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两京制度已经比较清楚，我总结几点学者不常提到的观点：
两京制度也叫两都制度、陪都制度，肇始于西周洛邑，此后历代大王朝都有实行两京或者是多都制，比如东汉两京、曹魏五都，宋元明清等。隋唐时期也一样先后有多京制度，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京城长安与东都洛阳，其中长安具有法定的京师地位；
1、历史上的多都制度可以叫不同的名字，但是具有京师地位的只有一个，比如明成祖以后的南北两京，京师、京城显然是北京，同样唐代京师地位的定义也是明确的：
《旧唐书》：“京师、秦咸阳，汉之长安也”；
《唐六典》：“京城左河、华，右陇坻，前终南”；
《新唐书》：“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以京师为西京”；
《通典》：“隋大兴，今京城是也，武德以来称京城”；
2、除了京师的地位外，隋唐时期长安被称为“上京”也是一直延续的；这也充分显示了长安都城地位的至高性。这在隋唐时期记载很多，我们摘录一些皇帝的诏书等官方文件，更能显示其权威性。
隋文帝：大隋受命，出诣上京。
隋炀帝：三元建上京；
唐太宗：远将经教，来献上京。
唐高宗：冀冀上京；大礼云毕，回舆上京；抑天府之奥区，信上京之胜地。
武则天、中宗：将归上京；
中宗：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玄宗：且游上京，徐还故里；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
德宗：洎复上京，荐遭歉岁；扫荡氛?，廓清上京。旋师中冀，讨孽上京；
宪宗：辇金帛以输上京；
宣宗：上京两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各增置八寺；
僖宗：朕端居上京，默念东洛；上京诸司及天下州府负犯逃走罪人，今春已降德音；
昭宗：时以上京初复，群情未安；朕昨者初复上京，方安庶品，且期静理；
3、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皇帝经常东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长安人口太多，东南漕运不便，所以皇帝经常东巡洛阳“就食”，这在唐代很多文献中都有说明，但建东都洛阳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支持长安，这在玄宗时期的文献上说的很明白：
“高祖、太宗，肇造区夏，据秦百二之势，袭汉累世之基，定都长安，以隆上京。惟是洛宅，虽不获奉万乘之驾、建诸夏之本，而文皇帝顾瞻历览，眷此旧邦，肇新东都，作对咸秦”
“关中帝业所兴，当百代不易；但以地狭谷少，故乘舆时幸东都以宽之。”
“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居东洛”
这个记载很明确的说明了唐代定都长安和建东都支撑长安的原因；
玄宗开元后期，随着长安漕运的顺畅，玄宗“不复东幸矣！”
4、从隋唐时期城市建制等级来看，长安也是显然高于洛阳，比如隋唐长安从外郭城到宫城的明德门、朱雀门、丹凤门都是最高等级的五门道，洛阳只有三门道，傅熹年先生说：“五门道是京制、三门道是都制。。。”，杨鸿勋：“洛阳是陪都，所以为三门道”，再比如隋唐城址分为“京城、都城、州城”，洛阳宫城在城市的西北角，宿白先生说“这是明显的区别于长安，这样的规划是下京城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