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鲜花、月光下一起游泳！我恋爱了，但是因为我不和她结婚，后来她就走了；那很难挨。
但是山里，在上面像是个天堂！这么理想，没有担心，不会在意。纯粹的浪漫、游泳、手球、网球、夜晚的舞蹈、大自然。在我谈起这个夏日的时候，是不是看起来我日子并不悲惨？还是有点？
啊，但是当我们分手时那是多么的痛苦啊！一个美丽的夏日，一整年的心碎。

所以我们就朝可以即刻注册成婚的维几尼亚州出发了，一路上我都无法说话。开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勉力的咽了一下口水，还咕一声的问说：「你饿了吗？」
她说：「饿了。」
「好吧，那就吃饭。」
一整顿饭我都无法说话，我觉得我就像是阿特力士（Atlas）背着整个世界一样，但我还是决意继续完成。
我们跨过维几尼亚州界就在第一个写着「立即婚礼」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牧师走了出来，说：「噢，你们要结婚吗？好的。」

当他在说：「好的。」的时候，我昏厥了一下。然后他说：「现在，你们得在镇上找个地方住上三天我才能够为你们证婚，法律上的新规定。」
我见到一道曙光了，「噢！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能等了，我得赶回去上班。」，这完全就不是个理由，但它就是不受控制的脱口而出；顿时我觉得有一颗地球从我的背上滚了下去。
我就是无法做到。在回家的路上没有半个字。这件事情之后我没再见到过歇玛（Selma）；我实在是太羞愧了。我有想过要去见她，但我就是做不到。

当时这个对婚姻的障碍是无意识的；现在，当然了，我知道那是什么的。我是无意识的这么想要自在以致我无法容许自己再被婚姻给捆绑起来。
在那个夏天，以及和弗吉尼亚分手之后，我决定出国并逃离我那个不快乐的世界。大萧条还在持续当中而一切也都还很困难。我非常不喜欢我生命展现出来的样子并感到挫折。
我花了一百二十五美元买到一张往返英格兰利物浦（Liverpool）的来回票，并开始了一段从我内在的极度挫折、张力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旅程。我多半时间待在赫尔辛基（Helsinki）。
那是个多么理想、宁静又干净的城市啊！而且汇率也很划算，我一美元可以换到他们的一百马克。只要每周三块钱美金，我就可以支应所有的开销。那段时间里我只是生活着，我在教书时存了足够的钱。

我没作什么，只是观看而已。最好的就是得以从我和我的悲怆里脱离出来。在这里我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习俗、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一切里。这些都让我着迷，也意外的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看到在一个国家是对的行为，经常在另一个国家是错的。这让会我对人们和他们的方式变得具有较大的接纳性。我相信我在旅行中所获得的对生活和人民的实际知识，比我在大学四年中学到的还多。
我个人觉得旅行是犒赏自己的最佳方式，其次就是在大自然中露营。
即便是在欧洲，我总是会找个女伴，并活的跟我在美国的生活相似

我1935年从欧洲回来并想找一份空调工程师的工作，我想空调将会是未来的趋势，因为空调在那时才刚起步而已。
我去应征一份工作然而家荣华（Kelvinator）告诉我它们并不需要额外的工程师。我告诉他们我不要报酬，并实际的提供我的免费服务。
他们启用我，并在一个还是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给付我一周十五美元。到我得到每周十五美元之前的时间并不长，而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很高的薪水了。很快的我就厌倦这个工作了，并在年终之前辞了职。我合计出如果我自己开业来做，我能以家荣华的成本价来出货，还可以赚到跟他们同样的利润。我用我一个在商务法律事务所当职员的朋友的地址和电话，而我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头皮下。我是我自己的推销员、工程师、组装工、电工、水管工、和服务人员。

我第一笔生意是在1937年，架装在红十字皮鞋行。当我架上去时，我以一种我知道效果会很好的方式来架装；我减低风扇的转速并把叶片稍稍加大。我知道这样会比较耐用。
当我在推销这笔生意时，店东问我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会管用？两千块钱可是笔大数目啊，你知道。」于是我有了一个主意，我说：「如果这个不管用，你就不用付我钱！让我先装上去，只要先签合同就行了。」
我知道只要他签了字我就可以到隔壁的银行贷点钱来把设备架上去。我架好了，它也管用，而他也付钱了。
这样就开始了我空调的事业。我发现我一年只要做四个月，所赚的钱比当工程师做一年的还多。这是在我父亲逝世并留下一间简餐屋以及一万块钱债务的时候，所以我是同时做空调生意和经营简餐屋的。

我马不停蹄的在做但也觉得很乏味，于是我想到大都市去发展，纽约市。在1938年我带着一个聪明的主意离开纽泽西到纽约去，我开了一间非常小也非常有效率的简餐屋叫做驻马桩（Hitching Post）的。

我设计了白蜡木的柜台，并由一位德国的老师傅手工制做了高脚椅。这样看起来很漂亮，比那时候流行的黄、红色塑料家具漂亮多了。墙壁是红木的，整个地方透露着木料的天然气息。墙角还有一个壁炉。
我真的是工程化了食品生意，我可以把价格放的很低而报酬率又很高。我们的温软包炙牛肉三明治加天然酱肉汁只卖十分钱；而温软包热维几尼亚火腿三明治加天然酱肉汁也只卖十分钱；我们的家常奶油皮苹果派是现场烘焙的，加上一片干酪卖的也是十分钱。这派真的是很好吃。
虽然这些价格都很低，投资报酬率则比多数卖吃的地方要高出许多。到了1941年我就有了三家驻马桩并正准备开第四家之中。我一周赚一千两百美元，那时候，住在纽约百老汇的太福酒店（Taft Hotel）里。

我通常一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马不停蹄——每周七天。我总是长时间工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我总是还没钱就开始创业；第二个是因为我需要个有难度的投入来逃避我骚乱、不快乐的内心。
然后战事开始了。1941年七月我以工程师的名义被华盛顿特区的海事委员会（U.S. Maritime Commission）所征召，他们需要船只来运送战争物资到英格兰。我在工程计划审核部，管的是船舶的管路和机件。
打自一开始我就总想着要离开这个工作回去全时段的经营简餐馆，但是我被这个工作给陷住了。因为战争的关系，我无法离开我的职务；我的专长被认为是战争所需的，所以他们开了一纸延役令送到兵役处（draft boa-rd）去了。
每个礼拜六下午一点，我离开华盛顿回纽约照顾我的简餐馆；每个礼拜天晚上七点，我开车回华盛顿。一趟来回是470英哩。但我实在是无法远距操持它们，所以我失去了所有的简餐馆。

在海事委员会时我很讶异于我工程师同僚间强烈的反犹太情绪。
当我第一次走进委员会时，一个年事稍长的工程师说：「过来一下。」我就过去了；他问我是不是犹太人。在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呃，我讨厌犹太人。」
我问说：「为什么？」他答道：「犹太人都是小偷、骗子。」我说：「你是在说我是小偷、骗子？」他答道：「呃，所有布鲁克林（Brooklyn）来的犹太人都是小偷、骗子。」所以我回答说：「我就是从布鲁克林来的。」虽然我并不是。他就调头走掉了，并从此不再跟我讲话了。
这就是我对海事委员会的自我介绍。每次在我面对反犹太情绪时，我都会热血沸腾，但我会压制我的愤怒，最少是表面上的。另外有一次，我一个同组的人走过来跟我说：「噢，我在你一家店里买到了这种东西。」我说：「什么意思？」，我在华盛顿并没有分店。

他说：「我被骗了。」「在我分店里？」我再问一次。「你知道，我在一家犹太人的店里买的。」这就是事情发生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的，我的那些工程师同僚们。
1936年在我还在家荣华当工程师的时候，有一天主任工程师跟我说：「你知道，莱斯特，在碰到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犹太人和黑人鬼子都是一样的，但现在我觉得犹太人是有比较好那么一点点」。
这些并不是特例，这种事情一再的发生在我的生命里，直到我获得了自在并了解到我是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的责任主，它才停了下来。
我从小就因为我是犹太人而被揍；在高校时我经常被排斥和攻击；在大学时我加入的是犹太的兄弟会，那些住在对街非犹太兄弟会和我打触身式橄榄球（Touch football）的家伙们不会要跟我讲话，如果他们在学院舞会里碰到我的话。

我的一生持续的在遭受这种待遇一直到1952年。我在街上随时随地都听得到评语，我从来也没摆脱过这个。
当工作机会极为稀少而我又需要工作时，我先是被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所录取然后再被否决，因为我是犹太人。那是研发原子弹的计划，我从没为这次惋惜过。

我被归类为2B；好笑的是，我以为这就是说他们出征的时候我在这里、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也在这里的意思。
2B的意思是说「战事重点人员」的意思，特别是很需要工程师来生产物资。所以终其整个战事我都获有缓召令；虽然我还是跟个穿军服的人一样，被绑得死死的。
我的老板全是军人，不是将军就是准将；我没有自由选择要去哪里，我得到他们派我去的地方；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看，我就像是个没穿军服的军人。
当我看到和我同组一样领有缓召令的一些人被征召入伍的时候，我就在想；「嗯，总有一天我也是要去的。」但我无法让自己变到能去杀人的地步，我就是觉得我没法去杀人。

但随后我又说：「嗯，我必定要杀人，我有可能上前线的。」所以我就自我训练，以便一旦我被征召我，就能杀人。我去阅读所有纳粹加诸犹太人的暴行，并假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即便我持续这样做了好几个月，结果还是我觉得我没法去杀人。
我说：「嗯，如果我必定要杀人，那我就闭着眼睛做好了。」
在1943年我被转移到费城（Philadelphia）；在那里我受够了船只和管路，我想办法把自己弄进美国工程师协会（U.S. Engineers），外役到华尔街120号工作，为军方的建设工程做起草以及订定规格的工作。不过在这整个期间，我在心智上是有焦虑和忧郁症，在生理上则是有肾结石、干草热、偏头痛和肠胃道失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