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坚定的“二里头＝夏”理论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几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几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有幸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就这一问题略作交流，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固有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什么惊人的新发现，获得了什么关键证据，而是方法问题。
　　这场争论的根源不在证据，而在方法，在思维模式。夏朝有无争论的正反两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问题和百年前商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之前，国际上也曾经怀疑过商朝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夏朝的证明应该也是这样：发现文物——发现城市遗址——破译文字——证实并完善古籍的记载。夏朝的证实过程难道会与此有什么不同吗？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会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错了。
　　因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区别。
　　而且，国际和国内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与他们的前辈对商朝的质疑貌似相同，性质却很不一样。
　　质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虽然极少被提起)，正是来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经被破译了一千余字，其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被确定为“夏”。有些学者怀疑某些未被破译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广泛支持。就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甲骨文来说，不仅没有“夏”字，也没有“冬”字。只有“春”和“秋”两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中国编年史书为什么经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没有“夏”和 “冬”两个字，说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每个季节6个月，两个季节就是一年。不仅商朝人如此，和他们同时期、同纬度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在此纬度区间内，气温要么热，要么冷，一年两个季度足够了。不热不冷的过渡期很短，没必要为1个月专门设季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类似于清朝的乾隆。

汤武王难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从此得到各地诸侯的尊奉吗？
　　很遗憾，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自五帝时期之后，中国就只有一个王朝——神圣的、伟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
　　这个朝代从五帝之一的帝喾 (帝俊)开始，绵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经臣服于大禹，倒是确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禹”字，顾老教授据说还因此讲过“大禹是条虫”(这个传说大概是瞎编的，顾的原话是说“禹”字和虫有关，并进而推论出当时流行虫/蛇崇拜等等，这倒是很明显)。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从《史记·夏本纪》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说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说他的后裔。四百年内他们就干过这点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因为它和《商本纪》的情节太相似了：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夏朝总共出过3件大事，即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国。前二件事可以合并为一件，它与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尔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协助下攻灭有易氏(极可能就是《尚书》里所谓的“有扈氏”)，为父报仇的情节异常类似，甚至连时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纪左右)。
　　夏桀亡国的过程似乎有许多细节，可是又都与商纣亡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国王年轻时有才气，立过功劳，然后骄傲自大，沉迷酒色，宠幸邪恶的王后和几个坏蛋，诸侯甲劝谏被害，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释放，诸侯乙仁义明德，吞并邻邦，最后讨伐国王，国王一战而败，都城不守，战争就结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个别细节之外，它们一模一样。
　　难道一个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这么点历史故事吗？甚至民间传说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说大禹的。看来，就连古代的说书人和听众也对夏朝没什么兴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以前就存在着。这也是几十年来最被怀疑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个方国，例如传说灭夏的有穷氏部族的城镇。
　　总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而只被周人承认的。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当官，后来看到夏朝衰败，才从山西西南部迁徙到陕西去自立山头了。周人对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无夏朝，这似乎很难以理解。如果说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凭空编造的，似乎更难以接受。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
　　古籍说夏朝虽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着夏桀流放到鸣条，另一部分人跟随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对外扩张不断，不会和这两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联系，特别是此后日益强大的匈奴人。许多证据都显示，夏朝其实也没有在公元前16世纪灭亡，而只是转移了阵地。不少考古学家都怀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劲敌“土方”，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夏禹开创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时期，土方对黄河流域的威胁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
　　实际上，反对将陶寺、二里头等地陶符称为“文字”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来自他们。也许再过几十年，下一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大师们考证起来会比较大胆一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向来是广受推崇的学风，我没有本事小心求证，只能在这篇小文的结尾作一大胆假设：
　　大禹死后，他的事业迅速瓦解，各个邦国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相当近似(与春秋时期相仿)，但在政治上却各行其是，而商人更日益强大。商王上甲微攻灭有易氏之后，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汤武王更是在短期内吞并了大量邦国(《诗经》所谓“昆吾夏桀同日亡”)，将商朝推向鼎盛。但是，夏人并未被征服，一部分西迁陕西，成为周人，另一部分北上山西、河北和内蒙，成为商朝的劲敌“土方”，与商朝形成了南北朝的关系。

因此，从商朝人的观点看，夏朝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只承认大禹的领导地位，一位君主总不能算是一朝），在商朝谈论夏朝属于叛国行为，在土方谈论商朝也是如此。武丁战胜土方之后，周人不得不接受商朝的统治，但仍然不时地反弹，最终联合各个反商势力将商朝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时13个世纪之久的殷商天下，或许始终笼罩在它不愿承认和谈论的“夏朝”阴影里。
　　归根结底，夏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恐怕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人，毕竟天生就是政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