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现在有一句话叫作“地球变小了”。相对于古代的世界，现代通讯的发达、交通的便利将世界缩小了。当我们刚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可以指着一幅绘制完整的世界地图向我们介绍这个世界的完整状貌，对于我们而言，这个世界是地球仪与世界地图上面花花绿绿的国家名字组成的，没有任何悬念与新奇。
但是对于古人而言，却并非如此。
古代的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汉文化为主的华夏范围内。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会与异域的文明进行接触。在汉代到三国这段时期，人们对于异域的知识，是由一部分人的旅行见闻和新奇想象组成的。张骞出使西域，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丰富的有关异域的知识，但人们对于异域的了解，却并非限于张骞出使西域所带来的狭小范围之内。如果我们阅读史料，重新走回当时的那个世界，就会发现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如此的新奇与有趣。

（一）“王怪其状”——秦王嬴政与异域人的一次碰面
三国时期有一位高僧叫作朱士行，是古代中国第一位出家僧人，他的法号叫作“八戒”，据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的原型这位高僧“朱八戒”。他有一本著作叫作《经录》，上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秦王四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于国外。】
这是我所知的史料中最早的一次与西域人接触，当时的中国正值战国末期，距离嬴政统一六国还有二十二年。这是一批佛教徒怀着传播佛教的心态来到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国家秦国，但是秦王嬴政觉得这些人长相奇怪，先将他们逮进监狱，然后就放回了国外。
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中说，“朱士行《经录》，谓秦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
蒋维乔认为朱士行的这段记载虽然符合情理，但是仍然存疑。不过这并不能否定这条史料的价值。假如这条史料是真实的，自然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对于异域人的一种态度。但即便是虚假的，这段记载也必定源于早于三国时期的一段传说，这段传说能够流行而最终被记录在册，同样可以说明两汉时期人们对于异域人的一种态度。
从这条史料中可见，在最初阶段，中国人对于来自异域的人怀着一种新奇的态度，他们并不相信这些人能够带来更先进的文化，但与此同时也不是简单的就认定这些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中国人对待这些人大概只是一种感到好奇的态度：
咦，这些人真奇怪！

后记：中国文化中的温柔与傲慢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在现代流传极广，甚至变成了了解当时汉代思想的唯一途径。但是，这句话很可能在当时并没有过多的含义，断章取义到现代，以现代民族主义的眼光去看待才会产生激动人心的效果。如果心平气和的去审视古代的历史，在汉代到三国，那种“我为上邦，彼为蛮夷”的心理并不是特别严重。尽管，在当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汉文化也有相当的自信，但绝不代表对其它文化的绝对鄙夷。
《列子》载【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无人能名焉。】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中说“这是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儒家不相歧之证也。”这话未免太过幻想，没有什么根据。但无论如何，连《列子》中都有孔子说出此话的记载，可见古代的中国人对于异族并不是那种“无知的傲慢”，而是怀着一种谦虚温存的态度。即即使在异域，也有可能有其它有文化、有教化的民族。这是一种十分温柔的文化，正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其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纯粹是晚近在的产物，是在列强的刺激下而产生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来源在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古代。
或许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纯属是晚近的产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早在明清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一种在文化上的“无知的傲慢”。然而我却觉得，这种傲慢并不能追溯到汉唐，而是要追溯到遭受危难的宋代。正是在宋代汉族遭遇危机的时候，才产生了这种文化自大的民族主义，并延续到明清。而在真正强盛的汉朝，儒家文化却是以一种温柔的面貌出现的。当然，这篇短文并不能解决这个宏大的问题，所以这篇后记也仅仅是谈我的猜测。成文仓促，属于心血来潮之作，欢迎各位吧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