农业。它只有利于一小部分接近水源和水库的农民，绝大部分农民都没得到好处，而原来健康的“轮耕制”也瓦解了。
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会发现，哪怕最简单的农业工程，也蕴藏着复杂的社会协作。
用《卧底经济学》作者的话说：一个工程系统的技术部分，很容易被理解和改进，而这个系统背后的人文特性，却不容易引起注意。什么意思？
我们在谈论人类社会的变化的时候，经常会倾向于强调那些和人类无关的因素，比如技术的作用，资源的作用和地理环境的作用等等。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任何人类社会变化的达成，本质上都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如果缺了这个看问题的角度，我们做事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幼稚。
比如有一次，我问一位管理咨询界的朋友，我说你们无非就是卖一个管理方案给企业，动不动就几百万。那你成功做一单生意，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啊？
他说，其实我们出售的不是这个方案本身。方案好，那只是基础，关键是做方案的过程，看你能卷入这家企业上上下下的管理者多少时间多少精力。
如果一个方案，各层管理者都参与过，给你出主意，那最后这个方案摆到桌上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对它有贡献，人人都会投赞成票，这个生意就做成了。
我说，哎呀，那你这个生意看起来跟骗术差不多啊！
他说，这么说可不对，就冤枉我们了。你以为管理方案是啥？管理方案不是写在纸上的PPT，管理方案的最终目的，是要优化这家企业内部人和人之间的合作状态。我们的介入和工作，就是把他们的意见要出来，整合起来，让每个人觉得自己都有贡献，都觉得是自己的主意，还乐意去执行，这不就是最好的结果吗？
你看，做任何和人相关的事，本质上都是建立一个协作系统。让更多的人介入其中，卷入更多方面的价值，有时看起来和这事无关，往往反而是成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