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岁的梁从诫同林徽因谈起日军占领贵州都匀、直逼陪都重庆的危局,问母亲:“如果日本人真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答道:“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亲握着梁从诫的手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这是第一次,梁从诫觉得,自己温柔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别人”。
在李庄,一家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居住的房间以木板和竹篾抹泥为墙,梁柱被烟熏得漆黑,房顶上有竹制帐篷,老鼠和蛇常常出没其间,木床上的臭虫成群结队。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拿到钱后必须立即购买柴米油盐,否则便会“缩水”。面对展示大后方的艰苦,梁思成、林徽因从未有丝毫彷徨。梁从诫曾回忆“母亲这时爱读杜甫、陆游后期的诗词,这并非偶然”,她从中汲取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爱国情操。
“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
在李庄的4年多时间,虽然生活困顿,重病缠身,但林徽因对未来始终保持着一种坚韧的信心:相信抗战必会胜利,相信中国建筑研究事业会继续。在病床上,她开始读书。
“妈妈开始很认真地阅读《史记》与《汉书》等古籍并做笔记,为营造学社研究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建筑做文献准备,这是后来爹爹主持《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不可或缺的。”梁再冰告诉环球杂志人物记者,“妈妈关注各个时代的建筑物和‘人’的关系,同时也进入了各种历史人物的世界。”
这一时期对营造学社而言,是苦苦挣扎却硕果累累的时期。梁再冰说:“在李庄如豆的灯光下,爹爹和妈妈整理出了他们多年古建筑研究的资料,后来成为中英文版本的《图像中国建筑史》,那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换来的。”
林徽因还付出极大的心血,同营造学社成员一起,协助梁思成恢复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两期汇刊出版过程十分艰苦,从石印刻版到印刷全是他们手工操作,装订的时候连外婆都参与了。”
1944年,梁思成在《汇刊》第七卷第一期发表了《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研究中国建筑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