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来说，地方史志记载是有些根据的。在宋代，文人把作诗词作为风雅俗事，而以赋论为重。欧阳公之宋代文人，皆喜以游历山水而寄情诗赋，往往借景抒情。而地方志史一般采纳其风物诗，一方面诗以风物，另一方面文人雅士，更何况欧阳公身居过高位，且宋代文人领袖及大文谊。这首诗是为地方人文风物诗，并借风物抒已境遇之思赋，应该是首不错的风物诗并文人诗。至于是否确是欧阳公所赋，另当并论。而月色先生的诗，不知是否融入地方人文风物并结合自己人生的阅历境遇而况味诗曰，也是另当并论。诗不在于好，而在于好物。好又怎样，差又如何。诗在宋人来说，也只不文人玩味而已，并不以为意，何不学宋人不当一回事，或许自然之流露，情感之真诚适意。欧阳公的道气也好、玄味也好，隐逸也好，也皆自诗而言，月色先生锐意诗气也好，格律平仄合韵也好，只要自己诗气纵越，也就月光千顷而昭然若视了。我也认为欧阳公的诗意照耀了同是天涯沦落心，而相逢何必曾相识。而月光千顷而逢欧阳跃然纸上，何乎濡须无为子杨杰公之遇苏东坡也！也许再过一千年，你的诗也会无为古志而收录，时为月色千顷高士偶作也。文人不就是玩吗？玩得快活人文雅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