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十位大将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战创4个;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陈赓：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十位大将累记战创37个，平均每人3.7个。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开国将帅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他们的上半生——亦即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与20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

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其中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处;颅顶一处;右眼一处，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处，险些丧命;左臀部一处;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处，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处;右手侧面一处。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中将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身上有战创15个，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昏迷一天一夜。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连长最喜爱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这时却突然发现将军的手指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拣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
开国将帅们经历了死亡的考验，而在以后的人生中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质量，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记，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个个战创，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
在走进21世纪的今天，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帅们正在消逝，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代开国将帅。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比起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自然灾害频频降临，生老病死纠缠着人们，苦难和死亡仍是人类无法破解的课题。开国将帅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走向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他们的传奇就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