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引史籍记载来看,姜维作出的军事部署调整,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放弃汉中外围,收缩防守,诱敌深入 更改了自魏延镇守汉中以来“拒敌于盆地边缘山区”的作战方针,撤消了外围的大部分据点,军队集中到汉、乐二城,分别由蒋斌、王含驻守,各领兵五千人。西陲则严守阳安(平)关,主将为傅佥、蒋舒,阻止敌人破关后攻击武兴(今陕西略阳)或南下剑阁。并准备派遣小股部队进行游击骚扰,待敌军乏粮撤退时乘势反攻。
2.削减汉中人马,退往汉寿 命令汉中都督胡济率领部分守军撤至汉寿驻扎,待命行动。汉中驻军原来不满三万,此时大致分布情况是:汉、乐二城各5000人,阳安关可能也有5000人,几个围守(如黄金、兴势围)各留少量兵力驻守,恐怕总数不足二万。
3.加强陇西方向的防御 姜维所立的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诸围守皆在陇西前线、蜀国北境,即今甘肃省南部。据刘琳考证,建威在今甘肃西和县南;武卫、石门都在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武城围在今甘肃武山县西南武城山上;西安、建昌、临远三围具体地点不详,但亦当在甘肃南部。姜维的部署是在上述七围加强兵力,巩固防务,可见他还是把对魏作战的攻防重点放在了武都、阴平以北的陇西前线。
4.主力屯汉寿,后移沓中 姜维从关中退兵时,所率蜀军一部分随他撤回成都,另一部分留在汉寿待命,仍然沿用费祎临终前制订实施的防御部署。前引《姜维传》及《华阳国志》等书也提到胡济率军退驻汉寿。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再次北伐侯和（今甘肃临潭县西南）,被魏将邓艾挫败。朝内诸葛瞻、董厥等人认为姜维好战无功,致使国内疲敝,准备上表请后主将其调回成都,夺其兵权。而专权的宦官黄皓也想罢免姜维的大将军职务,让阎宇担任。姜维对此疑惧不安,便率领蜀军主力在沓中屯田,不再返回成都。
对于姜维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埋下了祸根。其中郭允蹈的《蜀鉴》论述较为深刻,摘引如下: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汉中之险,在汉魏则阳平而已。武侯之用蜀也,因阳平之围守,而分二城以严前后之防其守也,使之不可窥;而后其攻也,使之莫能御,此敌之所以畏之如虎也。今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知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殆哉。
先贤的评论非常中肯。蜀汉与曹魏相比,在兵众和财力上处于明显劣势,之所以能够守住汉中,拒敌于国门之外,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依托汉中外围险要地势进行防御作战,这样可以用少数兵力扼守山川险隘,阻击来寇,使之不能入境。魏军人马虽众,但是千里跋涉,粮运难继,无法作持久对抗。蜀军如果弃险不守,抛掉了自己的有利条件,使强敌轻易进入平原,得以发挥其兵力优势,那么汉、乐二城及阳安关的守御便岌岌可危了。这是一种极其冒险的战略部署,实施成功固然能获大胜,但以孤城弱旅应对强敌猛攻,难保不出疏漏,一旦有失,汉中被敌人占领,就会对蜀国安危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蜀军主力在北伐侯和失利后,没有返回汉寿,而是留驻沓中屯田,更是一个严重错误。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军主力平时屯于涪县、汉寿,位于后方。北部边境报警后,由于有前线守军就地抵抗,援兵在赶赴前线救急途中不会遇到敌人的阻击和干扰,可以按照预定时间赶到作战地域。现在姜维担心自己回朝后会被夺去兵权,又念念不忘北伐陇右,故不愿退师汉寿。主力屯于边陲偏僻的沓中,一是暴露在敌人面前,容易受到攻击;二是和汉中东西悬隔千里,中间又有山水险阻诸多障碍;一旦形势告急,很难及时赶赴援救。魏军统帅正是看到了姜维兵力部署的这一破绽,在第二年分兵进攻,以偏师牵制住沓中的姜维,主力则顺利占领汉中盆地,并攻陷了阳安(平)关。蜀军自开战以来节节败退,未曾进行有效的抵抗,除汉、乐二城等少数据点外,汉中全郡均被钟会占领,并且长驱直入,通过关城天险向汉寿、剑阁进军。姜维“积谷聚兵,听敌入平”,将魏军主力牵制在汉中盆地加以歼灭的计划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