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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帘听政前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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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汝佳《垂帘风云录》


IP属地:江西1楼2015-03-05 13:29回复
    奕詝和奕欣兄弟在经过一番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激烈争斗之后,终于在道光三十年(1850)的春节分出了胜负。正月十四日,已进入弥留状态的道光皇帝,在他的书房“慎德堂”召见宗人府宗令(皇族的族长)、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相当于皇室的管家)等,当众开启装有皇帝亲笔朱谕的鐍匣,明白宣示:“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欣封为亲王”。
      为了避免因叙述复杂而产生文字理解上的歧意,皇帝亲笔书写的立储朱谕一般都很简明扼要,道光皇帝也不例外。但在清朝所有皇帝的立储朱谕中,除了明示储君外,同时还写上封另一皇子为亲王的,则以道光皇帝的这道朱谕为绝无仅有的。可见道光皇帝对于失败的皇六子奕欣一方是心怀愧疚的,所以采用这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予以补偿。
    汝佳按:道光皇帝的这道立储朱谕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一道中国皇帝亲笔书写的立储诏书,史料价值非常高。
    就在宣示皇太子的当天,六十九岁的道光皇帝驾崩,庙号“宣宗”,尊谥“成皇帝”。十二天以后,皇太子奕詝正式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元咸丰,以明年(1851)为咸丰元年,即清文宗咸丰皇帝。奕詝胜利了。这一年,奕詝虚岁二十岁,奕欣虚岁十九岁。
        咸丰皇帝奕詝的器局颇不宽宏,在他看来,父皇虽然将大位给了自己,其实心中是不以自己为然的,在立储朱谕中标新立异的写上加封六弟为亲王,等于宣告天下,奕欣虽然没有继承大位,但其能力却并不在继位的皇帝之下,这让咸丰皇帝的自尊心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此后一生都觉得有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从而埋下了日后兄弟间猜忌甚深的根子。此时,虽然恪于父皇的遗命,咸丰皇帝不得不马上册封奕欣为“和硕恭亲王”,但正式册封的典礼却没有立即举行,而是推迟到了咸丰三年。因为,到咸丰三年的时候,咸丰皇帝迫不得已要重用这个弟弟了,欲取之,必先予之嘛。而王号用一“恭”字,很明显的一层意思,就是在警告这个与自己竞争失败的弟弟——你不要不服气,要顺从我。而另一层意思,则是表达了皇帝对未来兄弟感情的一种期待——希望日后两人能够“兄友弟恭”。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运动方兴未艾,清廷上下,莫不惶惶,国势渐呈“不可为”的态势。偏偏那位深受咸丰皇帝信任的“杜师傅”又在这一年八月去世了,后来极得皇帝倚重的肃顺现在又资历不够,不能参与最高决策。因此,在这一年十月初七日,苦于大厦难支的咸丰皇帝,不得不特命恭王“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之所以说这是“特命”,是因为清朝的祖制是禁止皇子和皇室宗亲进入军机处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因宗室亲藩趁机揽权而危及皇权。仁宗嘉庆四年(1799)一月,嘉庆皇帝虽曾一度以军机处事务繁重为由,命他的哥哥成亲王永瑆入职军机处,但仅到同年十月间,就因“不符祖制”而命其退出军机,所以这也算不得成例。
        以皇帝胞弟身份进入军机处的恭王,理所当然的成了军机处的一把手,那时候叫作“军机领班”,大概类似于今天的首相。咸丰皇帝为了表示他对六弟的绝对信任,第二年还授他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把军权和族权都交给了他。这可以说是咸丰皇帝登基以后,他们哥俩在政治上的一段“蜜月期”。
        可惜好景不长,兄弟俩的这段“蜜月期”在不到两年之后,便因恭王生母康慈皇贵太妃(即静皇贵妃)的生病和去世而彻底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则是兄弟间政治关系的严重恶化,直至咸丰皇帝驾崩时都不能化解,由此直接导致了辛酉政变的发生,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女主临朝的结果。
        据后来成为齐白石先生老师的王闿运在其《祺祥故事》里记载,当年奉孝和太后懿旨抚养奕詝的静皇贵妃对奕詝非常好,不但视同己出,甚至还到了“舍其子(奕欣)而乳文宗(奕詝)”的地步(这个可能多少有些夸张)。咸丰皇帝登基后,也对这位养育过自己的庶母非常孝顺,在《清实录》里,几乎每天都有咸丰皇帝“问皇贵太妃安”的记载。皇帝每天都去向不是自己生母的太妃问安,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咸丰皇帝虽然恪于祖制,没有晋封静皇贵妃为皇太后,但实际上的待遇,却跟皇太后没有什么差别。
    汝佳按:根据清朝的制度,晋封皇太后的后妃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新皇帝的嫡母,也就是先皇在位时的皇后,如前面提到的孝和皇太后,虽不是道光皇帝生母,但却是道光的父亲仁宗嘉庆皇帝在位时的皇后,故而能够晋封皇太后。同样,后来与慈禧太后一起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也是以咸丰皇帝的皇后、同治皇帝的嫡母身份晋封为皇太后的,而且因为嫡庶之分,在当时把持朝政的肃顺等人的刻意操弄之下,慈安的排名尚在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之前;再一个就是皇帝的生母,因为自己“肚子争气”,生个儿子做了皇帝,母凭子贵,水涨船高,自然也就成了皇太后,慈禧就是这样当上太后的。
    据王闿运的笔记和其它可靠史料记载,咸丰五年(1855)六月底,康慈太妃病重卧床。皇帝把康慈太妃视同生母,非常关心她的病情,除了每天正常的问安之外,还常常专门抽空去看望。可问题偏偏就出在他的这份孝心上:有一次,当皇帝去看望太妃的时候,看见太妃正侧身向里躺在床上休息,皇帝不愿意不打搅她,便摇手不让太监宫女禀告。太妃却在恍惚中感觉到有人进来,还以为来者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恭王呢,于是头也不转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又跑来做什么?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他(指皇帝)生性多疑,知道你总往我这里跑的话,会生出嫌隙的。”咸丰皇帝一听这话,当然明白太妃的意思,当然觉得很不高兴,便就喊了一声“额娘”,太妃听声音不对,转头一看,这才发现来的是皇帝而不是恭王。当时的气氛非常尴尬,太妃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仍旧转头朝里不说话。
        正是因为太妃这句怕皇帝生出嫌隙的话,才使得皇帝对太妃、甚至对恭王,都生出了很严重的嫌隙,可惜连恭王自己都不知道。
        还有一次就更严重了:七月初一日,皇帝得知康慈太妃已进入弥留状态,便急忙赶去送终。刚一到太妃寝宫门口,就碰见恭王神情悲戚的从里面出来,皇帝便问:“额娘的病怎么样了?”恭王回答说:“回皇上的话,已经是不行了,看样子是在等皇上的封号,就好瞑目了。”这里恭王所说的封号,当然是指“皇太后”的尊号。皇帝大概是听说“已经不行了”,一时着急,也顾不得多说什么,只“哦、哦”两声,就匆忙进去了。
        恭王误会了皇帝不置可否的“哦、哦”两声,是已经同意给母亲晋封皇太后了,于是马上赶到内阁传旨,令礼部等相关衙门准备晋封皇太后的典礼仪制。其实在咸丰皇帝而言,他那两声“哦、哦”,并不代表有任何明确的表示,所以当他看到相关衙门奏报的“晋封皇太后”的典礼仪制时,心中十分震怒。因为严格说起来,恭王这种草率的行为,已经是十分严重的“矫诏”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传圣旨”,这对至高无上的君权是一种挑衅。但是下面的奏报已经呈上来了,皇帝也不能硬说自己并没有晋封皇太后的意思,所以只好勉强批准了。这对皇帝来讲,实在是有点“哑子吃黄连”的味道。
      咸丰皇帝批准是批准了,可是他对恭王那份隐忍已久的恼怒却开始迅速发酵。七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康慈太后下葬后的第二天,皇帝便迫不及待的以恭王在“恭理太后丧仪”期间“礼仪疏略”为由,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令其重回上书房读书,美其名曰“保全”。虽然“加恩仍令内廷行走”,但事实上从此以后直到咸丰皇帝死前,恭王就一直被排除在大清朝的权力核心之外。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帝对恭王的处分实在是赤裸裸的“欲加之罪”——试想康慈太后是恭王的生母,他办理自己生母的丧事,怎么可能出现“礼仪疏略”的问题呢?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倒还真有人“礼仪疏略”,这个人恰恰便是咸丰皇帝自己:在康慈太后薨逝不久,内阁即明发上谕,对康慈太后的“丧仪”大肆“减杀”——明令将这位太后“不系宣宗(道光)谥,不袝庙”。就是不按惯例在康慈的谥号中加上道光皇帝的谥号“成”字,神主牌位不入太庙进行供奉祭祀。这些举动,无异于是告诉世人,与清朝的列代皇太后比起来,康慈这个“皇太后”是封得很勉强的。这对已经去世的康慈太后来讲,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
      汝佳按:道光皇帝死后正式的称谓是“宣宗成皇帝”,其中“宣宗”两字是庙号,“成”字是谥号。按清朝的制度,凡太后、皇后死后都应该在其本身的谥号中加上她丈夫的谥号,这就叫“系谥”,如咸丰皇帝生母的谥号就是“孝全成皇后”。封后而不“系谥”,这在明朝比较常见,但在清朝,以咸丰皇帝此举为空前绝后。
    尽管在如何对待康慈太后的问题上,咸丰皇帝已经做得非常过分了,但他仍然觉得不解气。七月二十七日,内阁再次明发上谕:“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朕与顾命大臣敬启密缄,亲奉朱谕,皇六子奕欣,封为亲王,钦此。朕祗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欣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惟是中外臣民,但以奕欣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系皇考遗命,不足以传信后世。著将此旨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将皇考朱谕封奕欣为亲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命各条之此,以昭信史。”这是公开告诉天下臣民甚至子孙后代,如果不是恪于父皇当初的遗命,“朕”是根本不会封奕欣为亲王的。手足之情,至此决裂,而咸丰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胸器局如何,也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当恭王联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成功,推翻咸丰皇帝临终确立的顾命辅政大臣制度,实现垂帘听政后,为了酬谢并进一步拉拢恭王,慈禧终于给康慈太后平了“反”,追还给了她作为一位过世的皇太后所应得的政治待遇。
      当然,咸丰皇帝之所以敢如此决绝的对自己亲兄弟母子下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在政治上足以替代王的人了——这个人便是肃顺。
      


    IP属地:江西3楼2015-03-05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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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顺
      咸丰皇帝即位以后,我分析肃顺大概是得力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端华,才逐渐得到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并继而予以重用的。端华是乌尔恭阿第四子,袭封郑亲王,这个人在道光年间,就是皇帝御前很吃香的宠臣。道光皇帝驾崩时,端华以御前大臣的身份,与另一位世袭“铁帽子王”怡亲王载垣一起,位列顾命大臣,成了道光皇帝的临终付托之臣,并继续得到咸丰皇帝的青睐。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年之后,当咸丰皇帝驾崩之际,这两个人再次入受顾命,并且成了顾命八大臣中名义上的首脑(实际上的首脑则是肃顺)。有清一代,一生受命辅佐父子两代皇帝的,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载垣、端华以外,似乎只有康乾年间的张廷玉可比。可惜这两位“铁帽子王爷”后来的时运不济,落了个“顾命大臣命难顾”的凄惨下场,终究也不过辅佐一帝而已。
         言归正传。咸丰皇帝即位以后,在短短数年间,肃顺的地位迅速升腾,从一个官运不济的闲散宗室,变成了在皇帝御前说一不二的当国大臣。咸丰初年,他先授内阁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再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等职,又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并历任礼部、户部侍郎。到咸丰七年(1857),更擢升左都御史、理籓院尚书,兼都统等,这就算是 “大用”了。八年,调任礼部尚书,仍负责理籓院事务,随后再调任户部尚书,出任御前大臣。等到咸丰十年官拜协办大学士,便成了名义上的助理宰相,可以称“中堂”了。
         虽然肃顺生具一副飞扬跋扈的权臣性格,在咸丰年间和他的哥哥郑亲王端华、以及端华的死党怡亲王载垣等连成一气,大肆党同伐异,但平心而论,肃顺的确是一个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敢作敢为的封建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才干在当时的满汉大臣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单论才干,恭王或者不在他之下,但若论那份敢作敢为的魄力,恭王恐怕也要略逊一筹。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肃顺深信“治乱世,用重典”的古法,明确主张“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咸丰八年,英国军舰侵入天津,朝廷派恭王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和侍郎耆英前去交涉。关于耆英,恐怕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对他都不会太陌生,这个“红带子”出身的亲贵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对“卖国”很在行(所以加个引号,是因为我始终认为在封建专制时代,象“卖国”这样的“大事”,实在不是某一位大臣想干就能干得了的事):他不但主持签订了著名的《南京条约》,而且还先后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因为这一系列条约都带有丧权辱国的明显特征,所以,耆英作为这些条约的签订者,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民愤甚至是官愤。但是,由于这些条约最终都是得到道光皇帝批准的,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事实上是得到了道光皇帝支持的,因此,在道光年间,耆英并没有受到过任何处罚,而咸丰皇帝却在即位之初就曾经革过他的职。
         这回耆英再次奉旨作为清政府代表与英国交涉,但他在谈判过程中,不仅事先向对方泄露了己方底线,更有甚者,他还借口有重要情况要向皇帝报告,擅离职守,私自跑回了北京。这是一种严重的临阵脱逃行为,咸丰皇帝下旨将他立即逮捕。后来有关部门给耆英拟定的处罚是“绞监候”,大概跟今天的死缓差不多。因为清朝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象耆英这样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国家高级干部的人,往往受到国家制度的公开庇护,享受所谓“议亲议贵之例”的优待,所以,咸丰皇帝和政府大多数人对这个处罚都比较满意,惟独肃顺认为对耆英的处罚太轻了,他单独奏请将耆英立即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结果,由于肃顺的一再坚持,耆英终于被改判死刑,在宗人府被赐令自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样是在咸丰八年,肃顺还借“戊午顺天科场舞弊案”,对清朝的考试和吏治腐败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整顿。这一年顺天乡试揭榜,一个唱戏的演员(优伶)平龄居然得中高魁,考进了前十名。在今天,演员的地位可以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一些明星大腕们往往能够动辄“演而优则学”,亲而易举的进入自己想进入的高等学府“深造”,但在清朝的制度下,演员却毫无社会地位可言,他们甚至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即使是明星大腕也不例外。但这个平龄却不但突破层层关口参加考试了,而且还考得很“优秀”,进了前十名。其实他这个成绩也是花钱买来的,案发以后,当咸丰皇帝下旨将其卷子挑拣出来复查时,发现平龄所作的诗文简直谬误百出,即使抛开他演员的身份不说,单就其考试本身的实际成绩而言,也是非常的糟糕。所以这件事一经曝光,就迅速成为官场的一个极大丑闻,顿时举国大哗,套一个今天流行的说法,大概可以叫做“戏子门”事件。迫于制度和舆论的压力,咸丰皇帝不得不下令调查,结果在肃顺的坚持下,不但副主考尚书李凤标、左副都御史程庭柱等一大批高级官员因此纷纷落马,被革职的革职,杀头的杀头,甚至连主持这次考试的文渊阁大学士(名誉宰相)兼军机大臣(实际宰相)柏葰,都未能免于一死。
          柏葰,巴鲁特氏, 字静涛,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出身。咸丰六年,以翰林院掌院学士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也就是军机大臣),八年再拜文渊阁大学士,成了名副其实的“真宰相”。柏葰虽然位高权重,但为官却十分清廉。道光年间,他奉旨出使朝鲜,朝鲜国王大概出于以往的惯例,馈赠给这位来自“上国”的钦差白银五千两,算是路费(程仪)。朝鲜李氏王朝自明朝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藩属,数百年间几乎完全依赖中国的庇护才得以延续国脉,所以,其国王对“上国”钦差有这种私下馈赠的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中国政府不但默许这种行为,而且还隐然认为这是宗主国受藩属国尊崇的一种具体表现。但柏葰却拒绝接受朝鲜国王的馈赠,只是因为对方执意要送,柏葰实在推脱不掉,才勉强收下。不过,柏葰收下归收下,却没有象其他官员一样,心安理得的将这一大笔合法外快落入自己的腰包,而是在回国以后,立即将这件事如实的报告给了皇帝,同时把受赠的银两全部上缴礼部,通过礼部再交由朝鲜使臣带回朝鲜。所以在当时,无论是官阶,还是官声,柏葰都堪称是旗人中值得骄傲的代表人物。
         在这次“戏子门”丑闻中,柏葰本人事先并不知情,更谈不上从中受贿,只是他一个叫靳祥的家人从中得了好处,打着柏葰的旗号四处为平龄活动钻营,使其考中。事发之后,刑部会审给柏葰拟定的处分是“斩立决”,也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清朝的司法部门在给犯罪的一二品官员量刑的时候,往往都量得比他最后实际得到的处罚要重一些,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方便皇帝在作最终裁定时可以进行减刑,让皇帝去做好人,借以显示“圣德仁慈、皇恩浩荡”。当时给柏葰的这个量刑就是如此——并不是真的想要他的命。当时很多人、甚至包括柏葰自己都认为他绝不会真的被处以极刑,最多也就是充军新疆而已。而象他这样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只要是不死,就一定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柏葰在临上刑场的时候,还很轻松的吩咐他儿子替他准备好充军路上的生活用品,在北京城外的夕照寺等他,一旦皇帝减刑充军的“恩旨”下来,就好马上离京上路。
         咸丰皇帝确实也准备将柏葰充军了事,因为究其性质而言,柏葰本人在本案中最多也就是个失察之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担领导责任。而且清朝开国二百余年,还从来没有在菜市口(清朝斩杀高级官员的刑场)公开杀过一个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先例。
         汝佳按: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一职,但一入内阁当上大学士就算是名义上的宰相了,军机大臣则是事实上的宰相,柏葰以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则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乾隆年间杀讷亲、嘉庆年间杀和珅,均只是赐令自尽而已,都没有押赴刑场公开砍头。
         然而肃顺却认为这正是一个杀一儆百、整饬吏治的绝好机会,因此坚持应当对柏葰立即执行死刑。当咸丰皇帝替柏葰辩解说“法难宽宥,情有可原”时,肃顺反驳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法难宽宥”。在原则面前,皇帝被搞得无话可说,终于下旨砍了这位“柏老相国”的头。在杀柏葰的这道上谕中,咸丰皇帝无可奈何的引用了肃顺那句 “情有可原,法难宽宥”的话,并且还特别加了一句“(朕)言念及此,不禁垂泪”,可见他心中实在是想放柏葰一马的。
         据说,当柏葰在菜市口刑场上看到他的弟子、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来时,一下就意识到是肃顺必欲将自己置之死地,此身已是在劫难逃,忍不住脱口而出:“皇上断不肯如此,必是肃六(即肃顺)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只怕有朝一日,他也会和我一样的下场。”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不过,几年以后,在与慈禧太后和恭王的斗争中惨败下来的肃顺,确实跟柏葰一样,被押到同一个地方砍了头,据说连行刑的刽子手都是同一个人。而当时头一个顽固坚持要把肃顺“斩立决”的,就是赵光,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赵光是在毫不掩饰的为他老师报仇。
         因为柏葰在进入军机处以后,事实上跟肃顺以及他的同党载垣、端华等人存在政见不合的问题,所以现在有很多研究者认为,肃顺之所以必欲置柏葰于死地后快,完全是出于打击异己的目的。这其实是很片面的看法,我认为肃顺无论是杀耆英还是杀柏葰,除了出于打击异己的私心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是为了整顿早已腐败不堪的官僚队伍,达到他“儆官邪而申国法”的目的,这当然是出于他“严禁令、重法纪”的指导思想;第二个原因是肃顺有着既典型而又与众不同的“族群歧视”思想。我之所以说他的“族群歧视”思想与众不同,是因为通常有这种思想的人,歧视的往往都是别的族群,而肃顺所“歧视”的却恰恰是他自己地族群,这个族群不是单纯的特指满人而言,而是早已融为利益共同体的整个满蒙八旗。无论是耆英还是柏葰,都是满蒙八旗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一为皇室宗亲,一为枢廷重臣,肃顺擒贼先擒王,正好拿他们杀鸡儆猴。
         我说肃顺歧视自己的族群并不夸张,他不仅对耆英、柏葰等八旗代表人物大开杀戒,而且还常常在各种场合大骂旗人,抬高汉人,他有两句“名言”颇能代表他的思想:一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利害得很。”二是“满人糊涂不通,不肯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这些话即使是在今天看起来,也显得十分偏激,可见肃顺对旗人是多么的瞧不起。虽然这多少是出于对旗人“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但不管怎么说,肃顺这些偏激的言语举措,都无疑严重的伤害了几乎整个八旗官民、尤其是八旗贵族官僚的感情,从而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八旗的支持。八旗历来被视为清朝统治的基础,肃顺缺乏这个基础,正是他后来一败涂地之余,还不能免于一死的重要原因。
        


      IP属地:江西本楼含有高级字体4楼2015-03-05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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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都是吧主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 。


        IP属地:广东7楼2017-09-09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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