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经常为儒家学说辩护的读书人，我其实并不反对其他人对儒学展开批评，哪怕是激烈、尖刻的批评，也未必没有值得倾听的意义。但我确实比较反感那种连儒家到底主张什么都不了解就发起攻击的“喷子”。何以判定他们不了解儒家学说呢？因为我发现他们所欲批倒批臭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是儒家的主张，而是出于以讹传讹、人云亦云而“栽赃”到儒家头上的。比如，很多人众口一词指证的儒家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便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
　　翻遍儒家典籍与历代儒者文集，都找不到有哪个儒者鼓吹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有一个朋友，曾在微博上悬赏：谁要能从儒家“十三经”（即《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找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他奖赏2000元。我当时追加了2000元，并将条件放宽：只要从任何儒学典籍与历代儒家言论中找出宣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意思的话，都可以来领赏。可是两年过去了，至今这4000大洋赏金仍未能发出去。
　　我相信对先秦儒学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在孔子老人家的观念中，儒家并不赞同臣对君的绝对效忠与服从，而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得相互尊重，君臣关系才可以维持下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若不尊重臣，则臣大可不必效忠于君。所谓“君君，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说的就是这意思。孔子又认为，“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主虽然尊贵，却必须接受“道”的约束。如果君主的行事违背了“道”，臣也可以解除君臣关系，跟君主“拜拜”。
　　孟子的思想比孔子还要激进一些，他说，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意思是说，如果君不君，则臣可提出批评；如果君不听，则异姓之卿可自行解除君臣关系，贵戚之卿更是可废掉君主，另立新君。孟子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若君主无道，臣民甚至可以起而革命，“诛一独夫”。
　　孔孟开创的儒学，怎么可能会不分青红皂白倡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呢！在先秦，提出臣要绝对效忠于君的是法家，韩非子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此话大概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源头。
　　经战国—暴秦的摧残之后，汉代复兴的儒家学说已经不可避免地受了法家—秦制的浸染，比较强调“君尊臣卑”，出现了“君为臣纲”的“三纲”说。但即将如此，如果你去检索史书，便会发现，历代大臣援引“三纲”告诫君主，都不是为了论证君主的绝对权威，更不是要证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合理性；而是要求君主以身作则，为众臣树立一个正面榜样。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对“君为臣纲”有一个解释：“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显然，按真德秀的看法，“纲”乃“以身作则”之意，而非指“绝对权威”。宋儒也认为，“至于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还是主张“从道不从君”。

　　可以看出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最早出现在明代小说中，而在清代小说与戏曲中更为常见。小说作者提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时，前面通常还冠以“常言道”“古语云”“自古道”“俗话说”之类的前缀，表明它可能是明清时期流行于民间的一句俗语。至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句俗语，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此语的流行，应该跟明清两代皇权专制的高涨、愚忠思想的渗透有关。
　　朱元璋创建了一个庶几脱离了儒家教义与唐宋治理传统的皇权专制政体，他本人对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更是视之如寇仇。一日他偶览《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一段时，勃然大怒，说，这等反动的话“非臣子所宜言”。还杀气腾腾地骂道：“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宁得免耶！”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文庙，不得配享。后来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删掉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只准全国学生读“洁本”。
　　孔子的“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说法，也受到明朝人的批判。当过锦衣卫的沈炼（不是电影《绣春刀》中的那位）辩称：“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不义，妇不可以不贞；朋友不孚，吾不可以不诚。而曰‘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此儒者之误也。”将儒家对君臣双边义务的强调当成是“儒者之误”。
　　我估计沈炼本人应该没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意思，但有明一代，士大夫屡屡被帝王诛杀、羞辱，当庭打屁股，几无尊严可言，确实透出几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恐怖气息。清王朝的皇权专制与思想禁锢程度，比之明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间俗语与文人小说中流行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来，也就不奇怪了。但我们还是要澄清：没有一个儒家会赞同、宣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混账主张。只有专制的帝王才喜欢这一套理论。
　　在这篇小文的最后，我还想顺便澄清另一个误解：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说并列出现的还有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但“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同样也不是儒家教义。
　　孔子的学生曾参曾向孔子请教一个问题：“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服从父亲的命令，是不是孝道？孔子愤然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孔子认为，做儿子的，对父亲不该一味服从，而是要辨明是非对错，若父亲有错，则应谏争，这样才可避免父亲身陷于不义，这才是孝道。
　　曾参是一个有点愚孝的人，有一次锄瓜，因不小心弄断瓜根，被暴怒的父亲一棍子打昏了，他苏醒后却向父亲赔罪，还回房弹琴，表示身体并无不适。孔子得知后，非常生气，对弟子说：“参来勿内。”拒绝见曾参。孔子还借此事告诫弟子：“汝非天子之民也？（你父若）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在孔子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父亲的子女，又是国家的公民（天子之民）。父权并不是绝对的，父权之上，还须有普遍保护人权的王法。
　　今天，在美国那里，如果父亲体罚孩子，邻居肯定会报警，请国家介入。孔子会怎么看待这事儿呢？如果体罚太严重的话，我觉得孔子也会赞同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