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夏完淳《读陈轶符李舒彰宋辕文合稿》作年考
完淳集子中有一首著名的《读陈轶符李舒彰宋辕文合稿》：
“十五成童解章句，每从先世托高轩。
庾徐别恨同千古，苏李交情在五言。
雁行南北夸新贵，鹢首西东忆故园。
独有墙头怜宋玉，不闻九辩吊湘沅。”
其中陈轶符、李舒彰、宋辕文分别为陈子龙、李雯与宋徵舆。
这首诗歌显然只能作于甲申之后，因为完淳自称自己“十五成童解章句”，完淳乙酉年十五岁；此外，子龙于甲申年八月请假（实际上是辞职），但是到了年底才回到松江，他为这本诗集写了序言，则已经是乙酉年之间的事情，刻版印刷的时候则只能更往后，因此完淳读诗稿的时间不可能早于乙酉年。
白坚先生在《夏完淳集笺校》的笺中，认为这是完淳十六岁时所写，即丙戌年，一大原因是此时宋徵舆此年尚未中进士（宋于丁亥年中进士），完淳此诗的语句也没有后来在常州遇到宋徵舆时那么强硬，而是比较委婉。
但是，我认为这这首诗歌更可能在丁亥年春天所写。
因为李雯虽然于癸未（1643）年离开松江时已经与子龙告别一次，但是当时李雯是前往北京为父亲洗刷冤屈，而非主观上去投靠清朝，他当时也根本未曾料到明代会在次年迅速灭亡，更未料到清军会如此迅速入关直接摘了桃子，而自己竟会半自愿地成为清廷的助手。子龙显然未料到李雯到了北京后会与自己分道扬镳，所以这次分别显然不是“庾徐别恨”。
真正的“庾徐别恨”是在丁亥年春天，这一年李雯还与子龙等人在宋存标园亭相聚过一次，不到一个月之间，子龙卷入吴胜兆反正一案，李雯迅速离开松江北上，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假期的期限已到，必须回到北京，一方面是因为李雯是子龙曾经志同道合的好友，如果此时李雯还留在松江，可能会被当作另一个“吴胜兆”，与子龙同谋反清，李雯必须避嫌，因此急忙离开，这时候才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别。
这次别离，子龙和李雯都哭了，对于子龙而言，这次分别说明李雯当时为葬父而投靠清朝的理由不再成立，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使命，但是却依然要北上继续为清廷效力，这个朋友是彻底变节了，而自己也很快就要就义，这次无论如何是一次永诀：不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李雯是志同道合者还是变节者，他们过去近二十年的友谊是真诚的，他也理解李雯的苦衷与李雯性格中软弱的一面，进了那个门之后再出来就不容易，他哭了。
对于李雯而言，他这一走，就再也找不到为自己变节行为辩护的理由，因为父亲已经安葬，回到北京不再因为父亲的安葬事宜，自己也将彻底无面目面对这个故友，但是此次一别，恐怕终生不能再见，李雯为清朝效力的过程中始终是掺杂强烈的耻辱与羞愧感的，对于子龙从未有敌视之心而只有敬重之心，子龙已经卷入吴胜兆案，死期不远，李雯必须来见最后一面，但是这次会面既让他羞愧难当，又让他为生死别离而痛苦，这两个因素使得李雯痛哭。
因此只有这个时候，才算得上是“庾徐别恨同千古”。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宋徵舆的角度分析。如果此诗写于丙戌年宋徵舆未在北京考中进士时，那么此时的宋徵舆还远不是“新贵”，也不可能有南北之行，“雁行南北夸新贵”正说明宋徵舆已经考中进士，进士第在春天进行，因此即使宋徵舆中进士后不进行“实习”和其他任何可能逗留京师的活动，立即回到松江，回到松江也已经可能在初夏甚至更后，此时完淳可能已经得知宋徵舆中进士的消息，而子龙可能已经殉节（子龙五月十三殉节），完淳重读三人的合稿，感叹三者彻底分道扬镳：子龙殉国或者即将殉国，宋徵舆中成清朝进士，成为新贵，李雯匆忙北上回到清廷继续任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丁亥年春天，完淳是六月底或者七月初被捕，因此这首诗歌很可能就是丁亥年初夏前后所作，而非丙戌年所在。
那么为什么这首诗歌中语气还是比较和婉？这是因为完淳本身不希望自己情绪太激烈，而且诗中讽刺之意已经很明显，而且写的时候，宋徵舆不在面前，这首诗歌不是写给宋徵舆看的，而只是抒发自己的感慨。
到了常州遇到宋徵舆时，面对着这个为了荣华富贵而执意主动效力清廷、认贼作父的昔日好友，完淳显然要愤恨得多，而且写的诗歌直接是给宋徵舆看的，意在断交，语气自然强硬得多。